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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68 丁. 父母、子女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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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70 现代的夫妇不必是父母，现代的父母亦不必是夫妇。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来讲，夫妇必变为父母才算成了真夫妇，才达其“至”，才算“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西方人讲爱，除了对神的爱，就是男女情人之爱（柏拉图《宴饮篇》）。这情人可以同性或异性，但完全不必成夫妇（而且往往正因为不是夫妇才是情人）。对于中国古人，情人之爱只能是异性之间的。男女之爱的根源在阴阳天地之“”大爱，循天理（礼之本）之情爱是夫妇之爱，但万物中的夫妇之爱如不化为父母之爱，则大多浅陋板结、龃龉不肖，未得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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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72 从夫妇转化为父母，实际上是从施特劳斯讲的家庭的“横向”联系转为“纵向”联系，即将男女有别所造成的现实社会中的婚姻转化为世代之间的亲子关联。对于从阴阳太极的视野来思考世界人间的人来说，这种转化不仅是两者的一个“妥协”，而更是阴阳男女本义的进展深化。一阴一阳、一夫一妇之道必生生不息，从横向的、空间的（“附远厚别”）异姓相交，生成血脉相通的纵向生命时间，以及这种时间三维度之间的相交，造就世代节奏与家庭家族样式。《易》的八卦卦象也被这样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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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74 乾，天也，故称乎父也；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周易·说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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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76 乾（纯阳）与坤（纯阴）相交，导致阴阳爻（基因）的交换，生成出全新的卦象或生存形态。在三爻卦的层次上，生出三男三女，形成一个八口之家。而且，还须注意，父母或乾坤与子女（震、巽、坎、离、艮、兑）之间不止是生成者与被生成者的关系，还有在深层次上的阴阳相交相即的关系，比如乾坤与震巽之间还有更曲折微妙的阴阳关系。这一点从阴阳爻组成的卦象而不是个体存在者的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从卦爻象上看，父母子女都是阴阳的不同样式，以各自的特征显示出源流与长幼关系。乾坤父母的特殊地位在于它们的纯阳纯阴的组成方式，并以这种方式清楚地指示出，它们更靠近阴阳大化的源头。其他六卦，依从下向上的生成方式或阴阳走向，以独特爻（即三爻中的独阳爻或独阴爻）方式指示出性别与长幼。于是我们看到了生存时间或血缘时间的流动与朝向。“刚柔（阴阳）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趋）时者也。”（《周易·系辞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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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78 戊. 慈的时间性——对海德格尔的一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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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80 根据上节的讨论，我们开始理解慈爱的时间性与原发性。慈爱是乾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阴阳趋时的生发维持的关系，表现为从父母向子女的阴阳时间的流动。这种流动有两层意思：第一，由于父母之间的阴阳交换产生了子女，导致了流变；第二，子女幼时还不是完整的个体，它们与父母之间不是个体对个体的关系，而是阴阳的不同样式之间的最亲密的关系之一种，表现为子女与父母之间非现实性别意义上的阴阳相互强烈吸引，以及父母对子女生存的源源不绝的原发怜爱与维持努力。尽管这种亲子、兄弟、姐妹关系可以推广为人与天地、万物、众民的关系（如张载在《西铭》中所讲），但最亲近和最生活境域化的亲子之爱首先是血缘的或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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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82 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野中，时间的原本形态不是可用钟表测量的物理时间，而是由人——不只是个人，也不只是一代人——的体验构成的现象学时间，具有意义构成及存在构成的效应。对于胡塞尔，这现象学时间是意识的原本综合构造出的内在时间，是由围绕着“原印象”的内在视域（原发的“保持”视域与“预持”视域）交融而成的意识之流，构成了原发生的权能域。它及它所归属的先验主体性是一切意识、意义乃至存在的最终源头。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首先是人（缘在，Dasein）的原发实际生活体验——这体验在一切二元化（如主/客、形式/质料、普遍/特殊）之先——所生成的生存时间，它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缘在”们提供了混世的境域（如水之于鱼），在人的真正切身的生存形态，比如“朝向（自己）死亡的存在”、“做出事先的决断”之中，被充分揭示出来。与传统看重“现在”这个时间维度的时间观不同，这种缘在的生存时间朝向“将来”，或以将来为重心，而且不认为在此根本的时间视域之上还有什么先验主体性的统辖。所以，对于这两位哲学家，特别是海德格尔，原本时间都是意义生成的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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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84 亲子关系的时间性也应该这样来加以理解。它是由最亲近的体验构成，处于一切主客、彼此的分离之前，含潄着人生最切身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通过世代的交替与延续而回荡盘旋，是缘在在世的或显或隐的意义发生与维持的境域，所以这样的时间流就是人生的意义流。双亲的结合、受孕、怀胎和分娩，乃至养育与栽培后代，是最寻常又最不寻常的人生体验，其中总有深切的希望、恐惧、牵挂（Sorge）与负债（schuldig，责任、负罪）感，由生成着的可能性而非现成性导引着，因而父母亲与子女之间一定会出现原发的时间之流，“若决积水于万仞之谿者”（《孙子兵法·形篇》）。它发自天然之势态，沛然莫之御也，先于一切主体性与客体性。它还不是观念理性，但其中充满了关爱理性与良知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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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86 海德格尔思想从基本方法论上进入了这种时间性，但他的天主教与西方哲学的宿根使他只看到个人面对自身死亡时产生的那种“切己的、非关系的和无法被超越的”[21]自身开启，而不能看到那既是最切己而又是关系的时间性和真态生存方式，[22]即亲子关系的真态时间性。如前所及，西方传统经典中的亲子关系多是利害式的、目的论的，或起码是外在的，西方现代的经济、社会与法律结构更加强了这个传统，以至于西方学者、包括批评自己传统的中国学者们打量亲子关系的视野完全是个体主义式的，最多也就是主体间性的，从未达到前个体的、前主体间的（pre-individual, pre-intersubjective）自身境域构成（selfconstitution in horizons）的地步。“社团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没有亲子之根、家庭之根。在这样文化与学术视野中，家庭和亲子关系被视为出自传统习俗、偶然经验或功利追求，往往与“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压抑个性”和“代沟”相挂连，一般被当作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外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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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88 因此，这样的哲学与思想传统的核心处缺少婚配、受孕、怀胎和童年，一起头处就已经是成人个体，甚至是力量型的、反思型的男性成人个体。不可否认，功利化、社会化、政治化了的亲子关系中有西方人看到的各种问题，《春秋》也记载了不少恶性的父子关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原本亲子关系——怀胎分娩、哺育成人——中的纯真挚爱、忘我献身、特立独行、动人化己，超出了一切其他的人际关系，包括人神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包含的“内在超越”的可能还表现在，亲子关系从来就是“朝向死亡”的，“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4.21），前辈的死亡总在以逼临（将来）的和再临（已经—在着）的方式托浮、张大与升华着这关系。但是，它主要不以个体的方式来面对自身的死亡，而是以亲情的、家庭的和家族的方式来经历之。对亲人（子女、父母）、家庭与家族死亡的哀痛与恐惧，在亲子关系的时间意义流中，要远过于对于自己死亡的悲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这种哀恐的一个指标而已；“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是它的一个间接投影。中国古人经历的“超越自我”、“恐惧与战栗”、动心忍性和见独开悟主要是亲子关系式的或广义的亲子关系（天地为万物父母）式的，而不必要是面对一个超越者（比如神、国家、无限）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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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90 己. 孝的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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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92 自古至今，中国文化的主导者们“教民追孝”，但“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礼记·坊记》）。同是亲子关系，相比于慈爱，为何孝爱如此艰难？一个可以设想的回答是：慈出于本能或天性，而孝则主要出于教育与人文环境。换言之，一天然，一人为，所以前者要远“厚于”、深于后者。此“本性区别说”似是而非。首先，如果说慈出自天然，那么孝也并非不天然。“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孟子·尽心上》）如果说孝不尽天然，那么慈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尽天然，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来保证现实中的每一位父母都是慈爱的。然而，无可否认，两者之间确有“薄厚”的或量的不同，其原因也只能到慈孝的时间样式的差异中来寻找。如果我们毕竟要承认时间——无论生存时间还是物理时间——有流向，并采取“时间从过去流向将来”的观察角度的话，那么，亲对子之慈爱就是“顺流而下”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顺势而行、从源到流的。相反，子对亲之孝爱则是“逆流而上”，并在这个意义上是从流到源，或反本报源、慎终追远的。而且，慈爱朝向未来，也就是朝向生成着的新生命；而孝爱则朝向过去，朝向正衰老着、甚至已经消逝了的前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礼记·中庸》）。由此看来，慈爱比孝爱更充沛、更常见的事实，是有时间—意义机制的根据的。就这一点而言，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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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94 然而，如前所述，内意识时间、特别是人的生存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像后者那样只是单向流逝的，而是有着内在的旋涡，或者说是有着三个时间维度——过去、当前与将来——之间相互缠结、相互需要和相互构成的内交织结构的。这一点是现象学的时间分析的关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阐发。“时间性就是这种原本的在自身之中并为了自身地‘出离自身’。”[23]海德格尔还讲：“这个已经存在（即活的过去）源于将来；这也就是说，这个已经存在的（说得更准确些就是：已经存在着的）将来从自身中释放出此当前。我们称这样一个统一的现象——已经存在着的和当前化着的将来——为时间性。”[24]当然，现象学的时间也是从过去流向将来，但这时间流绝不是“往而不返”，因为这将来从根本上就需要过去，以构成自己并释放出当前。所以海德格尔后期用“自身的缘构发生”（Ereignis）这个词来指示出时间与存在的真义，它的基本意思是：任何“自身”都来自那与（还未实存的）对方的相互缘发构成。所以，对于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匀质流逝的，而总有着各种的缘构发生的结构，其中的一种就是“真正的过去或源头总在将来与我们相遇”。[25]在这个视野中，我们可以说，“过去”或前辈不但没有完全过去，而且恰恰是在参与构成着“将来”或后辈，并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构成着“当前”或现在的这一辈人（我辈）。而超出海德格尔的进一步的理解就是：我辈对子女或后辈的慈爱固然是生存时间流或意义流使然，非如此就不足以接通人生的一个重大意义源，但我辈对前辈的孝爱也绝非是逆自然的人力所为，因为它也是在顺应生存时间本身就有的“反向”（Kehre）或“转向”本性，是对这样一个“前后相随而又相成”的时间结构的深层认可。由此看来，“孺子天然就知孝”就不仅是个可以观察到的人生现象，而且是有着现象学的时间依据的“缘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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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96 不过，海德格尔毕竟是以“将来”作为生存时间的重心。这既使他的时间观及存在观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以“现在”为时间重心）大为不同，又使其很不同于中国古代礼学家们的“反其所自生”或“反本修古”（《礼记·礼器》）的思维朝向，也不同于《易》表现出的“朝向将来”与“朝向过去”并重的时间观与天道观。[26]因此，他著作中那么丰富的缘在分析居然完全没有慈孝的地位，而且其他的当代西方哲学家的“我与你”、“身体”、“延异”等新学说中也基本上没有慈爱与孝爱的地位[27]，这既会引起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震惊，又是很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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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898 另一个可以论证孝爱天然性的理由是：如若没有孝的反承与呼应，对于人来讲，慈爱之流也会在具体的体制结构中逐渐枯竭。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生存时间的“反向”或“转向”本性所规定的。作为“过去”与“将来”在亲子关系上的体现，慈爱与孝爱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的两端，不可能只有一边而缺少另一边。一个现实的例子是：在当代社会中，体制化的原因使子女越来越独立、“自由”、不孝，其结果就根本不是新文化主义者们设想的一种更健康的家庭，而是整个家庭关系的淡化与衰退。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孝或非孝子孙，“觉醒了的父母”的大多数并不会像鲁迅期待的那样是“尽义务的，利他的，牺牲自己”而让子女“完全解放”的，[28]而是干脆不去做这个父母了，因为这让他或她去“利他”、“自我牺牲”的要求与这觉醒的前提，即个人意识和价值的优先，本是矛盾的。不少“发达国家”中主导民族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一个指标。克隆技术的到来，恰逢其时；当然，既可以是“雪中送炭”之时，亦可以是“火上浇油”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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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00 再者，这“反者，道之动”（《老子》40章）的孝道，是人性的升华和更真实的体现，表现出更深邃的人类可能性。它不仅能从观察动物与人类在慈孝表现上的差异（如前所及，动物有明显的慈爱却缺少孝爱）而得到支持，而且可以从思考两者时间结构的可能差别而得到进一步的理解。由于生存结构（生活世界、生活形式）的改变，[29]人类与动物体验到的时间结构必有重大不同。多半与人类幼辈“难于独立”的生存样式（因而需要亲代的更长时间的呵护）相关，人类的时间结构明显地更深远宏大，相应地，人类的记忆和想象能力（Einbildungskraft, imagination）空前增长，使人类能够更直接感受到那些“还不在场”的或非对象的（non-objective）意义势态。因此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说，这条狗怕它的主人要打它；但不说：它怕它的主人将要在明天打它。”（《哲学研究》650节，字下点为引者加）这并不说明人类比动物更高级，因为，尽管人类有了某种动物所没有的能力，但也丧失了或根本不具备动物的一些能力；而断定这些人类能力更高级，也只是按照某些人类造出来的标准来衡量而已。“（假如让马和狮子来画神像，那么）马画出和塑出马形的神像，狮子画出和塑出狮形的神像。”（古希腊哲人克塞诺芬尼语，《残篇》15）说孝道是人性的升华，不过是说它使人离动物更远，更能够感受到那些非当前对象化的意义而已。换言之，人相比于动物，更能体验到并回应那些已经不在场了的（nicht-gegenwärtig, non-present）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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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02 只有在人这里，慈的爱意之流明显地和长久地引发了孝爱的回旋之流，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子女的长成而导致亲子关系的解体。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人能够将那从物理时间上看已经过去了的慈爱活生生地保持住，并让它从将来与自己会面。这是一个记忆力的问题，但不是完全对象化的“语义记忆”的问题，而是前对象化的原发记忆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原本的想象力（康德有“先验的想象力”之说）的问题。一般人记不住“三年父母之怀”的体验，所以有宰予那样的从功利角度对礼教的考虑；而且，即便有个别人有超常的早期记忆，能记住或从别人的叙述中记起三岁前的生活（比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写），[30]那也不一定是对“父母之怀”的真切体验。但我们可能在看到其他孩子在父母之怀时，由换位想象力重新激活已消逝的感受慈爱的体验。这个问题下面会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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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04 孝是朝向前辈亲代，从生存时间上讲就是朝向过去。这“过去”有许多含义。它首先意味着我或我们在还没有反思意识的过去，受到了恩惠，而且是无法用任何对象化尺度来衡量的恩惠：我的被生成（被怀胎、被分娩），[31]被哺养，被照顾，被牵挂，被教育，被栽培。它们对于我来说几乎都是发生性的，我正是由于它们而存在，而有此身（dieser Leib, this body），而是今天这个样子；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对于我是久远的、沉默的、无微不至而又不显眼的、随时都可能再施恩（再次参与我生命的构成）的。由此而组成了我的生命出自其中的边缘境域（Horizont），也就是一个使任何孝爱意识得以出现或被构成所依凭的生存时间境域和慈爱场（field of parental care）。这个“过去”的另一个意思是，亲辈在我的经历中以趋老的、甚至是趋死的“下行”方式呈现，他们的死亡多半会先于我自己的死亡而来临。因此，对于我辈而言，在“朝向”我自己的死亡之先，我们已经“先行”到了亲辈的死亡中或对于这种死亡的忧虑牵挂之中。“过去”在这里又以逼临着的“将来”的方式出现。所以“父母之年”才是那让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公冶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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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06 真正的亲辈和幼辈对于我辈不等同于海德格尔讲的“人们”（das Man，大家伙儿），后者是更广泛、普通的视域交融的人际形态，后于家庭的形态与时间样式，尽管两者也共享着一些特点。家庭三辈还处于原本发生着的时间晕圈（Hof）之中：前辈还没有在生存时间的意义上“过去”，从而需要“再现”或“召回”，幼辈也不是一个等待实现的“未来”，它们都正在共同构成着我辈的当前。三时态或三辈“同存在”（Mitsein）着，但又不止于是“共同混世”意义上的同存在。它们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成就所构造出的不仅是一个“统一的（世代时间）现象”，而且是原本的意义生成结构。因其终极地相互需要、相互成就，无私可言，因而是诚的源头，也是还不分“我与你”、“我与他”的纯爱源头。所以，这里的人生形态既不能被归为《存在与时间》中所谓“非真态的”（uneigentlich），或“混世的”、对象化的存在方式，也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个人纯境域化的“真态的”（eigentlich）形态，以及从它衍生出的社团真态形态，而应被视为源初的（ursprünglich）样式，也就是海德格尔认为“非真态”与“真态”都是“同等源初的”（gleichursprünglich）的那个意义上的“源初的”生存方式。它既不是不超越，也不是纯粹的超越[32]，它只发生、维持和回到发生之源。所以孝爱朝向的过去不是任何现成的（vorhanden）过去，而是一个以不在场的方式构成着活生生在场的“过去着”。后面的分析会显示，这种孝爱的经验如何不服从任何现成规则的控制，而一定要在生活的实际体验与生成过程中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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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08 庚. 孝爱意识在人生时机中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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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10 孝爱的时间含义还可以从构成孝爱意识的时机化（Zeitigung，产生、成熟）角度加以分析。以上讨论已经表明，孝爱这样一个典型的和独特的人类现象既不仅仅来自习俗、后天教育，也不就源自个人的心理、一般意义上的主体间意识或社团意识（“大家伙儿”意识），与功利意识也没有关系。它的出现与被维持首先来自人类的生存时间形态，而这种时间形态则被理解为意义构成的方式。同时还被显明的是：孝与慈是同一个时间结构——亲子和狭义家庭的时间结构——中相互依存与相互构成的两极，可以视为家庭关系中的“纵向”阴阳。慈爱为阳，健行涌流，云行雨施；孝爱为阴，顺承反辅，含弘光大。因此，孝爱意识的构成必以接通慈爱为前提，尽管不一定以现实中可见的慈爱行为为前提；也就是说，儿女的孝顺不一定要父母的可见的慈行，比如舜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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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12 如果按《说文解字》将“孝”训为“善事父母”，[33]且作广义理解，则慈爱与孝爱在亲子关系的初期，也就是父母与幼儿及幼童的关系中，几乎是天然相通的。此时子女依恋、顺承父母，在其怀中日新月异，天真烂漫，尽管令父母辛苦劬劳，却也同时为他们带来全新的欢喜与深层的生命意义，致使生存时间的爱意旋涡回漾不已，故不可谓“无孝可言”。当然，就意识层面上看，此时的亲子关系处于慈盛孝弱的状态，尽管谁也不能说两三岁、四五岁的孩童就全然无回报父母之心。接下来，孩子意识能力的发展与孝意识的进展，在一定年岁、比如说十岁之前，几乎是同步的，尽管孩童之间的差异慢慢显露。此阶段之后，自主意识逐渐浮现和发展，[34]孝意识就面临重大考验。从某个角度看，自主意识或主体意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它总有要挣脱孝爱意识的倾向。而从生存时间上讲，自我意识具有以“当前”（Gegenwart, present）为重心的主体/客体化时间模式，力图顶替慈孝意识的以“将来”（Zukunft, future）和“过去”（Vergangenheit, past）的互构为特点的亲子时间模式。如何应对这两种不同意识、不同时间模式的可能冲突，最能表现哲理与文化的差异。而且，不同个体之间也有极大差异。有的人，比如舜、曾参，能够顺利地从儿时的孝情过渡到少年、青年时的孝意识，其间无大的断裂，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与此相反，少数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在青春期几乎完全投入自主意识，忽视乃至排斥孝亲意识。但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自主意识的成长使其淡化了孝亲意识，但并未完全割断，并偶尔在特定的时刻与场合又再现之。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从较强到较弱的谱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与环境——比如儒家礼教盛行的环境与现代个体主义文化加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这部分人的孝亲行为可以有很不同的表现，但它们所从属的生存时间结构，即回旋共行结构（孝亲意识）与当前化的意识团块的流逝结构（自我意识）的杂处，是相同的或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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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14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能赡养父母，但不能时时敬爱之，这就是走向衰落的周礼环境中的通常情况。可见孝意识不等于那些符合孝亲规则的行为，甚至不等于一切只符合孝亲原则但缺少活生生的时间形态构成的意识。能赡养父母，是孝的常态；而敬爱父母，则是孝的非常态或发动状态。有了后者，即有前者；但有前者，不一定有后者。而在趋向西方的现代中国社会，前者也不过表现为“常回家看看”的愿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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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16 《孟子·万章上》开头处有一段关于舜之孝意识的对话。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老师：舜到农田里，向苍天哭诉，他为什么要哭诉呢？孟子答曰：因为他有怨慕。万章不解，问道：按照孔子、曾子等先圣先贤，孝子应该做到“父母嫌恶，也劳而不怨”。难道舜对于父亲与后母对自己的嫌恶[35]产生了怨恨吗？孟子回答的大意是：如果舜能从理念上完全遵守这“劳而不怨”的原则，于是只管自己耕田，尽自己做一个孝子的所有职责，父母不喜爱我，于我又何干？采取这种克己超越的态度，反而是无真孝可言了。只有像舜这样，能让天下之人都喜欢，娶天子的两个女儿，有了万贯财富，却还是为了不能取得顽嚚父母之爱而忧愁怨慕，这才是孝。“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这里的悲怨恰是孝爱的天然发动，渴望与慈爱沟通，不然又何孝之有呢？[36]《礼记·祭义》第八节也讲了这个意思。那里记载孔子违背自己平日告诉学生们的行祭典时的原则——要讲究威仪而又修饰整饬，而在祭典中急急忙忙。弟子不解而在事后发问，孔子回答的大意是：如果总那么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地，怎么能在祭祀时的深挚思亲中与先人的神明相交呢？其话外音是：如果没有这种亲代与后代之间的时态相交、慌不择路或“慌惚”悃忱，[37]又哪里有祭祀中的孝义呢？“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颜渊》）这不只于一个“要有真情”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要合乎时机地实现出真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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