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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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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吴文俊：“中国的传统几何历来遵循着与欧几里得几何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着自己的问题与方法，以及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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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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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六章 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北大校园立孔子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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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园的塑像渐多了。以前有一些现代中国人的像，以及外国人如文学家塞万提斯的像。近日散步，发现静园草坪边的一院中立了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的半身像，让我这个搞东西方哲学比较的人受到触动。既然立新像是可以的，立哲学家的像也可以，那为何不立我中华民族第一圣哲孔夫子的像？我以前在多个场合提议北大应该立孔子像，比如当着各位校领导的面，在“校园规划座谈”时提过，但马上有人说“要谨慎”、“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发源地，不宜立此像”，于是也就不了了之。今天实在是觉得不能不从情理上申诉一番了，希望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前引起关注，特别欢迎持不同意见者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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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北大立孔子像？首先，孔子是塑造中华文明的最伟大哲人和至圣先师，也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在一所力求体现中华人文精神的中国最高学府中，立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创立者和精神导师之像，可谓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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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北京大学不是一般的学府，她是传承中华古文明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应对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机，在其变法维新之际，采取的教育变革措施的一个成果。当时称她为“京师大学堂”，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功能，是古来“太学”、“国子监”的直接传承。因此，当时在此大学堂内设了通儒院（体制上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但含意要深得多），而本科分为八科，首科为经学科，专门研习传承儒家经典。可以说，北大是国子监的现代版，行使了它的部分功能，是中华文明通过教育来承接自家道统、赢得时代机遇的正脉嫡传。就此而言，北京大学的校史要比现在讲的长得多，今年（即此章初稿写出的2008年）要庆祝的不只区区一百一十周年校庆，而应该上溯起码数百年（有清一代），乃至两千年（汉代太学），并追溯到孔子的杏坛施教及西周之辟雍设学。在此具有文化神圣历史性的地方，树立使这个文化得以神圣、得以历时弥久的圣人之像，是绝对必要的正名之举，义不容辞之举。不然这个学府就会流于一所随全球化潮流漂泊的university。此大学非彼大学，这里除了要学习西方之外，更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我们不能仅仅以西方大学为模式，赶超世界一流大学，还要通过传承我们自家悠久独特的大学传统，来构建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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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北大素有宽容、多元的名声。为了让此宽容多元成为真实的、全面的，就绝不可搞单纯的反向宽容，也就是只对西方学术与文化宽容，而对自己的学术与文化缺少宽容；只对西方古人开放，而对自家的古人不开放。既然有了苏格拉底像、塞万提斯像，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有孔子像。目前已经有人在推动将中国教师节改为孔子诞辰日，如果此动议实现，届时偌大燕园内无孔子像可致敬意、可抒感受，实为不妥。而且，北大的现代传统也不应该只上溯到蔡元培校长，还要回溯到孙家鼐校长（1898—1900年任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校长（1902年起任管学大臣，为大学堂制定章程）等。也就是说，在蔡校长1917年任职之前，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已经存在了近二十年，有了自己的办学特点。其中最令我赞赏者就是深刻意义上的和有平衡感的文化多元，同时承认自己和西方的文化及学术的价值，而不过于偏向一边。北大是中华民族及其历史造就的北大，她的传统不应被局限于某一时段，某一个人，某一时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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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哲学系立了北大校园中唯一的中国古代圣人像，那就是治贝子园前的一尊老子像，但可怜他的手指已然尽断。有人曰：“这无指才是大指、道指。”自嘲一番也就罢了。但孔子像不但不可不立，亦不可草率而立，必选校园最中心和要害处，以最精当耐久之材料，嘱最有水准和儒心之雕塑家来立不可。西门华表和麒麟之间的花坛，最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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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作为一名北大教师、北大校友，出自对北大深切挚爱之情，呼吁校方郑重筹备，树立孔子像于燕园之中。如若资金不足，可在校庆之际向千万校友募捐。我所在的七七级北大校友，八二年初毕业之际捐款塑了蔡元培像；今天全校历届校友，共同捐款来树立中华民族暨我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之至圣先师孔子像，正是继往开来、拨乱反正的一大盛举，何乐而不为也？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既可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此所谓大学之为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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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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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首先要感谢大家对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关注和支持。“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前身是哲学系文化节，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从这个学期开始，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一次。这个学期的主题活动，继楼宇烈教授之后，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张祥龙教授。相信大家对张祥龙教授都有一定的了解，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不过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张教授在西哲方向比较“术业有专攻”，其实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中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东西方宗教哲学，真的是学贯中西。所以我们在私下都比较叫他“祥龙大师”。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领略大师的风采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祥龙大师为我们带来他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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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本来是计划讲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今天也还是以那个题目为主，当然最后我会再谈一点衰落之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个题目我曾在某个地方讲过。我去年在德国讲学的时候给德国学生开过一门课，名叫“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危机”。这次讲座会引用那门课中的一些观点，所以内容会比较多。我尽量在限定时间内讲完，希望最后能留一点时间，大家来提问题。我知道问题会不少，这里的很多观点只是一己之见，和主流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提尖锐意见，我也愿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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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中间有问题可以提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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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因为要讲得比较多，所以最好不要提问；如果你觉得特别必要，也可以，但是我只能简短地回应一下，到最后再一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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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衰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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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讲的是，中国人缺少对自身历史处境的基本认识。当然，我指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流行的多种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描述，无论是历史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还是乐观的全球化，总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观，都是非中国的。而且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党派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东西被遗忘、被压抑了，后果是精神和思想的失神。关系国家和文化命运的讨论，往往打不到点子上。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成长不起来的。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学讲的：在童年期，如果受过重大创伤，造成了一些压抑性的遗忘，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这其实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包括文化，是一个民族赢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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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传统文化衰败和危机的表现，只能做一简单概括。首先讲我理解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含义。现在流行的看法，一般是比较中性的描述，比如认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价值观念组成的，是一个相关网络。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群人长期生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群人借以获得生存意义的结构，还有这种结构的各种表现，这一群人通过这个生存的结构能够连续不断地获得生存意义，即便是在这个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体，它是会生长、上升、衰落，也会死亡的。并不是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就一定在，这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就我们现存人类来说，文化一定是有族群个性的，也就是有多样性和地方性的。至于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而其他动物就没有，还须要研究。比如，北京的一群麻雀与纽约的一群麻雀，有没有生存方式上的区别呢？或者，用离人类比较近的例子，生活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群黑猩猩，会不会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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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文化衰败和进入危机的表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个指标，第一个是它的传人，看还有没有传承它的“道统”的团体。历史上儒家有儒士团体来传它的道统，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的团体，基督教则有教士、牧师和信徒团体。第二个是看这个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个是看它的价值观念，即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是否还依重于这些价值。最后就是看它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表达最关切的问题时，是否还在用这种文化的典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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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没有时间都讲，我就讲第一个指标——传人，也只能很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团体消失了，几乎是在历史的瞬间，即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消失的。一个有过两千多年传统的文化载体，对中华文化有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团体，居然就在几十年内荡然无存，实在是一个历史奇观。其原因，我后边再讲，这里只指出一个现象，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在文化传承上的集体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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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仇敌，视为一种“吃人”的文化，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这方面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只是觉得他说话比较爽快而已。他叫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胡适也很欣赏他。他说过很多，下面我讲新文化运动时可能会再涉及一下。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根本就不只是像主张洋务运动的人所说的“器具不如人”，而是全面地不行。比如他说中国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它表示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与民族及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生存问题的分离。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理论是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一种极端观点。尤其是从方法和基本的路数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来的一个主体思潮，即一种崇拜强力的社会进化论式的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一类的口号出现，再到此后的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现代化或西方化，等等，下面会逐次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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