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92918 辛. 构成孝爱意识的两种时机：挫折与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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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20 上节讲到，对于大多数超出了童年期的人而言，孝亲意识与主体意识此消彼长。而且，越是需要主体意识或主体对付客体的意识的事业与职业，越是会阻塞似乎只属于童年、过去和不时髦者的孝亲意识的呈现，而现代生活中则越来越充斥着这种职业。如果情况只是这样，那么孝爱就可能主要属于人生的边缘时期和边缘人群，与它的成熟期和主要部分无内在关系。于是也就可以说，儒家学说的源头偏离了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主流或成熟部分，而儒家能在两千年中国历史中被“独尊”的事实也就表明中华文明的幼年性与不成熟性。而且这还说明，孝爱意识并非是最人性化、最能体现人类独特之处的生存形态。但情况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由于孝亲的非现成性，或者说总要在生活情境中被生动构成的特点，它不会只与某个人类的特定生理阶段相关，而是完全依凭生存时间的样式而出没。只要有非对象化的、非“现在化”的、过去将来血脉交织的“纵向”生活形态与时间形态出现，就有它的现身与存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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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22 有许多生活形态——其中有不少想必已不复存在了——是适合孝爱意识的生成与维持的，比如宁静自然的农耕生活。但是，在现代生活中，还有没有能让孝意识成活的生活时态了呢？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这里不可能充分讨论，而只能通过两个例子来表明确有这种时机与生活形态。第一个时机不是特别限于孝亲意识的，但亦有关，这就是“遭遇人生挫折”的时刻。“挫折”意味着原来的计划、打算、甚至原则都落空了、失效了，眼前一片空白，脚下忽然虚空。而“人生挫折”则是重大的、影响一个人生命进程的“落空”：原来的奋斗目标和散发魅力的对象们忽然消失或丧失意义，甚至生命本身的意义也在消散，于是“黑暗”降临于此时。它那么浓重，披着“忧愁”、“苦痛”、“绝望”、“悲哀”的外衣，遮蔽了一切现成者和可把持者，让人昏昏欲睡，又夜不能眠，经历到那极度煎熬人的活生生之虚无。其实，这只是自主意识的黑夜，是它的“横向”联系造成的人生意义与世界意义的消散，它的来临倒可能是人生深层意义浮现的契机。当那感受生命意义之眼经历了失明，开始能在黑暗中摸索，人就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是确立一个黑夜中也能辨认的新的目标，从而重新组织你的生活，还是继续感受黑暗，甚至更深长地感受它，以等待那非现成者本身的莅临。这里什么都可能发生，从伟大的宗教到悲惨的人生。但我要说，这也是一个回到童年、感受慈爱、参悟人生真义的良机。先不要想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也不要想“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而是让这黑暗自行其是，不管它是仍旧黑暗下去，还是慢慢透露出它本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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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24 慈爱之所以可能在黑夜中浮现，是因为它以及与它相关的生命形态的独特的时间结构或意义生成结构。它是纵向回旋而不是横向构造的，纯依天然的时流势态而行（不靠意愿与算计），因而柔弱咿呀、愚诚无他，就凭生活境域本身的流露顾盼而感人至深。黑暗中的挣扎可能会向神灵呼喊，黑暗引出的回想却带来早年父母的呼唤，和无数次为你塞好被角、轻轻离去的背影（而不是正面的“面孔”）。我们不知她/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爱，但恰恰在这“不知”中有最让人安心和动心的东西。经过主体与对象那“剑气纵横”的世界，这含辛茹苦的慈爱含义开始在严冬中结成奇美的雪花，飘舞在遥远家屋的窗前。而慈爱重现之际，也正是孝爱意识生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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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26 另一个重大契机则是“自己养育儿女”，即由时间的流动所造成的生存时间样式的重现与叠加。与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圣人与贤人不同，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中的不少关键人物都没有“自己养育儿女”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进入或接通慈爱经验，从而再次构成孝爱意识的天然的时间结构。时间的纵向结构使每个人都可以自然地经历人生三辈分（前辈—我辈—幼辈）的角色转换，其中尤以第一次转换，即从子女（幼辈）转换到父母（我辈）最有构成孝亲意识的功能。这时，我辈既已成为父母，却又还是子女（相对于前辈），瞻前顾后、“执柯以伐柯”，于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所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10章）这句引文中第一与第三“人”，既非指个体之人，亦非泛指任何人，而首先和主要地指亲子辈分中的人，或亲缘时间造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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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28 从子女到父母，是一次重大的（如果不是最重大的话）人生生存结构的反转（这也是《周易》卦序的构成原则），阴阳势态相交，散发出人生过程本身的滋味，而且似乎特别是为唤醒或重现孝亲意识而设的。“养儿方知父母恩”，我辈忽然发现，面对稚弱的子女，人确确实实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那忘我的慈爱如“天上来”的河流，日夜不息。恋情虽然一时热烈，但既无慈爱持久，也往往不如它真挚；理智虽然持久，但毫无慈爱的热烈与其投入本身带有的灵感。慈爱是痴情与谋算的融合与升华。而有想象力的人会反过来（此为“道之动”处）想：当年我的父母亲也是这般待我，我身所受的恩情也是如此纯真深挚！此恩不报，何为人也？而且，正因这慈爱无诉无求、“愚昧”无言，常被无情有理地忽视，就更是令这反观中的良心不得安宁，于是天良中有愧疚羞耻生，而非喷发出来而见诸行事不可。在这个意义上，孝爱意识乃道德感之源，由“朝向将来（我对子女之慈爱）”与“重温过去（重现父母之慈爱）”及“重塑当前（我对父母子女之孝慈）”血脉沟通而成。简言之，即从“亲子”反转为“子亲”，而同时构成“亲亲”。因它牵一发动全身，因而儒家视之为“仁之本”、“德之本”，惜乎罕有从根源处讲透慈与孝的关系，从而显露孝本身的“被动与动人”之处者，以至后世不明孝何以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的依据，即它源于人的实际生活的“亲亲”真义，或者说是它的生存时间的含义，动不动就“移孝作忠”，甚至以忠统孝，失了慈孝的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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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30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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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32 本章要表达和论证这样几个意思：① 孝亲或孝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类现象，也就是最能体现人性特点的现象。② 因此，孝爱及其所属的家庭现象中蕴含深刻的哲理（道—理，性理，伦理），并不只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甚至一般伦理学的研究对象。③ 孝爱的道—理在其生存时间，对这种时间的分析能揭示孝与慈的关系，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与“横向”的社会关系有联系，但又从构成方式上大不同于这些关系的理由。从“男女”到“夫妇”，从“夫妇”到“父母”，是从社会关系到深层家庭关系的两个环节，尤以第二个环节有重要的孝爱现象学的含义。它们意味着从系统到发生、从主—客到亲亲、从空间到时间、从规定性到生成性、从后天到先天的转化，是一切人类关系、秩序、良知与道德感的起源。④ 慈与孝处于时间总体流向的不同“位置”、即“上”位与“下”位上，但更重要的是，两者处于同一个时间结构之中，相互需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人的亲亲意识。换言之，由于人的时间意识的深远化（它与人类怀孕哺育期的深长，以及相应的记忆—想象力的拉长有内在关联），慈爱之流天然地会反激出孝爱的回流。这种反激没有逻辑必然，会受到文化与环境的深入影响，在不同个体那里的具体表现亦不同，但如同生态，“亲亲形态”也确有自然状态、准自然状态与非自然状态的区别。慈孝是人类的天然状态，总会被正常的人类生存时间结构从总体上生成。⑤ 孝亲意识只能在人的实际生活经验中被活生生地构成，并在这个非现成的意义上被体验到。而且，生存时间中既有有利于孝爱意识生成的时机或时段，亦有不利于它的时机与时段（比如自主意识上升的时段）。“人生挫折”与“自己养育儿女”是两个有利于孝爱意识构成的时机，后者还具有特别重要的孝爱现象学的含义。⑥ “孝爱本源论”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易》阴阳时间观的存在。不仅易的爻象与卦象有父母子女的含义，而且《易》中的“时义”之深邃宏大[38]和生存化，也会促进人们对于慈孝现象的哲理理解。⑦ 本章中讲的“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而可以看作是胡塞尔讲的“内在意识的时间”的生存化、非主体主义化和《易》化。它受到海德格尔讲的缘在（Dasein）的生存时间观的影响，但很不同于后者只朝向将来的个体主义倾向，是一种建立在孝慈经验和家庭体验之上的回旋时间观。所以这种“亲亲时间”或“孝慈时间”就既不只是内意识的，也不只是个体意愿的或准西方宗教的，而是纯意义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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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34 [1]引文中的下划线为引者所加。本书涉及中国古籍引文时皆同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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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36 [2]本章在如下意义上使用“爱”这个字：爱是经验过程本身而非其结果所产生的意义涌流。它是一种非我的现象，意味着意义以超个体的方式被生成和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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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38 [3]“典型的家庭”意味着以父母/子女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本文中，“家庭”一般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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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40 [4]也不是所有的典型家庭生活都预设生孩子，比如领养子女也可以导致典型的亲子家庭。但毕竟，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养育自己生出的孩子是形成家庭的最主要原因。至于造成典型家庭的社会原因，比如择偶禁忌或“男女有别”，下面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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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42 [5]我这里忽视了中国古代孝书中述及的一些情况，比如“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孝竹体寒暑，慈枝顾本末”（《劝孝歌》），“鸟兽尚知哺育恩”（《劝报亲恩篇》）等。这种忽视也可能出于无知。如有读者确知有关事实，表明植物或动物亦有孝行，还望不吝赐教。另一方面，那些古孝书中也颇有“不化为孝子顺妇者，与禽兽何异”（《文昌帝君元旦劝孝文》）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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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44 [6]例如，在《人类社会》一书中，我们读到：“人类婴儿是在一种极其不成熟和无助（或需要帮助）的条件下出生。事实上，它第一年的成长类型（比如骨质钙化、大脑生长）属于其他灵长类的胎儿发育阶段。（人类婴儿）成熟得很慢。相比于其他物种的幼崽，人类婴儿需要长得多的时间达到成熟（例如，即便类人猿的性成熟期也只要大约九年光景）。”（G. Lenski ＆ J. 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2, p.22）然而，这些西方学者从这个极其重要的人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事实中只看到人类“对社会生活模式的依赖”（同上页），而看不到它首先和直接地表明了人类对于亲子关系和家庭生活模式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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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46 [7]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家庭史》序”，见《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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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48 [8]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家庭史》序”，见《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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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50 [9]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家庭史》序”，见《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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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52 [10]“亲子关系”意味着父母亲（或其中之一）与其子女的关系。如上面提到的，这种关系可以是非血亲的，比如由领养造成的，尽管血亲意义上的亲子关系是它最常见与正常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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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54 [11]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是由杨效斯先生做出的。见他的《家的哲学纲要》，载《留学哲学博士文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卷》，牟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67—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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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56 [12]一般说来，古希腊人乃至其他时代的欧洲人并不否认“虔敬”（piety）是一种美德，少数思想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也提及家庭对于培养后代道德感的现实意义，但是，他们都不认为“孝”（filial piety）是一种主要的德行，更不认为它是一切德行的源头。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四主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三主德”是爱、信、望，即对上帝的爱、对戒命的信和对天国的希望。他们都倾向于在人的亲子关系之上或之下寻找某种超越的或更基本的原则，用来解释德行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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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58 [13]犹太裔的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是西方思想者中的一个异数。他在《整体与无限》（第二部分第四节）中不但相当深刻地阐发了“居住”和“家”的哲理含义（尽管还未真正涉入亲属关系之家），还在第四部分第六节中讨论了父子关系，甚至提到“孝敬”（filiality），但他的分析方式还是让人感不到这是在谈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孝敬父母及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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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60 [14]《家庭史》第一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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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62 [15]《孝经·明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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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64 [16]“现成性”（Vorhanden, ready-madeness）指任何意义上的存在者状态，也就是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对自身的存在规定性。比如西方宗教的神具有某些已被规定了的能力，像全知、全善，爱世人，反对拜其他神，可以用思想或言语创造世界，等等；而中国古人信仰的“天”，则“无声无臭”。这样看，则西方的神是有现成性的，而“天”是非现成的、还有待触机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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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2966 [17]《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下》：“天地，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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