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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京师大学堂的体制和教学内容，相比于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校长后情况，是更有质的多元性的。可以说，那时的学校才更称得上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因为她不仅有西方的东西，也有中国自己的。例如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含十一门专业；政法科，下设两门专业；文学科，九门专业；医科，二门专业；格致科（理科），六门专业；农科，四门专业；工科，九门专业；商科，三门专业。[31]很明显，后七科以西方学术为主，但经学科则是儒家思想和学术的传承。[32]如果按这个体制走，那么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会有中西学术比较和思想比较的视野。但蔡先生办高校、主持北大，却一定要去掉八科中唯一的中华学术的活的传承，也就是经学科，抹去通儒院的致学方向，而使大学沦为西方化的university。而且，它还比不上西方大学体制的多样性，因为西方的优秀大学中大多设有神学科或神学院，而经蔡先生改制后的中国大学中却没有了对应者。蔡先生认为改制后，经学科的内容，或者归入哲学系，或入文学系、历史系，就算有了交代。[33]但他心里是有数的，作为经学科研究的《论语》、《周易》、《诗经》、《春秋》等，是儒家的活学术，而它们归到各系之后，则成为西方学术方法的研究对象，两者有质的不同。所以他一定要取消前者。此举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反兼容并包”和“扼思想自由”之举。蔡先生是在用他那充满了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来替中国学生们思想，在用贫乏化了的体制来顶替一个从质上更丰富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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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今天的北大要在树立苏格拉底像、塞万提斯像和蔡元培像的同时，抵制孔子像的建立，因为这塑像——如果被诚敬地建立——不仅会提示北大现行体制的贫乏，还可能唤醒人们对于北大更原本传统的记忆，一个与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传统和京师大学堂息息相通的记忆。北大的深层思想自由还有待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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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新文化运动思想专制之不合理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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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没有人能够直接控制他人想些什么，也很难禁绝人们说出自己所想的；人所能直接控制的是有形的体制，如果他掌握了相关权力的话。本章所讨论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深层思想自由的缺失，或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专制，就主要指体制上的思想控制。通过从体制上排除异类，时间长了，就会大大减少乃至消灭人们说出、甚至思考那些异类的念头（因为你说出异类思想总会让你在体制内不受欢迎，或者受打击，或者丢饭碗，或者失去媒体的善意），最后造成对思想的全面控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文明的走向。这很可怕，特别是当这种思想控制是以所谓真理、公理等客观标准的理由为依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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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文化运动造就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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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4]这句深刻得让人麻木的话，却从字面上说出了广义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即这运动认为是合理的东西，比如西方的科学、教育，都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现实；反过来，这种现实也总能得到这个理性的辩护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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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绝不只是一群文人的过激放言，像魏晋时的阮籍、嵇康之流，过后就被历史漂白和淡忘了。他们正逢其时，其言乘风而上，鼓荡新潮，塑成历史，造就了一般思想运动很难成就的事业。如果说这些言论是过激的，那么它们就造就了一个过激的时代，实现为一系列体制化的现实。《新青年》中那些似乎是过激蛮横的批判，呓语般的改革或革命的设想，居然就能数十年内，在适应实际过程的节奏和表达之后，变为官方的法律、文件、政令。除了上面提及的医学、教育的新文化的体制化之外，这里再举文字改革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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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主张既废汉字又废汉语，陈独秀和胡适调整了一下，同意只废汉字。这说明陈、胡就不激进了吗？非也，此不过是鲁迅讲的要开窗，就先去掀屋顶之类的文化革命的策略而已。一个有数千年伟大文化史的民族，要废弃自己的文字，而去“拉丁化”[35]，这已经激进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了。同理，到目前文字革命只做到了简体化，还未做到拉丁化或完全拼音化，它就不激进了，或已经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了吗？太不是这个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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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具体落实新文化运动要求废除汉字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过激如何变成过激现实的路径。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的报告，表现了这个“‘合理’变为现实，现实又被合理化”的过程。他先是肯定了“汉字在我国人民的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过伟大的贡献”，[36]好像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汉字的一片痛骂，但这仅是“两点论”中的第一点，或非实质性的、心理照顾的那一点；下面话锋一转，马上讲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汉字是有严重缺点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37]于是，在感谢了广义新文化运动“无数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文字是可以改革并且必须改革的”之后，他宣告：“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许多准备工作；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38]了解新文化人士废汉字主张的人都会看出，“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对我们的指示，它们的“拼音方向”或“拉丁化方向”完全一致。只是为了实现它，需要简化汉字这一“准备工作”，以便在时机成熟后走那条“世界文字的共同的拼音方向”之路。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抱负在这里没有受挫折，而是被以最大的耐心、信心在实现着，因为支持它的理由被当作了世界文字要共遵的客观真理。为此，吴玉章主张，要尽量消灭方言，为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铺路。[39]用文字改革的专家周有光的话讲，就是：“汉语拼音教育普及、全国语言相对统一和正字法成熟的时候，汉语拼音文字自然就瓜熟蒂落了。”[40]所以，要“高举文化革命的红旗前进”。[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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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拼音化后汉字的去向，噢，这里也有两点论。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我们保证：“汉字隐退，是不是就是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的学者来认真地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42]这态度比钱玄同、鲁迅、瞿秋白的要宽大些了吧，但两者在最要命的地方还是一样的，那就是汉字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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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能直接拉丁化处，就拉丁化了；不能马上拉丁化处，就按照拉丁化的原则和理想而简体字化了，同时抱有永不消失的拉丁化冲动。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难道不都走在这条新文化运动的同质化道路上吗？那些曾经是鲜活的文化形态，或者完全消失，或者变成了“甲骨文和金文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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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文化运动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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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条道路真的“合理”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黑格尔的合理与现实的等同论在实际历史中常常失效，要不然也就没有自由思想和士子（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了。任何“绝对”的“精神”中都不会有真的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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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所依恃原则并不是真理。这思想基础和原则可以被简略地表达为两条：弱肉强食型的进化论和西方科学普遍的、唯一的真理性。真正的进化论讲物竞天择、物种进化，但由于有时间之幕或未来的不确定性，并不敢断言哪种品质（比如强者、智者）就一定会独霸未来。后来批评进化论的科学家们强调的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它的深层表现就是一种非渐变论的天择，比如在某些时代大量新物种的突现可能。西方科学会像培根讲的带来强大力量，起码在相当一段人类的历史时期中，但它的具体形态并不能代表普遍化的唯一真理，比如西医并不能代表人身疾病治疗的唯一真理，尽管它多半是真理之一。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研究依靠范式（paradigm），而范式可以是复数的，而且相互之间不能还原为一。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通过“科学”的视野来谈真理，也没有新文化人士心目中的西方科学的唯一真理性。在“科学”前面加上形容词，比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并不是赘语。中医可以是不同于西医的另一种治疗疾病的范式，甚至中国的古代数学也可以有自己的范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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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文化运动与人类先进思潮绝缘，甚至背道而驰。从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开始，西方的科学、哲学乃至社会思潮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西方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化思维方式（普遍化的唯一真理观即它的表现之一）受到强烈挑战。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出现，在改变人们对于空间和物理世界看法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于真理的存在方式的看法。总的倾向是认为，真理并不与历史和文化绝缘。当然，由于这种改变威胁了西方中心论或从本质上讲的西方优越论，它的充分实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通过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姆巴赫、库恩、庞加莱、海森堡、玻尔、吴文俊、李继闵、邓铁涛、李约瑟、甘地、潘尼卡、希克这些敏锐者的努力被逐渐真切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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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暴露出西方文化的某些深层问题，引起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反思与调整。甘地在印度发动了非暴力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其中糅进了印度的传统哲理智慧；晚年严复反省到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44]；连梁启超也写了《欧游心影录》，反映出世界思潮的转变。胡适则写出《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来抵消和阻塞这新消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的同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却采取了与这个世界新潮几乎是逆行的文化方向。它崇拜传统的西方文化，相信真理的普遍唯一性，判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低级、无能甚至罪恶，要搞文化基因层次上的西方化。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文化人士常常用尼采作为不拘传统、大胆造反的典型，以鼓吹文化革命。但尼采本人要反对的却是传统西方文化的几乎所有基本原则，包括标榜科学的知识观。他的哲学见地与中国的《周易》、《庄子》倒有几分相似。陈独秀、鲁迅崇拜的尼采与实际的尼采的文化方向交叉换位，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方向与世界的新方向交叉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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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新文化运动并不新。相反，从思想的敏锐和对真理的追求角度看，她相当陈旧，还在坚持一些很有问题的近代西方教条。这种与世界有生命的潮流绝缘或逆行的文化导向，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的思想质量和真实的创新能力。现代中国没有出现一位像泰戈尔那样为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也没有像甘地那样有长久的世界性影响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明灯，只是在广义的西方后边猛追，注定了此形态的二三流的命运，这与新文化运动造就的文化单质性有内在的关系。她没有过去，没有深远的将来，只有一个贫乏的现在。一跃进便是天人之灾，一守成便是体制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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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文化运动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策略，与其他有历史感的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策略很不同。在这方面，中国是唯一一个通过灭除自己的传统文化主体来向西方开放的。印度、日本、阿拉伯、伊朗等等，都不采取这种策略。他们的知识分子主流尽量将现代化或向西方学习与保存自己传统文化的灵魂结合起来，起码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我们看到，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字、传统信仰没有灭，国家也没有亡，反而以文化上比较健康的方式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有什么“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类的新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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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曾经采取过其他文化策略来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们的主旨是为中国在西方压力面前找到合适的生存之道，而不是通过西方的标准来做绝对化的文化优劣判定。所以，无论是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其中都有着智慧的闪光。比如上面提到的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体制，就表现出一种文化上既开放又尽量保存多样性的聪明策略。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经过适当的调整，北大和中国的大学会比今日的状况健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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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不合理和弊端，源自于它的思想方式，即强烈的短程功利主义和非此即彼的唯一真理观，实现于它的思想控制体制，即在根本处排斥异己者的西方化体制。九十年来，它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自家文化活体的消失，中国人生存结构的单质化和贫乏化，以及独立的文化人格、品味和风骨的消失。而且很明显，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无论是生态破坏、科技滥用，还是文明冲突、家庭萎缩、克隆逼近，都不是这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能够有效应对的。中国经济国力的上升，并不能导致这种新文化运动现象的退潮。当此之际，在到海外去建“孔子学院”之前，更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建立真实的孔子学院，在哪怕只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学生的心灵中，重述那不被污损的华夏历史，树立起孔子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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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祥龙《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濒危》，载《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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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奇观？为了回答它，我曾于2004年在德国两所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尔兹堡大学）的汉学系专门开过课。回来后又在北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处做过数次讲演，探讨这个近乎自相矛盾现象的原因。讲演稿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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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丁守和主编，马勇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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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复：《原强》，引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编，郑大华、任菁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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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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