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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改革派争论的有一些所谓“死硬”的顽固派，像倭仁、张盛藻，不识时务。他们认为光追求强，真的仁义就可能被丢掉，所以不要光羡慕西方的器具等等。这些人一直到现在都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觉得他们是有泥古不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光守着教义上的仁义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的话里难道没有一些很对的地方吗？我觉得也不是。如果对于进化论或者天演论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会明了，当时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不应该仅仅是洋务运动和激进的图强改革。就此而言，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只追求强国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了些问题，尽管在当时还是可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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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要被吴国灭亡的危局，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元首勾践和越国的社稷百姓。勾践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百年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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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讲的那些原因，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激进改革者。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清朝覆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立孔教为国教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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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痛批西方，认同儒家，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这种“晚年回归”现象比比皆是，只是令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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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小人附身与貌孔心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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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提及袁世凯和康梁，我要针对他们做些阐释。首先，传统文化衰落的又一个原因就是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清王朝受《辛丑条约》的刺激，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由袁世凯领头提议，慈禧批准，废除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以逼迫读书人去上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参政桥梁的传统儒家文化的败落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也可见清朝这个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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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就沦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我们设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权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讲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他要驱除的只是满族人，他恢复的中华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意味，但是它毕竟不至于公开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他讲民权主义，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政体去掉，但是起码还有君主立宪这样的其他选择，虽然当时的共和制不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逻辑上还有这种可能。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满腹权力私欲的人，在满汉裂隙中求得个人利益。一开始他出卖变法，然后逼宫篡权，最后又背弃了共和的协议，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誉。随后的张勋复辟就只是场闹剧了，反而使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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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边还有康有为所创立孔教的参与和配合。康有为一生干的两件大事——戊戌变法和立孔教为国教——都以失败告终，且都给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带来负面后果，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干这两件事，其心不正，其意不诚，所以其方式不对，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说他心不正，因为他自年轻时就因倾心于西方文化的强盛，形成了一套反儒家的观念理论，当时隐藏不露，后来乃至死后才发表，这就是表达于《大同书》中的思想。其中痛恨、批判家庭这个儒家的根基，向往一个无家无国、无亲属关系、个人欲望得满足的大同世界。可是，他当时又生活在一个儒家占主流的社会里，所以就隐藏起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而以一种另类《春秋》公羊学的面目出现，说流传的古文经典都是汉人刘歆伪造的，又说儒家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所作，由此而为他的改制变法张目。虽然其说也是怪诞骇人，不见容于当朝主流儒家，被人讥为“貌孔心夷”，且流毒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疑古主义，但由于他博学多才，强争力辩，加上中国败于东倭，世道不宁，亟须调整改变，居然就得到光绪帝的信任而主导变法。但心不正，则意不诚，则举措失矩，则不见信于人，因此其变法措施过急过密，对传统少同情宽容，而只崇尚功利以强国，见疑于大臣和实际掌权者，以致事败。至于他立的孔教，深受西方基督教的体制和信仰方式的影响，未得儒教的内在生机，只知一味构造形式、投机侥幸、依附权力，与袁世凯和张勋搅在一起，最后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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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儒家文化在当今要特别小心，不可轻易被一些貎孔心夷者裹挟，也不可随便依傍某种政治势力来求自身的兴旺。现代社会因其功利至上和破坏家庭，总的说来是一个非儒甚至反儒的社会，与先秦乃至汉代情况大不同，所以儒家更不可轻信任何异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结构。比如儒家不能被社会主义化，而社会主义被儒家化还可以（但那势必重塑社会主义）；儒教也不能在现代性政体的公共空间中去谋一个公民宗教或现代化宗教的辅祭者角色，而要将这平直的公共空间改造为以家为源的有机空间。枯枝是发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靠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来复兴，而不是立足于自家的生命结构，那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及未来，都是不明智的，最后只能适得其反，窒息自己的生机，败坏自己的声誉。像孔子讲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难道我们祭孔只是为祭祀本身的意义吗？如果背后没有活生生的生活来支持，祭祀和官样文章的尊儒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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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之所以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能有那么强的力量鼓吹全盘西化，与这最后一口气的吐出很有些关系。后来还有段祺瑞等等军阀混战，不断以各种方式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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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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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一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短暂的同情反思，比如梁启超追随其师康有为，以前也是很激进地推行改革，觉得中国有很多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一战后到欧洲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欧游心影录》，说：中国青年齐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哺，等着我们用中华文化去拯救他们咧。整个一个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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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整个非西方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生存机会。在文化上，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人开始看到自己文化的毛病，开始认识到一味追求强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谐和持久的。我以上讲过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无限化、标准化等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一定要争夺原料和市场，当原料、市场等都争夺完了，他们就开始互抢。而强者与强者对抢起来，弱者就有了机会。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逻辑走到了尽头，造就了一战和二战。最后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搞北约和欧洲统一，这是他们避免在西方再开战的措施，齐力对付其他那些也追求现代化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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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到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凡尔赛协议，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最屈辱、快要被瓜分灭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不到五十年，中国又成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中国两次都站对了队，二战还没完就成了名义上的世界五强之一，后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到现在。难道中国就强了吗？怎么物竞天择一下子就不灵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为值得重视和总结的政治现实，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义。看来世界上并不总是强者最有生存适应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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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悲的是，中国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抵消了一战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我现在严格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起的，毫无疑问是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另外一场运动。从它开始，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改变了自己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不再是保国、保种、保教了。一战以后，保国保种大致没有问题了，那时候对中国唯一有重大威胁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后来还侵略我们，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使得西方也开始帮助我们打日本。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与东洋这帮强盗一起来瓜分中国，一个庞大的弱者面对一群豺狼，毫无办法。那时，李鸿章在里面用尽心机，希望能引得列强在中国相互对抗，以夷制夷，维持平衡，但非常困难。两次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以夷制夷的效果，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被侵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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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就站错了队，成了战败国，那中国后来会怎样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上也可能不会搞那么激进的革命。德国是两次都站错了队，现在还在反省。所以德国和日本都因为战败而造成了文化扭曲，他们的主流派姿态一高马上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次都是战胜国，我们完全有政治理由发扬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不会造成世界大战的，甚至是可以预防它的。可是，我们的主流知识分子自己不要这个文化了，只是因为她不善于打现代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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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谓的客观真理标准。这些新文化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身不好。为什么？因为按照某些客观的标准——比如西方来的科学、民主，中国的文化不好；其实从根子上讲，是按照弱肉强食这个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不够强，所以这文化不好。这样就为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找到了一个超时间、超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贸易反压西方的形势下，这样一个反自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还在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现象。西方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它向世界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要应对西方全球化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策略和中国的都不一样。在力求摒弃自己的文化主脉这一点上，中国是相当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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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两次文化革命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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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听到上海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实不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搞的那次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外在的相似。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就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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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谈我的看法。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激进化的文革态势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自觉的、“客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结构，都被急骤地“去中国化”（这里“中国”指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特别看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革命一定要从农村开始，贫苦农民要起来，把乡绅阶级或所谓“土豪劣绅”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于这样一种激进化，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像毁林开荒导致沙漠化。那最后靠什么才能止住流沙呢？只有靠最全面地控制、组织、动员人民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才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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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的追求。陈序经指责那些学西方不到位的人，说他们改革的思想还不彻底，要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和金钱主义。这相当于，既想学帝国主义的好处，又想摒弃它不好的一面，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逻辑。所以他提的一个口号就是，用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要想打倒帝国主义，自己就一定要先成为帝国主义；用我的话来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要抵抗强盗，自己就要做起强盗来。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于新文化的理解是比较中肯的，但又不够深入。现实的逻辑倒是，只有能在某种意义上既全盘西化、骨子里崇拜帝国主义，但又不能让人觉得你要成为帝国主义，而是似乎在最坚决地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这种政治取向才最有号召性。那什么政治力量能同时扮演这个双面角色呢？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出在西方全球化力量造成的生存危机，一个强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压过来，要取代一个地方性的、不追求普遍主义力量的文化，这样就发生了被侵略被压迫的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争端。但是，由于以上讲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政治的分离，对于强力的无条件追求，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大局被遮蔽了，显露出来的只是如何让自己变强以应对列强的问题了。而要同时反帝国主义（西方正统）和封建主义（中国传统），那这个角色只有共产党才能比较好地扮演；国民党也曾经想扮演，但扮得不好，达不到合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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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立志要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倾向在1949年之后也都被延续，我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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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傅斯年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潮，他说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这就把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依据的社会结构的根子给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家》、《春》、《秋》及鲁迅的杂文等等，都在体现着这个流行的看法。1949年之后，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摧残与日俱增，除了新婚姻法，就是将家庭政治化或阶级化，到“文革”时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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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瞿秋白讲，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中国汉字的拉丁化运动，导致了文字改革。《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写道：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的工具之一。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权威、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汉字必亡。八十年代初，他们这一派还认为电脑的使用一定会带来汉字的灭亡，因为汉字无法电脑化。当然，现在这些技术上的反对理由已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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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农民运动，但是里面居然有不小的篇幅讲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讲的是建国问题，但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文化问题；所以文化的建设在毛泽东的心中是最强烈的抱负——我不仅要建一个新政权，我更要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于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纲，与旧民主主义的那种只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态作了区别。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主要是一个文化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无传统之根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倾”——即同时反传统和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年轻人一定会被最激进的变革吸引，被最严密的组织化赋予力量感；因为让“湘军”存在的社会结构没有了，红色的“太平天国”在前面等着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随者们。当然文化不仅涉及意识形态，还涉及方方面面。如果从这个角度领会，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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