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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这个政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未来实行君主立宪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如果主要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尽管它表面上更崇信喇嘛教）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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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的十二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南端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一开始是广东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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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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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举一个地点，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错位，这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它总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打断中国不是文化上太激进的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余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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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平天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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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与民族错位的怪象突出地表现于太平天国运动，它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甚至也影响到改革的模式，这就是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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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单说一下洪秀全的经历。他是广东人——从这里开始广东将要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年轻时还有愿望去考秀才，但屡试不中，总处于落第文人状态，心里很不高兴。历史上这样不满的人太多了，但关键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思想出现。他一生中的一个关键经历就是有一次到广州赶考，碰上了传教士，得到一本《劝世良言》，由一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徒编撰，里面包括一部分基督教《圣经》译文，和一部分对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阐释。洪秀全回家后得了一场病，据说在梦中上了天，和天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后来获得天命，就回到人间来改造世界。在这之后，他又去试考了两次，还是不中。回去以后，仔细读《劝世良言》，深受启发，觉得灵感成熟了，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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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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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洪秀全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这样一个天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精神实体。虽然明末清初用过“上帝”这类词来翻译“耶和华”，但它们是不一样的。洪秀全讲的这个“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国人讲的“天”，还是更靠近基督教讲的上帝呢？我觉得是后者。虽然西方人也不会承认洪秀全的基督教是正宗的基督教，它肯定是被改变得很厉害的基督教，但毕竟，它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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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击他，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此檄文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当然我下面会讲到，太平天国也用了民族大义来讨伐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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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可它在新文化运动后一直流行到现在，尽管可以是世俗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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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建立了教会——拜上帝会，这是一个从行为、思想到经济收入都控制得很严密的组织。它有日常的仪式，每七天就要礼拜一次。这是基督教教会化的，甚至还有过之，和中国自古按季节和天时来祭拜祖先社稷的风俗仪式，以及中国本地宗教的组织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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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点，他认为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时地要出神，上天见上帝，口传圣言，大家都要跪下来听。因为他和天父有这样一条专门的联络线路，所以就有极大的号召力。但也正是这里后来出了问题。杨秀清是很机灵的一个人，他抓住机会也通起神来，说上帝也附了他的体，于是也说起这种神谕的话来，这样洪秀全就没有办法了，也只能跪在地上听。此类对象化的东西是可以被别人模仿的，所以西方宗教中最尖锐残酷的斗争就是教内的先知之争，或争正统灭异端之争，为此要血流成河。它导致了一个促使太平天国失败的重大事件，即“洪杨内讧”，造成了内部的大分裂，给了清政府一个还手的余地，把他们灭掉了。后来的革命运动领导人，都非常惧怕这种“分裂中央”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一些人总爱将这种排异争权标上“封建主义专制余毒”，其实是从西方宗教的思想方式和组织方式来的，中国古代的“通三统”和嫡子继承制等，并非这样的，有制度上的多重空间，不是充分对象化的和你死我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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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出自一种非常坚定的、系统的异文化信仰，反对儒家乃至所有的传统文化，把一切传统的牌位都砸掉。这一点是它跟其他的传统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聪明的杨秀清利用了清朝和中华大多数人民——汉族人民——的文化错位来攻击它，在他的《奉天讨胡檄》里面主要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清朝人进关以后，先让我们削发留辫子，像猴子一样；衣冠、人伦、制度、言语都改变我们，清政府把北京话当国语，他说这是胡语。所以他说满洲人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很有力。杨秀清的文化倾向与洪秀全也有所不同，不同意对儒家经典的彻底铲除，但他也无法改变这个运动的基本文化走向，而他对清朝政府的文化攻击也没能说服绝大多数儒家士子，因为那个政府的确从总体上接受并坚持了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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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打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的一个根本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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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有人举出毛泽东1936年写的诗《沁园春·雪》——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1945年国共和谈时写给柳亚子，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说能从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等。但他下面举的是什么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风流人物”，也就是开创新文化的一代天骄，而他评点人物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你们只会使力量，我不但会用力量，而且还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要进行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可以从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当然，从洪秀全到毛泽东之间还大有人在，把这“太平天国”式的“大同”倾向传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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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衰危的原因（三）：崇拜强力的功利主义和伪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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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中国当时改革的道路和面临的文化困境，简单说来就是“图强力而放斯文”。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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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康有为要变法，因为官职太低，光绪皇帝想见而不能，就派几个大臣去与他面谈。他们在当时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进行了交谈。一开始，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则还以一句著名的对白，说：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这在当时就算很有力的回答了，可实际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于祖宗之地的占有吗？我们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丢了吗？印度人被异族和异文化统治近千年，犹太人在两千年中无地可守，但一直未丢“祖宗之法”（印度教、犹太教）。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下面所讨论者与之也有关，我自己也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想。这好像没有错，但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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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些例子。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胡林翼先生之惊恐。胡林翼是湘军大将，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去见曾国藩，在安庆城边要乘船离去的时候，看见码头上有两艘西方的轮船，接了另外的客人，风驰电掣，一下子就开走了。胡林翼就惊呆了，问是什么，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轮船。他当时就倒地吐血，过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长毛或太平天国，而是这个西方技术武装的势力。他是中国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具有对这种强力文化的敏感，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力量的敏感。但他还未想透，没有看出太平天国与这夷技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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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曾国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国，铲除了一个异己文化的威胁，但是在这之间和之后，他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这个更大的异己文化学习。当然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跟着他走的李鸿章是个机灵人，创建淮军，然后马上就大搞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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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重大影响。大家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关键性的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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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生存，但是只有适合当时的自然状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与斯宾塞可能倒有些相关。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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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浸泡在时间里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因此，如果只是追求强（弱肉强食之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甚至称霸于现在，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能变成适应了。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形式突出”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托尔斯泰1906年给辜鸿铭的信表达的恰是相反的观点），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相信这种说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八十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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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所说的相距不远。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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