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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打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的一个根本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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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有人举出毛泽东1936年写的诗《沁园春·雪》——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1945年国共和谈时写给柳亚子，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说能从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等。但他下面举的是什么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风流人物”，也就是开创新文化的一代天骄，而他评点人物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你们只会使力量，我不但会用力量，而且还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要进行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可以从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当然，从洪秀全到毛泽东之间还大有人在，把这“太平天国”式的“大同”倾向传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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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衰危的原因（三）：崇拜强力的功利主义和伪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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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中国当时改革的道路和面临的文化困境，简单说来就是“图强力而放斯文”。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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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康有为要变法，因为官职太低，光绪皇帝想见而不能，就派几个大臣去与他面谈。他们在当时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进行了交谈。一开始，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则还以一句著名的对白，说：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这在当时就算很有力的回答了，可实际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于祖宗之地的占有吗？我们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丢了吗？印度人被异族和异文化统治近千年，犹太人在两千年中无地可守，但一直未丢“祖宗之法”（印度教、犹太教）。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下面所讨论者与之也有关，我自己也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想。这好像没有错，但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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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些例子。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胡林翼先生之惊恐。胡林翼是湘军大将，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去见曾国藩，在安庆城边要乘船离去的时候，看见码头上有两艘西方的轮船，接了另外的客人，风驰电掣，一下子就开走了。胡林翼就惊呆了，问是什么，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轮船。他当时就倒地吐血，过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长毛或太平天国，而是这个西方技术武装的势力。他是中国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具有对这种强力文化的敏感，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力量的敏感。但他还未想透，没有看出太平天国与这夷技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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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曾国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国，铲除了一个异己文化的威胁，但是在这之间和之后，他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这个更大的异己文化学习。当然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跟着他走的李鸿章是个机灵人，创建淮军，然后马上就大搞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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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重大影响。大家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关键性的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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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生存，但是只有适合当时的自然状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与斯宾塞可能倒有些相关。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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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浸泡在时间里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因此，如果只是追求强（弱肉强食之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甚至称霸于现在，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能变成适应了。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形式突出”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托尔斯泰1906年给辜鸿铭的信表达的恰是相反的观点），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相信这种说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八十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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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所说的相距不远。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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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改革派争论的有一些所谓“死硬”的顽固派，像倭仁、张盛藻，不识时务。他们认为光追求强，真的仁义就可能被丢掉，所以不要光羡慕西方的器具等等。这些人一直到现在都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觉得他们是有泥古不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光守着教义上的仁义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的话里难道没有一些很对的地方吗？我觉得也不是。如果对于进化论或者天演论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会明了，当时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不应该仅仅是洋务运动和激进的图强改革。就此而言，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只追求强国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了些问题，尽管在当时还是可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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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要被吴国灭亡的危局，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元首勾践和越国的社稷百姓。勾践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百年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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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讲的那些原因，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激进改革者。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清朝覆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立孔教为国教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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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痛批西方，认同儒家，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这种“晚年回归”现象比比皆是，只是令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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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小人附身与貌孔心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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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提及袁世凯和康梁，我要针对他们做些阐释。首先，传统文化衰落的又一个原因就是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清王朝受《辛丑条约》的刺激，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由袁世凯领头提议，慈禧批准，废除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以逼迫读书人去上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参政桥梁的传统儒家文化的败落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也可见清朝这个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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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就沦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我们设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权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讲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他要驱除的只是满族人，他恢复的中华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意味，但是它毕竟不至于公开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他讲民权主义，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政体去掉，但是起码还有君主立宪这样的其他选择，虽然当时的共和制不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逻辑上还有这种可能。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满腹权力私欲的人，在满汉裂隙中求得个人利益。一开始他出卖变法，然后逼宫篡权，最后又背弃了共和的协议，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誉。随后的张勋复辟就只是场闹剧了，反而使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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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边还有康有为所创立孔教的参与和配合。康有为一生干的两件大事——戊戌变法和立孔教为国教——都以失败告终，且都给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带来负面后果，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干这两件事，其心不正，其意不诚，所以其方式不对，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说他心不正，因为他自年轻时就因倾心于西方文化的强盛，形成了一套反儒家的观念理论，当时隐藏不露，后来乃至死后才发表，这就是表达于《大同书》中的思想。其中痛恨、批判家庭这个儒家的根基，向往一个无家无国、无亲属关系、个人欲望得满足的大同世界。可是，他当时又生活在一个儒家占主流的社会里，所以就隐藏起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而以一种另类《春秋》公羊学的面目出现，说流传的古文经典都是汉人刘歆伪造的，又说儒家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所作，由此而为他的改制变法张目。虽然其说也是怪诞骇人，不见容于当朝主流儒家，被人讥为“貌孔心夷”，且流毒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疑古主义，但由于他博学多才，强争力辩，加上中国败于东倭，世道不宁，亟须调整改变，居然就得到光绪帝的信任而主导变法。但心不正，则意不诚，则举措失矩，则不见信于人，因此其变法措施过急过密，对传统少同情宽容，而只崇尚功利以强国，见疑于大臣和实际掌权者，以致事败。至于他立的孔教，深受西方基督教的体制和信仰方式的影响，未得儒教的内在生机，只知一味构造形式、投机侥幸、依附权力，与袁世凯和张勋搅在一起，最后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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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儒家文化在当今要特别小心，不可轻易被一些貎孔心夷者裹挟，也不可随便依傍某种政治势力来求自身的兴旺。现代社会因其功利至上和破坏家庭，总的说来是一个非儒甚至反儒的社会，与先秦乃至汉代情况大不同，所以儒家更不可轻信任何异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结构。比如儒家不能被社会主义化，而社会主义被儒家化还可以（但那势必重塑社会主义）；儒教也不能在现代性政体的公共空间中去谋一个公民宗教或现代化宗教的辅祭者角色，而要将这平直的公共空间改造为以家为源的有机空间。枯枝是发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靠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来复兴，而不是立足于自家的生命结构，那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及未来，都是不明智的，最后只能适得其反，窒息自己的生机，败坏自己的声誉。像孔子讲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难道我们祭孔只是为祭祀本身的意义吗？如果背后没有活生生的生活来支持，祭祀和官样文章的尊儒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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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之所以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能有那么强的力量鼓吹全盘西化，与这最后一口气的吐出很有些关系。后来还有段祺瑞等等军阀混战，不断以各种方式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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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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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一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短暂的同情反思，比如梁启超追随其师康有为，以前也是很激进地推行改革，觉得中国有很多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一战后到欧洲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欧游心影录》，说：中国青年齐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哺，等着我们用中华文化去拯救他们咧。整个一个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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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整个非西方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生存机会。在文化上，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人开始看到自己文化的毛病，开始认识到一味追求强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谐和持久的。我以上讲过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无限化、标准化等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一定要争夺原料和市场，当原料、市场等都争夺完了，他们就开始互抢。而强者与强者对抢起来，弱者就有了机会。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逻辑走到了尽头，造就了一战和二战。最后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搞北约和欧洲统一，这是他们避免在西方再开战的措施，齐力对付其他那些也追求现代化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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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到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凡尔赛协议，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最屈辱、快要被瓜分灭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不到五十年，中国又成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中国两次都站对了队，二战还没完就成了名义上的世界五强之一，后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到现在。难道中国就强了吗？怎么物竞天择一下子就不灵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为值得重视和总结的政治现实，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义。看来世界上并不总是强者最有生存适应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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