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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历史的回顾,但同时也是某种哲学的回顾。上面提到,这个衰落是在全世界有过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见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郁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流对自己的文化最势利、最冷漠、最残忍。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些朴素感情的,大多只是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落后人民,真实的农民、一些草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而那些实用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既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士”,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意识形态的人,科技人,高级工匠。所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泰戈尔、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也缺少像甘地这样伟大的有重大文化意义的政治家,而且也提不出像“甘地主义”、“东方主义”这样的东西。当然我觉得港台“新儒家”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本土文化意识,但它毕竟是在重大方面被西方文化驯化了的,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也就是把政体上的和知识上的权力完全交给西方,儒家只留一块“心性”或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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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大讲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北大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是在庚子赔款之前,废除科举制之前,所以它当时还带有最后那么一些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你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更重要的是其生存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权意义,甚至也不限于国际政治。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政权朝代可以换,但是天下的士子还是要担当天下的生命文化重责。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以文化中国和她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为己任,因此必须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过的灾难性的命运,正视它,不然不就跟专科大学一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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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衰危的原因(一):西方文化的强力化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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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这个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它仅仅是这几十年,或者这半个世纪、这几百年才出现的吗?我觉得不是。它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一个文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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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学过外语,知道西方语言(它比较典型的形态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和我们汉语的区别。它的语法和文字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质,即语言上有意义的特点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标。例如动词有依人称、数量、时态、语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名词有单复数和性的形式指标,构句要有主语和谓语的形式搭配要求,依靠“是”或系词来形成判断句,等等。这都是古汉语没有的。这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让使用者体会到语法、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变者的重要,相信这些可以被形式对象化的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最本质性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而且通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比如说通过数、理念、概念、判断、推理、逻辑等。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语法这种普遍化的东西,相信它普适于古希腊语的所有语言现象,所以这样一种寻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从古希腊开始,先在数学中发端,然后在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中不断得到展示。这种思想方法,还有西方的宗教,一种有强烈普遍主义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对象化的绝对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广。当然后来还有共产国际,也是这样一个大脉络上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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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倾向,通过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以及与它们匹配的交流、组织、商业、金融等方式,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尤其到了现代,它的对象化和形式化能通过符号化实现,比如资本流动都可以表现为名字和数字的传送,用电脑就可以划账,靠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当代的力量形式。谁都看得到,因特网正在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这种强力化的“缘起性空”会加速度地突进,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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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发源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实质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实现于工业革命,通过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点就是标准化、充分对象化、自动机械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还有力量的符号化、高效化、无限化、扩张化、加速化(成瘾化)、脱自然化,没有尽头。它生产的东西总是供大于求,没有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以一定要扩张。“知识(首先是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它的技术形态一定要能转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和排他化,削平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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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它就造成了一种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和趋势。从殖民时代起,全球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交流。而我从来就认为,交流是有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弱势的本土文化,带有巨大的危险。交流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即在不带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益。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像丝一样细的路,不带有生存压力,而且很缓慢,很自然,它能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地产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带有生存压力——你不学我,你就落后,你就要死,就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弱势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兽”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这种去多样性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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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当时似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不管你怎么想,中国好像也就只能这么下去了。可怎么七十年代前期就要和美国建立关系了呢?那是死敌呀!从我上小学时,满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泽东生前就有了变化。我觉得背后也还是经济、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可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然具体讲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苏争端、中越争端,等等,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一代人中发生了,这并不一定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记得极为震撼的就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报纸,当时中国人看了,内心之复杂真是难以言表,既有惊愕,又带有希望。那是一个很朦胧的时代,人们对新时代的憧憬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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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象征在中国,我举一个地名为例,就是广东。它是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是革命思想和改革思想不断涌现的地方。因为鸦片战争在传统中国这艘船的底部(最南部)凿了一个洞,一个当时觉得不大却堵不上的洞,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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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衰危的原因(二):文化与民族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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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族政权反而代表了本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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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与民族的错位。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中国在共和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是非主流民族执政的朝代,当权者是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满族,当然现在它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当年满族入关,多少汉族知识分子宁死也不从。后来因为满族完全采纳了中国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还是认同了这个政权。中国最后一朝就是以这么一个民族为主体在掌权,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最后一朝不是清朝,而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鸦片战争这种事情会怎么反应呢?为什么清朝总是那样一种颟顸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说,虽然这个掌权集团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它总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人数少,而且后来满人连自己的文化都渐渐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维持满族人的特权,一定要压制汉人。从大臣开始,甚至包括一层一层的知识分子,它都要限制汉人的政治能量。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如果做出什么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汉族大臣和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势力就会上涨,这是满族人特别不愿意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格局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感觉到的,它应对挑战,总是迟一步两步这样一个让人特别绝望的结果,实际上与一开始就有的一种扭曲和错位有重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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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因袁世凯等人提议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预她废光绪,等等。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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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这个政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未来实行君主立宪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如果主要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尽管它表面上更崇信喇嘛教)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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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的十二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南端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一开始是广东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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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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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举一个地点,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错位,这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它总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打断中国不是文化上太激进的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余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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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平天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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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与民族错位的怪象突出地表现于太平天国运动,它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甚至也影响到改革的模式,这就是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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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单说一下洪秀全的经历。他是广东人——从这里开始广东将要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年轻时还有愿望去考秀才,但屡试不中,总处于落第文人状态,心里很不高兴。历史上这样不满的人太多了,但关键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思想出现。他一生中的一个关键经历就是有一次到广州赶考,碰上了传教士,得到一本《劝世良言》,由一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徒编撰,里面包括一部分基督教《圣经》译文,和一部分对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阐释。洪秀全回家后得了一场病,据说在梦中上了天,和天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后来获得天命,就回到人间来改造世界。在这之后,他又去试考了两次,还是不中。回去以后,仔细读《劝世良言》,深受启发,觉得灵感成熟了,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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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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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洪秀全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这样一个天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精神实体。虽然明末清初用过“上帝”这类词来翻译“耶和华”,但它们是不一样的。洪秀全讲的这个“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国人讲的“天”,还是更靠近基督教讲的上帝呢?我觉得是后者。虽然西方人也不会承认洪秀全的基督教是正宗的基督教,它肯定是被改变得很厉害的基督教,但毕竟,它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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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击他,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此檄文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当然我下面会讲到,太平天国也用了民族大义来讨伐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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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可它在新文化运动后一直流行到现在,尽管可以是世俗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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