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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悲的是，中国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抵消了一战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我现在严格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起的，毫无疑问是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另外一场运动。从它开始，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改变了自己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不再是保国、保种、保教了。一战以后，保国保种大致没有问题了，那时候对中国唯一有重大威胁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后来还侵略我们，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使得西方也开始帮助我们打日本。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与东洋这帮强盗一起来瓜分中国，一个庞大的弱者面对一群豺狼，毫无办法。那时，李鸿章在里面用尽心机，希望能引得列强在中国相互对抗，以夷制夷，维持平衡，但非常困难。两次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以夷制夷的效果，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被侵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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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就站错了队，成了战败国，那中国后来会怎样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上也可能不会搞那么激进的革命。德国是两次都站错了队，现在还在反省。所以德国和日本都因为战败而造成了文化扭曲，他们的主流派姿态一高马上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次都是战胜国，我们完全有政治理由发扬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不会造成世界大战的，甚至是可以预防它的。可是，我们的主流知识分子自己不要这个文化了，只是因为她不善于打现代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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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谓的客观真理标准。这些新文化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身不好。为什么？因为按照某些客观的标准——比如西方来的科学、民主，中国的文化不好；其实从根子上讲，是按照弱肉强食这个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不够强，所以这文化不好。这样就为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找到了一个超时间、超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贸易反压西方的形势下，这样一个反自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还在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现象。西方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它向世界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要应对西方全球化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策略和中国的都不一样。在力求摒弃自己的文化主脉这一点上，中国是相当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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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两次文化革命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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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听到上海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实不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搞的那次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外在的相似。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就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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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谈我的看法。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激进化的文革态势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自觉的、“客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结构，都被急骤地“去中国化”（这里“中国”指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特别看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革命一定要从农村开始，贫苦农民要起来，把乡绅阶级或所谓“土豪劣绅”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于这样一种激进化，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像毁林开荒导致沙漠化。那最后靠什么才能止住流沙呢？只有靠最全面地控制、组织、动员人民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才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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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的追求。陈序经指责那些学西方不到位的人，说他们改革的思想还不彻底，要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和金钱主义。这相当于，既想学帝国主义的好处，又想摒弃它不好的一面，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逻辑。所以他提的一个口号就是，用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要想打倒帝国主义，自己就一定要先成为帝国主义；用我的话来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要抵抗强盗，自己就要做起强盗来。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于新文化的理解是比较中肯的，但又不够深入。现实的逻辑倒是，只有能在某种意义上既全盘西化、骨子里崇拜帝国主义，但又不能让人觉得你要成为帝国主义，而是似乎在最坚决地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这种政治取向才最有号召性。那什么政治力量能同时扮演这个双面角色呢？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出在西方全球化力量造成的生存危机，一个强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压过来，要取代一个地方性的、不追求普遍主义力量的文化，这样就发生了被侵略被压迫的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争端。但是，由于以上讲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政治的分离，对于强力的无条件追求，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大局被遮蔽了，显露出来的只是如何让自己变强以应对列强的问题了。而要同时反帝国主义（西方正统）和封建主义（中国传统），那这个角色只有共产党才能比较好地扮演；国民党也曾经想扮演，但扮得不好，达不到合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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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立志要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倾向在1949年之后也都被延续，我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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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傅斯年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潮，他说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这就把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依据的社会结构的根子给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家》、《春》、《秋》及鲁迅的杂文等等，都在体现着这个流行的看法。1949年之后，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摧残与日俱增，除了新婚姻法，就是将家庭政治化或阶级化，到“文革”时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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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瞿秋白讲，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中国汉字的拉丁化运动，导致了文字改革。《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写道：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的工具之一。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权威、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汉字必亡。八十年代初，他们这一派还认为电脑的使用一定会带来汉字的灭亡，因为汉字无法电脑化。当然，现在这些技术上的反对理由已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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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农民运动，但是里面居然有不小的篇幅讲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讲的是建国问题，但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文化问题；所以文化的建设在毛泽东的心中是最强烈的抱负——我不仅要建一个新政权，我更要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于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纲，与旧民主主义的那种只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态作了区别。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主要是一个文化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无传统之根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倾”——即同时反传统和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年轻人一定会被最激进的变革吸引，被最严密的组织化赋予力量感；因为让“湘军”存在的社会结构没有了，红色的“太平天国”在前面等着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随者们。当然文化不仅涉及意识形态，还涉及方方面面。如果从这个角度领会，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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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孕育已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何等深刻的影响。他像朝圣一样到我们北京大学，宁可在这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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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青年写过一些力图去理解文化革命的深层理由的文章，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也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新看法。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行的第一阶段刚要作一个阶段性的结尾的时候，上海出现了“上海公社”——好像是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实现，而毛泽东对它非常支持，后来又说“革命委员会好”。再往后，有“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合作医疗”、“教育改革”等，虽然名不符实，被现实政治扭曲，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但他毕竟做了体制上、文化上的各种各样的探讨，以代替传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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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文化革命的共同之处，都是大破大立，不破不立——这个口号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有。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则要求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背叛家庭，投向革命阵营。除了个人性的背叛家庭之外，还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背叛家庭，因为新文化人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出身不好。这都是割断历史，而且是按照西方某个意识形态的标准来重造文化，重造新人，塑造全新的一代青年。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上台和掌权，也和当时推翻帝制、造成了文化空当有关。而苏联主宰的“第三国际”向全球、包括中国输出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所以这两次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将全球化进程的逻辑深化到了自觉自愿程度的前后内在相关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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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讲一下教训。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政治命运的改善和它的文化命运的改善完全可以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刚才说到，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和生存状态，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命运和文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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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如果没有上面所讲的这些阴差阳错、历史偶然所造成的厄运，应该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目前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比俄罗斯、甚至越南都大为不如，据说越南共产党对儒家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这里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现象和现实，并不是说哪天想恢复传统文化，就能恢复的。而现在，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状态。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想省点时间和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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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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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现在有一种文化乐观主义，认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那么国家命运和文化命运的分离、甚至是背离终于可以克服了，中国人不必再处处从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实际上我们从政治上早就不必这样了，可这个去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不稍歇。现在有人相信，中国人开始有钱了，从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们说，现在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甚至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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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重这些人的意愿，也乐观其成，但是不同意这种估计。我感到我们文化总的状态和趋向并不好，我们的端午节还要靠出口转内销（即韩国某地到联合国申请当地的端午节传统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引起一点注意。中国节日的总体状态也不佳。节日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文化表现，但是现在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十个节日，只有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春节，其他九个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等都不是官方节日，而且连春节在北京都被“禁哑了”。当然最近有一些呼声开始回潮，好像从明年春节开始可以部分开禁。中国人、北京人终于能在北京的除夕之夜又听到响了千年之久的爆竹声了。当然，如果再有反传统文化、主张过“文明的”节日（好像我们中华文明的更悠久文明已经“不文明”了）的人们的鼓噪，没准儿还会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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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危机有几个原因，有的是跟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的，还有的是根本性的，而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根本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加强。中国现在是特别自觉自愿地参与这个过程，表面上从中受惠——受了很多经济上的惠，但是前面有“时间之幕”，我们看不出未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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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通过全球化有某种程度的复活。现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墙不拆，当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议的那样被保留，那我们北京就可以像巴黎一样，全面开放旅游——老城开放旅游，另外建一个新城来执行国家首都的职能，而老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圣地。实际上大家都在怀古，出于旅游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或者还有点文化怀旧的感情等。但是这都是在大局已变，或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全球化会在一个贫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网上和商业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础和真实的活力。千万不可相信这个夷平一切的过程会带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统一口径来生产和包装的，像张艺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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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的节日感（可简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国人参与现代化的热情也不会降低的，而且出于利益的考虑，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缓和一些的态度。韩国电视剧的受欢迎也反映了重视自己文化资源可带来的某种好处，可以期待将来中国也会学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搬上屏幕。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实质的东西，家庭还是在缩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说到的那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期待，但又很怀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家的传统价值观，真的会在人们做重大判断的时候发挥作用吗？比如，我们应该全力发展现代化生产，争取更高的GDP，还是像儒家、道家说的首先要维持家庭、保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说要生态平衡吗？那么你的国策就要调整，经济政策要调整，你愿意承担减慢经济发展来保护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后果吗？你愿意做这种选择吗？这是真正的选择，是你真正的价值观要起作用的时候和地方。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而且，对于这个过程，我这里也没有强烈谴责的意思（那种批判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它毕竟是我们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的主导潮流。我要说的只是，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押在这一个宝上太不聪明了。应该还有别的可能，尽量多几处“投资”，“狡兔”还知要“三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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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思想方式，从以前的单一文化观——即一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的多元观。这种单一文化观自清末以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吃了最大的亏。当时的洋务运动，后来的戊戌变法、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运动，其主导人都觉得中国只有一块，全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或者是以中学为体，或者就全盘西化；或者守旧，或者就全改，而且是全国一起改。这是大为失策的，是普遍主义思想方式的表现。我们应该有一个见地，就是文化完全可以分成多块，不同而和。这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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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我们回到了1845年，假如你有一个决策权，或者你能够进谏，那么该怎么办？我觉得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应该看得很清楚，那时的中国在正规的、全局的意义上打不过西方，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长处不在于工业革命和发展高科技。如果拥有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是一个民族在现代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向人家学，富国强兵。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国家的主体或者是一大部分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道路。我们必须要以各种方式来“以夷制夷”，那就去学西方、办洋务、变国体、崇科技，发展让列强不敢欺负你的利器。但是，如果我们还能认识到未来是不可测的，追求强力是有危险的，那就不应该要求全国一盘棋式地去学西方，而是应该尽量保持文化与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之内和某个层次上，应该尽量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起来，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地方文化，我们都保留起来，让它们是活的，让人们在里面休养生息，现在也叫特区或保护区。如果1905年废科举之时，决定在某地，比如偏远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部分，保留科举和传统教育，所取人才由当地使用（其实这些人才在主流社会的一些方面——文学、国史、编辑等——也大有用武之地），那么现在中国的文化局面就会有质的不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个智慧，叫“通三统”，就是同时让几种不同族群与朝代所代表的文化存在，以应天命、顺人心。从古代一直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都是这个中华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表现。其实早就该有文化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让一个国家有多种文化体制并行。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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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空当，信仰缺失，只有向儒家回归，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这条路在主流层面上似乎行不通。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走的那条路，完全在按照它那个逻辑在进行，即便它宽松你一下，也仅仅是它的统一战线或应对时局的策略而已。它不会感到有必要让整个共产党改名为“儒党”，或者整个国家体制儒家化。像蒋庆先生讲的搞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三院制，既体现民意又体现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好。但是我怀疑这是否能在主流政治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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