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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0 第三,双方都认识到,诗的拯救力量来自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即在一切二元分叉之前的自量尺度的境域言说,由此而打开一个澄明的和创建性的境域(“Lichtung”、“天”),在其中或追随于它,所有的存在者才成为它们自身并得到合适的或缘发的理解。对于海德格尔,这个表达方式就是诗化(dichten),对于孔子则是兴。作为一种非对象的、非概念的、但又绝不缺少意义的表达和创建方式,它具有一种将存在者们转化到它们的缘发本性中去的境域化力量,因而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选集》292页);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选集》292页)。甚至海德格尔解释诗的本性的用语与孔子讲的“兴”的语义之间也有某些类似处。例如,海德格尔写道:“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Stiftung)。在这里,我们理解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选集》295—296页)它们与“兴”的“创建”、“发端”、“导致繁荣”等很有意思上的联系。海德格尔还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作诗乃最清白无邪的事情”(《选集》309页)。其中“最清白无邪”(diss unschuldigste)的中文译文与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对《诗》的总体评价用语“思无邪”基本相同,而且,两者阐发的意思也确实是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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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2 第四,诗作为“生成和发生”的方式,对于海德格尔与孔子来说,都在人群历史的实现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海德格尔解释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地,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时,他这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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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4 诗不只是缘在(Dasein)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因而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是一个“文化灵魂”的单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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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6 我们的缘在根本上乃是诗意的,这话终究也不可能意味着,缘在根本上仅只是一种无害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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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48 ……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选集》319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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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0 如上已经讲过的,毛亨在他的《诗大序》中将诗看作双向影响君王与百姓的“风”,并因此而参与、甚至造就历史的形成。于是他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35]他的这些看法,可以看作是对孔子以德礼治国思想的一种推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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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2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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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4 但是,德与礼为何能对人民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它们的长久力量要大于政与刑呢?《论语·颜渊》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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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6 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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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58 可见对于孔子来说,道德的力量并不在于什么“道德命令”或“戒律”,而是其“风”性,只通过无形的吹送而影响人民与历史。对于孔子,这风的形成肯定与诗及其起兴内在相关。德由礼造成,而这礼,如上面讨论《论语·八佾·子夏问》时所显示的,是从诗与乐那里获得了原发地打动人心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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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0 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是,孔子与海德格尔在他们有生之年,在由其诗性思想指导的政治追求中,都不得志。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或可能的区别在于:孔子虽然在他生前的实际政治经历中,几乎完全失败,但他的有关思想和由他编创的“六艺”(其中《诗》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在后世取得了极大成功,以至于在两千多年中(与古代传统一起)创建出了一个诗的国度。[36]就海德格尔的情况看来,他的政治失败是更灾难性的,有关思想的历史复活也多半会更困难、更不定。他也没有做过像孔子那样的编辑诗歌的事情。但是,他不仅一直崇敬荷尔德林,与之做长期的思想对话,而且还自己写诗。在他的《从思的经验而来》里,我们可以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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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2 当夏日间蝴蝶息于花朵之上,双翅合拢,在草风中随花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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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4 我们内心的一切勇气无非是那呼应着存在召唤的回响,此召唤将我们的思想收拢于世界的游戏之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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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6 我们能够在这些诗句中发现“兴”吗?我们能在“存在召唤”中感到“夏日间……”的起兴力量吗?“在草风中随花摆荡”难道不正是在以非内容的方式同时显示着对于“无”和“有(存在)”的意识?或对于这位诗人(海德格尔)命运的意识?所以,在此章结束之时,再引用几句他的诗也许不是完全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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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68 当冬夜里暴风雪撕扯着小屋,清晨山景静落在白雪覆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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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70 如果思想的道说不能说出那只可无言以待的东西,那么这道说就会安止于其本性之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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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72 [1]Rudolf Carnap: “Ue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du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 Erkenntnis, vol. II, 1932, S.21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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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74 [2]Rudolf Carnap: “Ue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du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 Erkenntnis, vol. II, 1932,第229页。中译文基本上取自《逻辑经验主义》上卷,洪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页;但依据德文原文做了译名和词句表达上的调整,并补入了中译里面遗漏了的一些省略号。此引文中的加重号来自卡尔纳普,双引号来自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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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76 [3]Rudolf Carnup: “Ue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du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第231页。中译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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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78 [4]L.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3,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Gespraeche, aufgezeichnet von Friedrich Waismann,ed. B. F. McGuinnes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S.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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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80 [5]L.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Band 3,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Gespraeche, aufgezeichnet von Friedrich Waismann, ed. B. F. McGuinnes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S.68.,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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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82 [6]比如,维特根斯坦在《关于伦理学的讲座》(1929年)中讲:“那总在发生的,对于我却没有(可述谓的)意义。”(引自Wittgenstein: WerkausgabeBand 3, S.68注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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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84 [7]“Warum ist überhaupt Seiendes und nicht vielmehr Nichts?”M.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1978, S.121. 此问题也出现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的一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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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86 [8]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 C. K. Ogde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1, p.149,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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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3788 [9]Heidegger: Wegmarken, S.108. 中译文出自熊伟,《海德格尔选集》(缩写为《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以下引用此文时,只在注释中提供中译本即《选集》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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