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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见到西班牙入侵者时，称他们为“神”（virucochas），因为他们骑着他们从未见过的“特别大的动物”（即美洲没有的马），穿着锃亮的马靴，手中的火绳枪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还能用“某种白单子”（纸）来相互说话，等等。[11]在这种心理中，皮萨罗（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武装团伙的首领）靠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当时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儿帕（Atahuallpa），杀死当时在广场上的一万印第安人；[12]此后又用分化、阴谋、谎言和各种卑鄙手段摧毁了整个印加帝国，劫掠了惊人的财富，[13]特别是土地这宗最大的财富，统治并败坏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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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入侵中国用了更长的时间。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后来日本加入）屡屡击败中国当时的政府军队，并强迫中国不断缔结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倭邻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极大地震撼了中华帝国。终于，到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确认西方入侵者们的文化是更高级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包括不同颜色的民主）是时代之神的化身，是可普遍化的真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装是“放出闪电光芒”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文字、科技（比如医学），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必须被“打倒”。以各种方式尝试的“全盘西化”成了时代的大潮流，儒家文化的主体部分和精英部分轰然倒塌。以这种方式，西方的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的现代思想与实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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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印度、伊斯兰等文化，儒家及印第安文化遭逢西方强力文化的方式太突然，缺少足够的调适期来多角度地认识入侵者，所以感到力量的高下极度悬殊，以至于一时间被完全震慑住，丧失掉基本的全局思考和权衡的能力，于是从文化上溃败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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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与印第安文化还有一个共同处，即它们的精英形态被西方击垮之后，在民间还有某种挣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过去的传统延命。这在中国就表现为“家长”、“民间医生”、“跳大神的女半仙”等等；在印第安则表现为“通灵者”、“治病者”、“女巫”等等。比如《月亮、太阳和女巫》一书，就记载了许多印第安女子如何在民间为自己的文化招魂的哀楚动人的事迹（往往还是通过天主教神父们的诅咒之笔）。但是，无一例外，这种柔弱而坚贞的努力都受到了西方化的主流框架及其代理人的最蛮横和“最有理”的镇压和污损，被安上“封建主义”、“迷信”、“邪教”、“魔鬼的同谋”等等最有杀伤力的咒语，被“正教”、科学主义、“群众运动”迫害得死有余辜。西方框架所承认的某个宗教，或某个“主义”或“主义者”——比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受到迫害，都有某个靠山来为其说话，来主持正义；只有非西方的生命文化的下层人被迫害时，无人怜之，因为它们已经被这个主流框架妖魔化得比敌人更反动、比异教更邪门了。这里才是真正“他者”的“鬼域”之处，是让知情者最心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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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印第安命运的不同仅在于，它在主流社会中的最后毁灭或被严重摧残主要不是西方人直接操刀所致，而是假那些西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手。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向西方意识形态“皈依”的实质是一样的。可以设想，如果可行的话，西方人完全会在中国做他们在美洲做的事情：既杀男霸女抢地，又灭绝当地文化。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口众多，有自己的文字和比较成熟的政府，有洋务运动和虽然不够先进、但还可抵挡一阵的武器，他们才不能像屠灭印第安人那样屠灭中国人，而只做到了摧毁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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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出现，成为鼓吹新文化的阵地。按照这个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中国文化不仅是弱的，难于在西方强权压力下生存的，而且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来讲，是低级的和劣等的，所以根本不配在现代生存。相比于以前的救亡图存的努力，比如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求挽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普遍客观的标准，从思想能力、道德水准、民族特性上，全方位地、一劳永逸取消中华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资格。这个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和被扭曲了的进化论，按照它，科学与民主是两项西方最突出的骄傲，而其中科学更是无敌于天下。实际上，这可红可白的“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了中国的新宗教，谁要是不认同它们就会遭到宗教裁判所那样的迫害。蔡元培在中国和北大的教育中驱除了儒家；傅斯年骂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胡适赞扬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鲁迅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是“吃人”；余岩则指控《黄帝内经》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鲁迅断言“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等等。[15]而且，这些都不是一时过激的言论，他们的主张后来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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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又想起孔子，又恢复了几个传统节日（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他们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区却已经耸立着各种意义上的“教堂”。无论是国家政体、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还是教育体制、家庭状况、娱乐方式等等，无一不经过了“皈依”的洗礼，而且从总的方向上，还在被西方构筑的全球化拖向更无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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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找回自身的艰难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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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与中国人今天还面临着一项相似的困难任务，即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已经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们如何能将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们诅咒的“异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圣坛的中心？已经是近一百年的全盘西化了，你让当今的中国人如何能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16]难道他们与我们都须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义上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管怎样，在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是必须做到的，即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这也就是说，确认以上所讲的事实，即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是一桩真真实实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强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样。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7]这话不错，但绝非仅限于他关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而是首先具有文化政治学的含义。现在最要紧的是，不管这罪行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难以纠正的恶果，如同强奸罪所产生的那种恶果，但首先要确认，这是犯罪！尽管我们身上就可能流着罪人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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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了，纳粹的罪行被以最高的音调确认并谴责到今天，成为国际生活中“政治正确”的一大标准；但上千万印第安人被屠杀或残害，[18]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抢夺，印第安原本文化被摧毁，对于它们，当今的欧洲和美洲的白人政府却没有诚恳的认罪、道歉和赔偿；儒家文化被毁灭，更没有什么政府、组织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谢罪、反省和赔偿。所以，确立儒家文化的原文化地位，就是赋予她在中华土地上的生存权，以及她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的祖先文化身份；同时也就是确认异族入侵者导致儒家文化毁坏的罪者身份，乃至儒家文化要求犯罪者的认罪和赔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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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恢复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曾经在中国犯下毁灭文化罪行的列强和组织的不可逃避的赎罪责任。此乃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的终极标准。至于这复活了的儒家要如何生存，她是否愿意调整自己，适应现代形势，那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涉。这里绝没有任何西方意识形态来提条件、做规定的可能。儒家的原文化地位以及基于它的生存权不容任何动摇和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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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教）、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the 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简称“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Confucian primordial Text），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无此儒在，无此儒文，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儒教之在？这就是所谓的儒在—儒文的源头主义（Confucian existential-cultural-textual fountain-m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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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不能再寄托于那些在历史上犯下了无数文化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制造各种灾难的文化机制上，而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文明体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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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引用北美著名印第安通灵者、治病巫师黑麋鹿的深刻而又悲凉的叙述，来结束这一已经颇为悲愤的篇章。黑麋鹿（Black Elk，1863年出生，起码活到1945年）是印第安的西奥克斯（Sioux）人，九岁时有了一次重大的神灵显现（great vision）的经验。在这次影响他一生的经验里，六位代表天地四方的“祖父”神灵向他展示并授予了世界的力量，命他回到世间去拯救处于困境中的印第安族人。他后来有过丰富奇特的经历，但是，在白人军队和政治、经济的扼杀力量面前，他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人间使命，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和目睹了印第安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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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麋鹿说道：“难道天空不是父亲，大地不是母亲，所有生命体——有脚的、有翅膀的或有根的——不是他们的子女？……我们就从那里而来，我们在她的胸脯上像婴儿一样吮吸生命乳汁，如同所有的动物、飞鸟、树木和青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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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老迈的人，现在从这个高丘回头去看，依然能看到（1890年12月美国军队在伤膝溪屠灭印第安整个部落的惨案中）被屠杀的女人和孩子们，成堆地散躺在弯曲的深谷中，其鲜明就如同我当时用年轻的双眼看到的一样。而且，我能看到还有一些东西在那血土中死去，被埋葬在了那场暴风雪里。一个民族的梦想，一个何其美好的梦想，就惨死在了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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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这个人呵，年少时被赐予了如此伟大的一次神灵显现，现在却成了个一事无成的可怜的老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生命圈被打碎了。于是再也没有中心了，那棵神圣的树已经死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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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中国人里边有一位黑麋鹿，他会说什么？他会这样向我们呼叫吧：“呼喊‘祖国万岁’的人们呵，你们明白‘祖国’的‘祖’意吗？你们的‘先祖’在哪里？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你们编织的生命圈的中心还在吗？那棵神圣的生命树上还有绿叶、繁花和鸟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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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儒家之外，中华文化中还包括很重要的道家文化、中国佛教文化等等，其中道家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原文化。对于唐代以后的中国人来说，中国佛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原文化。但毕竟，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里的主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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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Moon, Sun, and Witch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Class in Inca and Colonial Peru（《月亮、太阳和女巫：印加和殖民时代秘鲁的性别意识形态》）, by Irene Silverblat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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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南美的印第安人集中居住在三个国家：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那里印第安人的数量高于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他的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阿根廷中，印第安人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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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本的美洲人》一书的编者写道：“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原本的（北）美洲人（即当地原住民）有五百万人。到1890年，就只有二十五万了。在同一时期，白人人口（仅）在美国就从零增长到了七千五百万。这些白人篡夺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祖先土地，毁掉了他们生存机体的微妙平衡和传统的生活方式。”（The Native Americans: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North America, ed. C. F. Taylor,New York: Smithmark, 1991. 该书套封折边。方括弧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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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拙文“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第21—26页。以及“‘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2002年11月出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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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oon, Sun, and Witches，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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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oon, Sun, and Witches，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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