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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正治，鼓励新探索，那么就须充分尊重人的个性与怪癖，柔化体制的规范，留下自由生存和摸索的空间和时间。此为保护特区的“保护”或“特”的又一种含意。所以，保护特区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合法生存方式。你可以隐居，可以独处，可以云游；可以做庄子、墨子、屈原、伯夷、抱朴子、徐霞客、惠能、徐光启、李贽、无名氏等等；你可以信儒，也可以信佛、信道、信耶、信伊，等等。这个区既然以家为基本，也就是以人的最根本处为根，那就不怕什么异端（只要它承认特区的基本生存结构），就真的相信“不同”是好处而不是坏处。此为儒家合乎天道而至诚时中、尽微尽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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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区的形象和建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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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生存体，是什么样子呢？根据以上的阐述，人们可能已可以想象出它的大致轮廓。由于基本技艺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服装、语言、发式、社团的标志等都会有相应的儒化、华夏古制化或自然多样化。这里的生活崇尚自然与人文的时中交织，或天地人的王道贯通，“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周易·系辞上》），由这种原发的“易简”而生生不已，繁荣昌盛，原始反终，得人生性命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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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后给人的外观多半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述相距不太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又有《庄子·马蹄》所述“至德之世”的“天放”神韵，但却是靠圣人的至诚道德和家的神圣化、诗乐化达到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人类追求幸福之“志”，通过“诗”来言出，此“诗”[3]可看作儒家特区的结构替身；而它必让“歌”——天地人贯通和奏的特区生存方式、时间化方式——将自身拉长咏深；所有区民的生活即“声”要依随这歌咏，以至于其“律”或其内在秩序必成“和声”，而终能使神与人相和。那是什么样的生存境界！应该是至善至美的不同而和的真大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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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建立这个保护特区的具体步骤如何呢？不言而喻，在今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状况里，首先要有国家与地方行政的支持，一开始必有国家立法的授权和土地的划拨，给予类似于港澳特区式的自治空间。可在穷乡僻壤、少有人烟处，甚至是荒漠无用处，以植树造林、改善生态为起点，继之以农业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建设，并依据文化特区法而与当地官员签订互惠互助条款，说明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其次，要成立一个由有志于创办保护特区的儒者们、官员、专家组成的筹备会，具体拟定特区的总纲、规模、建制、基本设施和实施步骤。有关的讨论向全社会公开，欢迎一切有兴趣者参与。第三，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和适宜人士（比如有儒家信念、认同中国、有特殊技艺者）征募愿意进入特区生活者，有严格的筛选条件与程序。第四，特区建立的试验阶段中，应逐步建立起保护区与外界的合适关系，适应新的技术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形成区内的临时组织机构和基本制度，走上自治道路。这时保护区一般不接待外来的参观者。区民的去留要符合有关规定。保护特区可分为核心区（尽量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与社会的形态）、缓冲区与外缘区（与大社会有某种形式的来往）。第五，保护特区进入正常运行的阶段，形成和谐有序、自身调节的机制。这就是，社会结构、法制、领导层、对外关系等等都得以确立，各项原则得以贯彻。这些都要求保护特区居民的创造性才智和诚信忠悃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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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此文化保护特区当“自强不息”，从各方面都尽量做到自治自为，与大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永远忠诚于中华民族，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诸君如果访问过美国阿米什人（Amish people）的村落，可能就不会轻易认定这种现代的“桃花源”纯属虚妄了。到那时，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岂不会有质的提高？这才是有自家的灵魂血肉的、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能让一个文化中国真正“万岁”的智慧之举，以回到过去的方式伸入不测的未来，打动一切关心人类命运的世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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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保护特区是活文化还是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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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指出：“保护区中的儒家文化依然是一个已经故去了的文化标本，对复兴中国文化意义不大。……真正意义上的活的文化不是概念，而应该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之中，融于日用人伦之中。一个文化的活力在于能否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作为标本而存在的、只能在保护区中才能成活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不是真正的活。”（《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5日第9版）问题提得很有分量，但仍可容我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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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才让我觉得不建立保护特区则儒家文化将亡，起码是不能兴旺，感到她现在越来越不能“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之中，融于日用人伦之中”。而且，也正是面对这个现实，让我看到一个像儒家这样活的文化物种对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可能有的意义。那么，保护区中的儒家是活的吗？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反问一句：自然保护区中的东北虎或红松林是活的物种还是死的标本呢？是的，它们并未成活到能不靠保护而生存，但毕竟是有生命的、在保护范围内自为延续的种群。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变成完整意义上的自然种群。博物馆中的标本却再不会提供活的基因和现实的生态。如果“华夏文化标志城”的兴建只限于一些象征性的纪念作品与建筑的话，那就的确是“故去了的文化标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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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要走两条道路或多条道路。一条是建立文化保护特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之路，或重申公羊学家们讲的“通三统”（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的文化多元大义之路，也就是“保存较纯粹的古朴活种”的路。另一条则是以西济中的路，即尽量有效地吸收当代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西对话的东西。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化的思想前沿发生了重大的方法革命，无论是数学、自然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都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向非还原的“境域（关系场）论”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领会这些新的思路，进行越来越深入具体的中西对话，就有可能引发出新的文化创新形态，就如同历史上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融产生了禅宗，激发了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一样。没有第一条路，丧失掉纯真的文化基因，中西对话就会缺少“中（华文化）”这一方，或她的典型形态，对话也就很难是真实意义上的。没有第二条路，则古弱的中华文化在今天与未来就很难在完整意义上成活与发展。前者为“阴”，后者为“阳”，一阴一阳是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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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也曾多经危难，春秋时就“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近现代以来则是“西夷与东倭交”，中国岌岌可危。赖千万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政治中华奋起而立，这些年经济中华也迅猛兴起。然文化中华则一直沉疴缠身，迄无重大转机。尤其儒家一脉，灾深患重。知识分子者，应有“士”气，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命运为己任。救儒家，难道只是救一家，而不是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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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将来，儒家只有栖居在这种特区中才能成为又真又活的儒家，而特区也正因为儒家的栖居而成为人类本性的特区和保护区。它构造原初的回忆，把绝望变成希望，把后悔翻转成前行，把你朦胧期待的意境本身变成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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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舟”的比喻来自古巴比伦神话和基督教的《旧约·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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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王凤仪先生的人生与思想，见《王凤仪年谱与语录》（朱循天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和《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讲述，郑子东等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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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此“诗”的更多含义，可参见下一章和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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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九章 栖居中的家何在？——非高科技的建筑现象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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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于《建筑·栖居·思想》（Bauen Wohnen Denken）[1]和《……人诗意地栖居……》[2]等文章中思考了人的建筑与居住的关系，展示出深刻的建筑现象学见地。本章就以讨论他的这个思想为开端，揭示在如此生动的建筑现象学中的一个重大缺失，即人的栖居中居然没有真实的家居，并分析这个缺失的哲学原因，由此而说明他对于现代技术的有力批判为什么会达到无力的结论。最后通过阴阳学说和《易》象来说明家源栖居的哲理以及它在建筑上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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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人的栖居必是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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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栖居·思想》（简称为《筑·居·思》）开头，海德格尔指出建筑与栖居并非两种分离的活动——我们建筑房子，以便栖居或居住；情况倒应该是，建筑与栖居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相互关联，即“筑造［即‘建筑’，Bauen，在本书中这两个中文词是同义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栖居。”（《选集》1189页）那么，什么是建筑或筑造呢？海德格尔首先从德语词源上找它的含义。“筑造，即buan，bhu，beo，也就是我们德语中的‘是’（bin）”（《选集》1190页）。众所周知，在德语和许多西方语言中，“是”（sein为原形）同时意味着“存在”。所以，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建筑就是人据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是其所是的方式（《选集》1190页）。这种看法令人困惑，难道不搞建筑的人，比如住在山洞中的人，就失去其存在方式了吗？甚至就不是人类了吗？反过来，鸟筑巢、蜜蜂造窝，人能够筑造又有什么独特的呢？海德格尔以深化“建筑”的含义来避免这类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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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不是外在意义上的建造，它的真义要回头到栖居中找（《选集》1191页）。栖居的基本特征是保护人与事物的原本存在方式，使之始终处于原发生的自由自在之中（《选集》1192页）。比如，栖居让天、地、神、人相遇而四重合奏，也就是以相互跨越必要间隔的方式来引发那聚集之物（比如“桥”这个建筑—物），并守护着这相遇，以便不断生成人与物的存在可能（《选集》1193—1196页）。所以，“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筑造”（《选集》1195页）。这样，栖居深化了建筑的含义。也就是说，原本的建筑不是去建造对象化的“住房”、“交通工具”，而是创造一种原本的“之间”（Zwischen）（《选集》471页），或引发性的“空虚”（Leere）位置（《选集》487页），让天地神人得以相遇。这是所谓“建筑—物”的原本含义：“桥是一个位置（Ort）。作为这样一个物（Ding），桥提供出一个容纳了天、地、神、人的空间。”（《选集》1198页）没有这种建筑着的或构成着的物，人的本性就无法实现，人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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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理解的建筑就是栖居，而这么理解的栖居也就必是诗意的（dichterisch）建筑，因为只有原本的作诗（dichten）才使这个意义的栖居可能。德文中“作诗”（dichten）同时还有“创作”、“虚构”的意思，也就是上面讲的深刻意义上的建筑（bauen）的意思。所以海德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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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作为让栖居（Wohnen lassen），乃是一种筑造。（《选集》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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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建造着栖居之本质。（《选集》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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