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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压制深层思想自由的现象举例（一）——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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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死角，这里举两个例子：中医和中国教育的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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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汪大燮先后为首脑）1912年发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的学制系统仿照德国、日本，禁止读中国传统经典，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均没有中医药的规定，造成所谓“漏列中医”的事件，引起中医界的抗争。汪大燮坦言：“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22]后来又有《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引出的抗争。南京国民党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2月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委员余岩提出《废止中医案》，对后来的国策有重要影响。余说中医理论“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中医诊脉“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自纬候之学”；攻击中医“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将《黄帝内经》视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灵素（指组成《黄帝内经》的《灵枢》与《素问》）之惑人，四千余年于兹矣……医锢于岐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23]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六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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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一方（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则回应道：“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可谓悲壮凄惨。行三千年而卓有成效之民族文化、民族科技，被西洋、东洋欺侮到诉求于准政治的口号（当时也只能如此），其情可悯，其理却未能打动时人。“不久，国府批准了教卫两部的呈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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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么重大的举措有没有经过有力度的研究论证（比如中西医疗效的真实对比）和不同观点的有效对话？从余岩举的理由看，这些都没有。如果已经认定西医的唯一科学性及其“事实”标准（比如充分对象化、解剖化的标准），按照它来谴责中医“不征事实”，岂非已经在深层处取消了争论与考察，而从源头处就给中医定了性吗？中医如果像他讲的，几千年中只在杀人（鲁迅、吴虞的儒家礼教“吃人”说的医学版），何以能维持至今？“凭空结撰，全非事实”者，到底是谁呢？而且，与本文主题更相关的是，为什么引入西医、向西方人学习，就一定意味着要灭掉中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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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岩的经历与思想特征反映出新文化运动与近代日本的某种内在联系。余岩（字云岫，1879—1954）1914年在日本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灭汉兴洋”的近代精神的重大影响，写了《灵素商兑》，全面否定中医的经典与基本理论。1871年起，日本推行全面西方化的医药政策，1895年，终于从体制上否决了汉医，成为世界上消灭传统医药学的一个典型。[25]历史上，日本知识界的主流学习中华文化与中医久矣，但一旦遇到他们心目中的更强者，就毫不留情地置换之，同时也绝不抛弃自家的文化传统，比如神道教。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道路可说是“兴洋灭汉保和”。中国人如此盲目跟进，要将自家文化的命脉都铲除，实在不智。兴洋灭汉之余，全无自家的着落，只有全数反水到西洋而后已。实际上，日本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起到了一个造就文化变革激进派的作用。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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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允许中医存在。但基本的指导思路也是西方科学中心论的，所以强烈要求“中西医结合”，其实质就是“中医（的西方）科学化”。[26]它对中医理论的基本看法是：其中既有必须清除掉的封建迷信、神秘主义的糟粕，也有“朴素的（即还不是‘科学的’）辩证法”。因此，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就是以西医为科学标准来解构和重组中医，抛弃中医的理论中枢和与之相配的一整套传授与实践方法，将其纳入西医学的研究与教学模式中来，当作被审查对象来判决，当作材料来加工。中医药学院或大学的教学，体现的也基本上是这种“中医科学化”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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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少有能依据传统中医思路临床看病的，往往要先由西医的仪器和方法诊断了病情之后，再依葫芦画瓢地去“配合治疗”。而“中医研究”，也变成了“研究中医”，按西医的思路来决定中医的合理性，比如因此就判定“五运六气”理论不科学，实际上也就是判定阴阳五行理论不科学。研究经络就要找出它们的解剖证据，不然不算真正的科研。所以，现在的中医科研人员不是在按照中医的热思方式做研究，而是在西式的实验室中做细胞和分子层次上的对象化研究，搞中药“有效成分”的提纯，钻研大批量生产中成药的配方。传统中医药治疗的灵魂——时机化、情境化的诊脉开方，正在衰落。简言之，就是“废医存药”，而这“药”也越来越丸药化、素剂化了。可以说，“漏列中医”、“废止中医”与“中医科学化”都是新文化运动思潮的表达和实现，里面都没有中医的思想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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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压制深层思想自由的现象举例（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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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可以说，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在教育界的旗帜，被认为是北大精神的造就者。我完全不否定蔡先生对于北大的贡献，也不否认北大确有中国其他一些高校还没有的某种宽容精神，但是，还有另一面的情况，它甚至更真实。这就是，蔡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也有一种相当不宽容的思想专制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北大乃至中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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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蔡先生担任南北政府的教育总长，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体制。蔡先生成就大矣！从文化上讲，蔡先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将两千年的儒家教育，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体制而言，赶出了中国现代教育。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样一个新文化的教育格局之中。比如，无论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新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1月21日颁布），还是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办法九条”，10月24日颁布的《大学令》（即上面提到的《壬子癸丑学制》），都明文规定取缔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经教育。比如《十四条》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27]《大学令》则废除了经学科和通儒院。[28]由于当时全国仅北大一所国立大学，所以这个《大学令》实际上是对北大教育体制和内容的规定。为什么引入西方的教育，就一定要在中国的学校中排儒呢？为什么不能将“读经”作为多元选择之一，而与蔡先生主张的西式美感教育并行不悖呢？蔡先生却不这么想，因为对于他，西式教育是真理，所以读经教育就不可能是真理，甚至只能是谬误。拿它当个老古董甚至是反面的东西研究研究是可以的，但绝不能让它以真学问、活思想的方式存在。他所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心目中可能成为真理的学问或思想的自由与并存，并不包括异类和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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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提北大的教育传统和精神，就归于蔡先生这位“北大之父”。[29]如果就北大的现状而言，这话还算说得过去。但如果讲到北大的全部历史，则不然。北大成立于1898年，是历史上传承中华古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应对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机，在变法维新之际采取的教育变革措施的成果。当时称之为“京师大学堂”，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功能，是古来“太学”、“国子监”的现代直接传承。她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叫大学堂管学大臣）是孙家鼐（1898—1900年在任），而在张百熙校长（1902年起任管学大臣）手上，大学堂有了比较成熟的章程，即《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按照它，大学堂内设通儒院（级别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但有儒家的培养通才之导向），而本科分为八科，首科为经学科，专门研习传承儒家经典。[30]到1912年5月3日，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可见北大的起源，既不能只从1912年算起，也不能从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任校长时算起。她的源头和文化使命，更深沉地落在中华文化受难图存的时刻和愿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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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京师大学堂的体制和教学内容，相比于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校长后情况，是更有质的多元性的。可以说，那时的学校才更称得上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因为她不仅有西方的东西，也有中国自己的。例如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含十一门专业；政法科，下设两门专业；文学科，九门专业；医科，二门专业；格致科（理科），六门专业；农科，四门专业；工科，九门专业；商科，三门专业。[31]很明显，后七科以西方学术为主，但经学科则是儒家思想和学术的传承。[32]如果按这个体制走，那么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会有中西学术比较和思想比较的视野。但蔡先生办高校、主持北大，却一定要去掉八科中唯一的中华学术的活的传承，也就是经学科，抹去通儒院的致学方向，而使大学沦为西方化的university。而且，它还比不上西方大学体制的多样性，因为西方的优秀大学中大多设有神学科或神学院，而经蔡先生改制后的中国大学中却没有了对应者。蔡先生认为改制后，经学科的内容，或者归入哲学系，或入文学系、历史系，就算有了交代。[33]但他心里是有数的，作为经学科研究的《论语》、《周易》、《诗经》、《春秋》等，是儒家的活学术，而它们归到各系之后，则成为西方学术方法的研究对象，两者有质的不同。所以他一定要取消前者。此举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反兼容并包”和“扼思想自由”之举。蔡先生是在用他那充满了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来替中国学生们思想，在用贫乏化了的体制来顶替一个从质上更丰富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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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今天的北大要在树立苏格拉底像、塞万提斯像和蔡元培像的同时，抵制孔子像的建立，因为这塑像——如果被诚敬地建立——不仅会提示北大现行体制的贫乏，还可能唤醒人们对于北大更原本传统的记忆，一个与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传统和京师大学堂息息相通的记忆。北大的深层思想自由还有待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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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新文化运动思想专制之不合理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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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没有人能够直接控制他人想些什么，也很难禁绝人们说出自己所想的；人所能直接控制的是有形的体制，如果他掌握了相关权力的话。本章所讨论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深层思想自由的缺失，或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专制，就主要指体制上的思想控制。通过从体制上排除异类，时间长了，就会大大减少乃至消灭人们说出、甚至思考那些异类的念头（因为你说出异类思想总会让你在体制内不受欢迎，或者受打击，或者丢饭碗，或者失去媒体的善意），最后造成对思想的全面控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文明的走向。这很可怕，特别是当这种思想控制是以所谓真理、公理等客观标准的理由为依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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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文化运动造就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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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4]这句深刻得让人麻木的话，却从字面上说出了广义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即这运动认为是合理的东西，比如西方的科学、教育，都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现实；反过来，这种现实也总能得到这个理性的辩护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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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绝不只是一群文人的过激放言，像魏晋时的阮籍、嵇康之流，过后就被历史漂白和淡忘了。他们正逢其时，其言乘风而上，鼓荡新潮，塑成历史，造就了一般思想运动很难成就的事业。如果说这些言论是过激的，那么它们就造就了一个过激的时代，实现为一系列体制化的现实。《新青年》中那些似乎是过激蛮横的批判，呓语般的改革或革命的设想，居然就能数十年内，在适应实际过程的节奏和表达之后，变为官方的法律、文件、政令。除了上面提及的医学、教育的新文化的体制化之外，这里再举文字改革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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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主张既废汉字又废汉语，陈独秀和胡适调整了一下，同意只废汉字。这说明陈、胡就不激进了吗？非也，此不过是鲁迅讲的要开窗，就先去掀屋顶之类的文化革命的策略而已。一个有数千年伟大文化史的民族，要废弃自己的文字，而去“拉丁化”[35]，这已经激进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了。同理，到目前文字革命只做到了简体化，还未做到拉丁化或完全拼音化，它就不激进了，或已经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了吗？太不是这个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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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具体落实新文化运动要求废除汉字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过激如何变成过激现实的路径。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的报告，表现了这个“‘合理’变为现实，现实又被合理化”的过程。他先是肯定了“汉字在我国人民的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过伟大的贡献”，[36]好像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汉字的一片痛骂，但这仅是“两点论”中的第一点，或非实质性的、心理照顾的那一点；下面话锋一转，马上讲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汉字是有严重缺点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37]于是，在感谢了广义新文化运动“无数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文字是可以改革并且必须改革的”之后，他宣告：“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许多准备工作；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38]了解新文化人士废汉字主张的人都会看出，“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对我们的指示，它们的“拼音方向”或“拉丁化方向”完全一致。只是为了实现它，需要简化汉字这一“准备工作”，以便在时机成熟后走那条“世界文字的共同的拼音方向”之路。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抱负在这里没有受挫折，而是被以最大的耐心、信心在实现着，因为支持它的理由被当作了世界文字要共遵的客观真理。为此，吴玉章主张，要尽量消灭方言，为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铺路。[39]用文字改革的专家周有光的话讲，就是：“汉语拼音教育普及、全国语言相对统一和正字法成熟的时候，汉语拼音文字自然就瓜熟蒂落了。”[40]所以，要“高举文化革命的红旗前进”。[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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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拼音化后汉字的去向，噢，这里也有两点论。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我们保证：“汉字隐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的学者来认真地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42]这态度比钱玄同、鲁迅、瞿秋白的要宽大些了吧，但两者在最要命的地方还是一样的，那就是汉字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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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能直接拉丁化处，就拉丁化了；不能马上拉丁化处，就按照拉丁化的原则和理想而简体字化了，同时抱有永不消失的拉丁化冲动。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难道不都走在这条新文化运动的同质化道路上吗？那些曾经是鲜活的文化形态，或者完全消失，或者变成了“甲骨文和金文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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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文化运动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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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条道路真的“合理”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黑格尔的合理与现实的等同论在实际历史中常常失效，要不然也就没有自由思想和士子（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了。任何“绝对”的“精神”中都不会有真的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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