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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早期主要阵地而推动的文化革命运动，其主要参与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钱玄同、傅斯年、蔡元培（亦是重要的先导者和保护者）等。当然，后来又有许多人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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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创刊号（当时叫《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中，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大致可以代表此刊乃至整个运动的文化主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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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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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尊奉严复《天演论》的所谓进化论或天演论的思路，认为“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4]按这个标准，中华传统文化既愚且弱，无一可取，所以，为了“适世界之生存”，就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此文中的小标题点出了他心目中新文化的特点：“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等；一句话，“近代欧洲”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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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陈独秀更进一步，已经有了弱者、不适应者即应该被淘汰的看法，也就是从根本的价值观和伦理学上赞同强者、斥责弱者的倾向，反映在“相形丑拙”、“奴隶牛马”一类的话中。在此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他的文章《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更是直接痛斥东方的、特别是儒家的民族文化性：“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6]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这种看法几乎完全赞同。比如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就论证西方近代文明不仅在物质方面高于东方，而且“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7]新文化运动的后起之秀陈序经直言：“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8]鲁迅则讲：“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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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危险的改变。按照它，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不仅是弱的，难于在西方强权压力下生存；而且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来讲，是低级的和劣等的，所以不配在现代生存。相比于以前的救亡图存思想，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求挽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客观的标准，从思想能力、道德水准、民族特性上，全方位地、一劳永逸地判定谁优谁劣，从而取消中华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资格。这个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和被扭曲了的进化论，按照它，科学与民主是西方最突出的两项骄傲，而其中科学更是无敌于天下。所以不仅胡适高呼“科学万能”[10]、“无上尊严”[11]，认为任何文化保守主义在此锐器前都不堪一击，也不仅新文化运动早期人士无一例外赞同此说，而且，这种科学主义——注意，这“科学”既可以是自然科学，又可以是社会科学——今天已经超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牢牢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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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些人不赞同陈独秀、胡适、陈序经、鲁迅等人那种纯粹版的全盘西化论，觉得中国文化也有值得保留乃至发扬的东西。但这是在已定大局中的调整而已。根本的标准（崇强力的功利主义）已定，楷模（西方近代科学）已定，其余只是心理的适应方式和实用的修饰手法而已。下面涉及的一些例子，比如教育、中医和汉字的现代经历，可以展示出这些“两点论”或调适政策的根本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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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后果：变相的思想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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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士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它不仅可以被清楚表达出来，而且可以被普遍化地运用。于是，他们的判断或观点就被宣称是文化问题上的真理。这种思想方法上的普遍主义，是新文化运动（从广义上讲也包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哲理特征。它来自传统西方文化，其古代哲学的典型表达是柏拉图主义，宗教上是基督教神学，近代则是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它相信能够找到区分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而且可以将它们充分表达出来，运用到相关对象上去；所以总要将世界分为两块，一高一低、一光明一黑暗。人的使命就是去追求这已经被昭示出来的真理和光明，消灭谬误和黑暗。因此，在这种思想方法的势力范围里，没有终极的或真实的思想宽容可言，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基本逻辑。怎么能对谬误宽容呢？对于低劣、罪恶、丑陋，只应该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嘛。所以，这世界上真诚的普遍主义者们，无一不有思想上的专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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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反驳道：中国历史上的学说，比如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等等，也是普遍主义，它们也主张“仁”或“道”是普遍真理呀。不然。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中国佛教，虽然都相信自己获得了终极之真，但没有一个相信这个终极真理可以被充分对象化地表达出来，成为一个可以量尽天下现象的标尺。[12]“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9.4）“道可道，非常道。”（《老子》1章）“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心经》）所以，它们都认为真理的实现需要时机、技艺、缘分，不可能以充分对象化和普遍化的方式来直接判定真理的现实形态。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们都为其他学说和文化的生存预留下了空间和时间。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宗教战争，以及像西方中世纪那样的长期思想专制。儒释道三家之间虽有摩擦，虽有儒家的某种主导地位，但总的看来是互补共生的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思想宽容。西方这边则往往只能在怀疑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中找到宽容，找到普遍主义的泻药。二十世纪以来，当代西方哲学和文化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新动向。我们下面会提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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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接受的恰恰是传统西方的二分法思想方式（dichotomous way of thinking），所以一直带有强烈的思想专制倾向，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还要经常标榜自己的多元、宽容和思想自由。这其实是更可怕的。从上两小节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新文化人士对于中国自家文化的不宽容态度。它并不偶然，并非由某些人士的个人性格决定，而是这个运动的思想方式本身所命定的。既然相信真理已经在握，道路已经标明，剩下的只是如何去充分实现这真理，那么也不可能尊重他们眼中的非真理的自由和生存权。在这里，“焉有并行之余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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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根本处的异变，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文化哗变，和一种会令外人吃惊不已的文化自虐冲动、灭祖冲动。例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主张亲子关系和家庭是一切伦理、礼制与政治的根源。傅斯年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可恨的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14]胡适则赞许吴虞的主张，即“（儒家）各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人的法律制度”，颂扬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5]既然自己的祖先文化“吃人”（鲁迅《狂人日记》首倡此说，吴虞跟进），那么这所幸没有被吃掉的人的后裔，当然有资格来“吃掉”这个恶魔般的文化。这种论断基于仔细的考察吗？（“大胆假设”有之，“小心求证”有吗？或者，不完全服务于这“假设”的自由求证有吗？）有文化间的比较吗？（比如，基督教的“礼教”吃人吗？哪种礼教或文化不在新文化用语的意义上“吃人”？）更关键的，有对于自己论断方法的有效性、局限性的反思吗？看来都没有，却气势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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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靠了它，此文化得以长传不息，在千难万险中不碎裂。新文化人士却只看到西方拼音文字的优越，力主消灭汉字，用拉丁化取而代之。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就“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与陈独秀等人通信，称“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6]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方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17]这些理由，不少从表面看就不成立，比如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之末流”。汉字乃表意（ideographic）文字，“象形”（pictograph, hieroglyph）只是构字“六书”之一，更谈不上“末流”。说汉字“不便于识”，不对，它比拼音文字更容易识别。说它无法表达“新……物”，也无道理。[18]其他那些理由，也无不是基于认定拼音文字及其语法的优越之上，并无任何深入的、有真实对比视野的讨论。至于“妖言”之类的谴责，让人想起洪秀全的《原道训》和《十款天条》的表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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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赞同（只是不同意钱玄同还要废口头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胡适写道：“独秀先生主张‘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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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废汉字主张中那种不假思索的崇西蔑华的强烈文化立场，为新文化人士们共享。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后来的曲折表达者更多。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20]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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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难道只是一些过眼烟云般的激进言论吗？非也。对于所谓“宗法封建家族”、“封建礼教”、“中世纪的毛坑”的继起扫荡、摧毁，既在无数文学作品中，又在现实的社会变革和法律规定之中被实现。“孔家店”被查抄多次，现在基本上被当作博物馆或临时展销会馆使用。文字改革也颇有成果，虽然其“拉丁化”、“拼音化”或全盘西方化的目标还未实现，但朝向它的努力确实成了国家行为，导致简体字这一形态，使今天的中国青年难于读懂古书了。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提议都被充分实现了，而只是说，它们导致了重大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那么多还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后果，却从来没有被事前多方论证和事后认真反思过。新文化人士当时最常举的理由，就是中国的贫弱和西方的富强，其实首先是军事的强大。凭此一条，就可以事先判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低级甚至恶劣，然后就通过这有色眼镜来罗列罪证。他们从来不去考虑深层的理由，比如为什么军事和国力的强大就意味着文明的优等？而且，为何这种强大就一定意味着长久的生存优势呢？毕竟，历史上有过强大帝国不久就灭亡之例，如亚历山大帝国、秦朝、元朝等等。确实有过反对的声音，但都被送上几顶帽子、抓住一根辫子（就像辜鸿铭的辫子）而污损之、蔑视之了。而有些貌似反对的声音，其实已经说不上有什么挑战性了，比如某些新儒家人士，已经在大原则上认同了新文化运动，比如科学、民主、个体主义自由的终极真理性，然后寻求此框架内的某种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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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压制深层思想自由的现象举例（一）——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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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死角，这里举两个例子：中医和中国教育的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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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汪大燮先后为首脑）1912年发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的学制系统仿照德国、日本，禁止读中国传统经典，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均没有中医药的规定，造成所谓“漏列中医”的事件，引起中医界的抗争。汪大燮坦言：“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22]后来又有《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引出的抗争。南京国民党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2月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委员余岩提出《废止中医案》，对后来的国策有重要影响。余说中医理论“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中医诊脉“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自纬候之学”；攻击中医“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将《黄帝内经》视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灵素（指组成《黄帝内经》的《灵枢》与《素问》）之惑人，四千余年于兹矣……医锢于岐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23]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六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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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一方（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则回应道：“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可谓悲壮凄惨。行三千年而卓有成效之民族文化、民族科技，被西洋、东洋欺侮到诉求于准政治的口号（当时也只能如此），其情可悯，其理却未能打动时人。“不久，国府批准了教卫两部的呈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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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么重大的举措有没有经过有力度的研究论证（比如中西医疗效的真实对比）和不同观点的有效对话？从余岩举的理由看，这些都没有。如果已经认定西医的唯一科学性及其“事实”标准（比如充分对象化、解剖化的标准），按照它来谴责中医“不征事实”，岂非已经在深层处取消了争论与考察，而从源头处就给中医定了性吗？中医如果像他讲的，几千年中只在杀人（鲁迅、吴虞的儒家礼教“吃人”说的医学版），何以能维持至今？“凭空结撰，全非事实”者，到底是谁呢？而且，与本文主题更相关的是，为什么引入西医、向西方人学习，就一定意味着要灭掉中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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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岩的经历与思想特征反映出新文化运动与近代日本的某种内在联系。余岩（字云岫，1879—1954）1914年在日本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灭汉兴洋”的近代精神的重大影响，写了《灵素商兑》，全面否定中医的经典与基本理论。1871年起，日本推行全面西方化的医药政策，1895年，终于从体制上否决了汉医，成为世界上消灭传统医药学的一个典型。[25]历史上，日本知识界的主流学习中华文化与中医久矣，但一旦遇到他们心目中的更强者，就毫不留情地置换之，同时也绝不抛弃自家的文化传统，比如神道教。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道路可说是“兴洋灭汉保和”。中国人如此盲目跟进，要将自家文化的命脉都铲除，实在不智。兴洋灭汉之余，全无自家的着落，只有全数反水到西洋而后已。实际上，日本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起到了一个造就文化变革激进派的作用。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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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允许中医存在。但基本的指导思路也是西方科学中心论的，所以强烈要求“中西医结合”，其实质就是“中医（的西方）科学化”。[26]它对中医理论的基本看法是：其中既有必须清除掉的封建迷信、神秘主义的糟粕，也有“朴素的（即还不是‘科学的’）辩证法”。因此，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就是以西医为科学标准来解构和重组中医，抛弃中医的理论中枢和与之相配的一整套传授与实践方法，将其纳入西医学的研究与教学模式中来，当作被审查对象来判决，当作材料来加工。中医药学院或大学的教学，体现的也基本上是这种“中医科学化”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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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少有能依据传统中医思路临床看病的，往往要先由西医的仪器和方法诊断了病情之后，再依葫芦画瓢地去“配合治疗”。而“中医研究”，也变成了“研究中医”，按西医的思路来决定中医的合理性，比如因此就判定“五运六气”理论不科学，实际上也就是判定阴阳五行理论不科学。研究经络就要找出它们的解剖证据，不然不算真正的科研。所以，现在的中医科研人员不是在按照中医的热思方式做研究，而是在西式的实验室中做细胞和分子层次上的对象化研究，搞中药“有效成分”的提纯，钻研大批量生产中成药的配方。传统中医药治疗的灵魂——时机化、情境化的诊脉开方，正在衰落。简言之，就是“废医存药”，而这“药”也越来越丸药化、素剂化了。可以说，“漏列中医”、“废止中医”与“中医科学化”都是新文化运动思潮的表达和实现，里面都没有中医的思想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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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压制深层思想自由的现象举例（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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