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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20 这样看来,“兴”所表达的既不是特殊内容,或普遍原则,也不只是外在的韵脚,它是由它自身的语言潜能而创造[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dichten”(创作、诗化)]出、开启出的一个先行的视域,一种原本的押韵。只有在这样一个非二元分叉的、语境押韵的和充满引发力的氛围(海德格尔所谓的“敞开领域”或“Offene”)中,对于礼的合适理解和中庸才是可能的。实际上,这兴意味着诗歌的音乐维度,它非主题地打开了通向儒家中心思想的道路。因此,孔子要求所有的君子仁人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样看,“兴”对于孔子也就不止于作诗的三种方式之一,而意味着所有诗的本性,尽管它的基本含义来自于《诗》的起兴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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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22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写道:“理解语言中的一句话,要比人们所能相信地更贴近理解音乐中的一个主题。”(527节)[28]“我们所说的‘理解一句话’往往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讲的,即它能够被另一个表达相同内容的句子所置换;但是我们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一个句子,即它不能被任何其他句子所置换。(就像一个音乐主题不能被另一个音乐主题所置换一样。)在前一个情况中,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被不同的句子所分享;在后一个情况中,则只有凭借这些语词在这个情势下所表达的东西(理解一首诗)。”(531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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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24 众所周知,《诗经》是古代(特别是周代)民歌、雅歌与颂歌的集合,其中不少诗是采诗官从民间收集,另一些由大臣与列士所献,[30]而且,所有的诗篇当时都配有音乐,[31]以便在君主面前演奏,让治天下者明了他的治绩到底如何。因而《汉书·艺文志》讲:“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另一方面,王者或圣人将诗与乐融入礼制,以便让人在动人的氛围中领会礼的真谛而达至和谐,乃至天下太平。诗与乐也用于外交,靠它们来创造一种对话或相互理解的情境。《左传》中有不少相关记载。所以儒者们称这种上下、左右的诗意沟通为“风”。这里的“风”就不只是指“国风”,而是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风”,也就是“风化”。《毛诗序》说道:“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讲:“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32]把诗的作用比作风,就颇有些起兴的蓬蓬然动之于无形的味道。而在“言之者无罪”的情况下,居然就能够让“闻之者足以戒”,这种“双赢”的效果似乎只有通过“兴”的非述谓的——既非个人指称亦非大原则规范——而又是打动人的转化力才可能。谁会被“风”冒犯呢?即便他感到了某种冒犯,也无法找到一个冒犯者。所以,毛亨的这段话是对“不学诗,无以言”的“言”之义的一个很贴切的注释。“冒犯”或“得罪”预设了主体与客体、或两个主体之间的根本分离,而那种被某个冒犯者冒犯的感觉又会毁掉“足以戒”的可能。但是“兴”与“风”动于二元分叉之前,由此而透露出“言”的真意。所以,不学诗、不起兴,就无法真正地、动人地言说。而在这样的脉络中,《论语》中的另一章就可以得到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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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26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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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28 这句话中的“思无邪”似乎很难解释。《诗》三百篇中有不少是恋人与怨人表达强烈情感——疯爱与痛骂——之作,好像违背了孔门的“中庸之道”。甚至孔子自己也在指责“郑声”(《论语·卫灵公·颜渊问》,《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考虑到《诗经》的每一首诗都是配乐的,他对郑声的批评肯定也与其中的“郑风”之诗有关。尽管这样,孔夫子还是要说这三百篇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解开这个疑惑的一种方式就是再次诉诸兴的本义。凭借其前述谓的、纯语境的表达方式,诗“风行”于所有的对象化内容与特殊音乐风格之前,因此而赢得了被再解释的可能,也就是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生机的可能。就此而言,诗是“思无邪”的,总可能被再更新的。下面是凭借兴来解释诗的一例,而且此诗出自儒者们颇有微词的卫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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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30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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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32 孔子的“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再上颜色)”是对子夏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诗句的回应。这回应与这诗句之间有确定的意义联系吗?很难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孔子是将那诗句当作了兴句来对待。子夏将老师的“绘事后素”的回应又当作了兴,一下子跳到“礼后乎[礼应该追随(后于)某种更在先的或更原本的东西]?”让局外人、尤其是现代人觉得突兀或随意,但孔子却异乎寻常地大加赞赏:“起予者商(即子夏)也!”说这弟子的回答兴起了、开启了他。这师徒二人的回答中都有一个“后”字,除了它们在其上下文中的字面上的含义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即在“兴于诗,立于礼”的次序意义上的理解:礼应该后于诗、追随诗而运作。如果我们知道孔子对于礼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期待,就不会认为这种追随是肤浅的了(这一点下节还要涉及)。为了行使这种“治国平天下”的功能,礼必须摆脱它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的外在规定性,而成为一种打动人的艺术。而在这方面,只有诗乐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凭借其起兴之力,诗将它唤起的自发的感情(爱、同情)和自然的美好(素以为绚的美貌等)注入到礼中来,让它也能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回到以上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师生的反复回答都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中获得了兴的意境,并将它转化为理解礼的构成着的视域。此所谓“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的境界。因此,孔子要用“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从这儿才可以开始与你谈《诗》了)”来盛赞子夏,因为这个学生懂得了如何让诗作为兴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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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34 丁.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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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36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海德格尔(乃至维特根斯坦)与孔子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首先,两者都意识到了“终极不可被言说”的问题。对于海德格尔,“无”(Nichts)要比他的老师胡塞尔提出的“还原”或“悬置”还要根本,因为它还剥夺了先验主体性和意向对象在胡塞尔那里享有的特权,揭示出一个先行的开口或视域,其中只有这境域本身所构成的东西才得以存在。孔子与他的后世学生们的关系则相反,是他更为敏锐地觉察到这个不可说问题的关键性。对于他,“言”永远是一种可能入“邪”的危险行为,比如由于固执于它指称的对象而脱开它依凭的生活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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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38 其次,两者都发现了这样一个语言的维度,它允许话语就出自它本身的语境被表达,而不在乎所谈及的确定主题。通过它,终极者得到显示而非把捉。对他们来说,这个维度与艺术(“Kunst”、“艺”)有内在关联,并在诗(“Dichtung”、“《诗》”)中得到最出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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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0 第三,双方都认识到,诗的拯救力量来自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即在一切二元分叉之前的自量尺度的境域言说,由此而打开一个澄明的和创建性的境域(“Lichtung”、“天”),在其中或追随于它,所有的存在者才成为它们自身并得到合适的或缘发的理解。对于海德格尔,这个表达方式就是诗化(dichten),对于孔子则是兴。作为一种非对象的、非概念的、但又绝不缺少意义的表达和创建方式,它具有一种将存在者们转化到它们的缘发本性中去的境域化力量,因而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选集》292页);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选集》292页)。甚至海德格尔解释诗的本性的用语与孔子讲的“兴”的语义之间也有某些类似处。例如,海德格尔写道:“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Stiftung)。在这里,我们理解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选集》295—296页)它们与“兴”的“创建”、“发端”、“导致繁荣”等很有意思上的联系。海德格尔还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作诗乃最清白无邪的事情”(《选集》309页)。其中“最清白无邪”(diss unschuldigste)的中文译文与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对《诗》的总体评价用语“思无邪”基本相同,而且,两者阐发的意思也确实是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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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2 第四,诗作为“生成和发生”的方式,对于海德格尔与孔子来说,都在人群历史的实现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海德格尔解释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地,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时,他这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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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4 诗不只是缘在(Dasein)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因而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是一个“文化灵魂”的单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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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6 我们的缘在根本上乃是诗意的,这话终究也不可能意味着,缘在根本上仅只是一种无害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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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8 ……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选集》319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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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0 如上已经讲过的,毛亨在他的《诗大序》中将诗看作双向影响君王与百姓的“风”,并因此而参与、甚至造就历史的形成。于是他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35]他的这些看法,可以看作是对孔子以德礼治国思想的一种推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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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2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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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4 但是,德与礼为何能对人民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它们的长久力量要大于政与刑呢?《论语·颜渊》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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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6 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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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8 可见对于孔子来说,道德的力量并不在于什么“道德命令”或“戒律”,而是其“风”性,只通过无形的吹送而影响人民与历史。对于孔子,这风的形成肯定与诗及其起兴内在相关。德由礼造成,而这礼,如上面讨论《论语·八佾·子夏问》时所显示的,是从诗与乐那里获得了原发地打动人心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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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0 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是,孔子与海德格尔在他们有生之年,在由其诗性思想指导的政治追求中,都不得志。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或可能的区别在于:孔子虽然在他生前的实际政治经历中,几乎完全失败,但他的有关思想和由他编创的“六艺”(其中《诗》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在后世取得了极大成功,以至于在两千多年中(与古代传统一起)创建出了一个诗的国度。[36]就海德格尔的情况看来,他的政治失败是更灾难性的,有关思想的历史复活也多半会更困难、更不定。他也没有做过像孔子那样的编辑诗歌的事情。但是,他不仅一直崇敬荷尔德林,与之做长期的思想对话,而且还自己写诗。在他的《从思的经验而来》里,我们可以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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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2 当夏日间蝴蝶息于花朵之上,双翅合拢,在草风中随花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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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4 我们内心的一切勇气无非是那呼应着存在召唤的回响,此召唤将我们的思想收拢于世界的游戏之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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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6 我们能够在这些诗句中发现“兴”吗?我们能在“存在召唤”中感到“夏日间……”的起兴力量吗?“在草风中随花摆荡”难道不正是在以非内容的方式同时显示着对于“无”和“有(存在)”的意识?或对于这位诗人(海德格尔)命运的意识?所以,在此章结束之时,再引用几句他的诗也许不是完全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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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8 当冬夜里暴风雪撕扯着小屋,清晨山景静落在白雪覆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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