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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所依恃原则并不是真理。这思想基础和原则可以被简略地表达为两条：弱肉强食型的进化论和西方科学普遍的、唯一的真理性。真正的进化论讲物竞天择、物种进化，但由于有时间之幕或未来的不确定性，并不敢断言哪种品质（比如强者、智者）就一定会独霸未来。后来批评进化论的科学家们强调的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它的深层表现就是一种非渐变论的天择，比如在某些时代大量新物种的突现可能。西方科学会像培根讲的带来强大力量，起码在相当一段人类的历史时期中，但它的具体形态并不能代表普遍化的唯一真理，比如西医并不能代表人身疾病治疗的唯一真理，尽管它多半是真理之一。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研究依靠范式（paradigm），而范式可以是复数的，而且相互之间不能还原为一。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通过“科学”的视野来谈真理，也没有新文化人士心目中的西方科学的唯一真理性。在“科学”前面加上形容词，比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并不是赘语。中医可以是不同于西医的另一种治疗疾病的范式，甚至中国的古代数学也可以有自己的范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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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文化运动与人类先进思潮绝缘，甚至背道而驰。从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开始，西方的科学、哲学乃至社会思潮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西方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化思维方式（普遍化的唯一真理观即它的表现之一）受到强烈挑战。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出现，在改变人们对于空间和物理世界看法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于真理的存在方式的看法。总的倾向是认为，真理并不与历史和文化绝缘。当然，由于这种改变威胁了西方中心论或从本质上讲的西方优越论，它的充分实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通过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姆巴赫、库恩、庞加莱、海森堡、玻尔、吴文俊、李继闵、邓铁涛、李约瑟、甘地、潘尼卡、希克这些敏锐者的努力被逐渐真切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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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暴露出西方文化的某些深层问题，引起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反思与调整。甘地在印度发动了非暴力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其中糅进了印度的传统哲理智慧；晚年严复反省到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44]；连梁启超也写了《欧游心影录》，反映出世界思潮的转变。胡适则写出《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来抵消和阻塞这新消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的同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却采取了与这个世界新潮几乎是逆行的文化方向。它崇拜传统的西方文化，相信真理的普遍唯一性，判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低级、无能甚至罪恶，要搞文化基因层次上的西方化。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文化人士常常用尼采作为不拘传统、大胆造反的典型，以鼓吹文化革命。但尼采本人要反对的却是传统西方文化的几乎所有基本原则，包括标榜科学的知识观。他的哲学见地与中国的《周易》、《庄子》倒有几分相似。陈独秀、鲁迅崇拜的尼采与实际的尼采的文化方向交叉换位，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方向与世界的新方向交叉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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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新文化运动并不新。相反，从思想的敏锐和对真理的追求角度看，她相当陈旧，还在坚持一些很有问题的近代西方教条。这种与世界有生命的潮流绝缘或逆行的文化导向，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的思想质量和真实的创新能力。现代中国没有出现一位像泰戈尔那样为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也没有像甘地那样有长久的世界性影响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明灯，只是在广义的西方后边猛追，注定了此形态的二三流的命运，这与新文化运动造就的文化单质性有内在的关系。她没有过去，没有深远的将来，只有一个贫乏的现在。一跃进便是天人之灾，一守成便是体制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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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文化运动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策略，与其他有历史感的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策略很不同。在这方面，中国是唯一一个通过灭除自己的传统文化主体来向西方开放的。印度、日本、阿拉伯、伊朗等等，都不采取这种策略。他们的知识分子主流尽量将现代化或向西方学习与保存自己传统文化的灵魂结合起来，起码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我们看到，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字、传统信仰没有灭，国家也没有亡，反而以文化上比较健康的方式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有什么“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类的新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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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曾经采取过其他文化策略来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们的主旨是为中国在西方压力面前找到合适的生存之道，而不是通过西方的标准来做绝对化的文化优劣判定。所以，无论是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其中都有着智慧的闪光。比如上面提到的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体制，就表现出一种文化上既开放又尽量保存多样性的聪明策略。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经过适当的调整，北大和中国的大学会比今日的状况健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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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不合理和弊端，源自于它的思想方式，即强烈的短程功利主义和非此即彼的唯一真理观，实现于它的思想控制体制，即在根本处排斥异己者的西方化体制。九十年来，它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自家文化活体的消失，中国人生存结构的单质化和贫乏化，以及独立的文化人格、品味和风骨的消失。而且很明显，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无论是生态破坏、科技滥用，还是文明冲突、家庭萎缩、克隆逼近，都不是这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能够有效应对的。中国经济国力的上升，并不能导致这种新文化运动现象的退潮。当此之际，在到海外去建“孔子学院”之前，更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建立真实的孔子学院，在哪怕只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学生的心灵中，重述那不被污损的华夏历史，树立起孔子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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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祥龙《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濒危》，载《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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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奇观？为了回答它，我曾于2004年在德国两所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尔兹堡大学）的汉学系专门开过课。回来后又在北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处做过数次讲演，探讨这个近乎自相矛盾现象的原因。讲演稿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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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丁守和主编，马勇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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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复：《原强》，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编，郑大华、任菁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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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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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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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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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1—372页。实际上，陈表达的是胡适在《我自己的思想》中的观点，胡讲：“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同上书，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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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鲁迅：《青年必读书》，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丁守和主编，左玉河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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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适：我们应该“信仰（西方人的）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从“西化”到现代化》，第164页。引文方括号中的话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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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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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儒家的非普遍主义本性，参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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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独秀：《敬告青年》，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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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傅斯年：《万恶之源》，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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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适：《吴虞文录序》，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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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5日出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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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5日出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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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传统智慧的再发现》，王树人、喻柏林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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