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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许多热心朋友的慷慨忠告、帮助和批评，这本书是不会完成的。仅仅在此列出他们的名字，并不足以完全表达我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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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洛兰·克里尔（顾乐真，Lorraine Creel）所做的贡献是特别巨大的。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本书重要的思想来源。本书的每个主要观点都与她讨论过，有许多改动也都出自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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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书稿在初稿时就由艾德里安娜·科克（Adrienne Koch）教授和厄尔·普里查德（Earl H. Pritchard）教授阅读，并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还与他们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我要致谢刘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教授、威廉·霍尔珀林（S. William Halperin）教授、杰罗姆·克尔温（Jerome H. Kerwin）教授、埃得沃德·小克拉克（Edward A. Kracke，Jr.）教授以及唐纳德·拉茨（Donald F. Lach）教授，他们阅读了部分稿子，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还想感谢纳比亚·艾博特（Nabia Abbott）教授、埃德温·小比尔（Edwin G. Beal，Jr.）先生、赫尔曼·芬纳（Herman Finer）教授、阿兰·格维尔茨（Alan Gewirth）教授、威廉·艾尔温（William A. Irwin）教授、理查德·麦基恩（Richard P. Mc Keon）教授、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博士、波尔曼（H. I. Poleman）博士、斯特罗德思（G.. K. strodach）教授、汤用彤教授、邓嗣禹教授、董作宾教授和约翰·威尔森（John A. Wilson）教授，他们也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我很感激钱存训先生，他不仅对参考书目提出建议，还书写了本书引用的汉字。一年以来，这项研究与国会图书馆息息相连，我想向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博士以及他的东方部的全体职员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们在罗列参考书目和制定目录方面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使我能在1945—1946年间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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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地接受了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J. Walsh）先生的一些编辑上的高明建议。书前所附地图是由苏姆·里彻特（Susan T. Richert）小姐绘制的。琼·沃克（June Work）小姐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收集材料到阅读校样，以及编订索引，她消除了书中的许多舛误，理当分享本书因它的高质量而获得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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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仍有的任何差错均由我一人负责。因为它的主题是庞大而复杂的，无疑会有许多错误。对此，我的态度正如《论语·宪问十四》中提到的一个人所说的：“本想使过错减少一些，但却还没有完全实现（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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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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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说法与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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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中国降生了一个婴孩，他的一生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传统说法认为，他是贵族之后，还是帝王的后裔。[1]他临世之时，据说有苍龙和“神女”在空中盘旋。[2]但是，孔子自己却说：“年轻时我没有社会地位，还生活在卑贱的环境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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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说法把孔子看成一位严厉的学究，说他制定下细致的规则让人们言行是比。实情却是，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制定死板的规则，因为他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遵循他人制定好的教条，更不可能因此就免去反躬自思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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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孔子通常被认为是保守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首要目标是复古和捍卫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事实上，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所以，他应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之内，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最终在中国消亡了。对于这一旧制度的崩溃，孔子的贡献大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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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孔子不得不自己谋生，以至于去做一些卑贱之事。[4]从这些经历中，孔子得到并且从未失去的是对普通人的深切同情。他们遇到了太多的难题，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周朝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瓦解，封建诸侯只是名义上臣服于周天子。然而，这些诸侯并不能说是独立的，因为其中的一些又成为他们的家臣的傀儡。在诸侯国和各国贵族之间，公开的和私下的争斗愈演愈烈。各国诸侯根本无力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以使他们避免受制于自己的得力助手、拥有武装的属下或者竭力僭夺他们的权力的野心家。在一个诸侯国之内，即使权势最大的贵族家族也不能保证不被摧垮，它的首领也很难避免受到谋杀的可能。不用说，普通大众的处境就更为悲惨了。在国与国和贵族与贵族之间，无论谁在争斗中获胜，普通百姓都得遭殃。甚至在和平时期，普通人也没有安全保障。他们无权无势，始终是贵族们的牺牲品。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形势下，世袭贵族的主要兴趣自然就转向了狩猎、战争和穷奢极欲。为偿付这些消遣和糜耗所需要的费用，他们对人民的赋敛已经超过了人们最大的承受力；而对于人民的所有抗争，他们都予以无情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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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这种状况，年轻的孔子根本不能忍受，他下决心倾尽毕生之力去匡正时弊。他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讲述他的主张。根据他的主张，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适合于人们的生存。孔子逐渐召集起一群年轻人来学习他的学说，因此，他就成为一位知名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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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说的基本点是简明的。在他所见之处，人们都在彼此争斗，但他不相信这是社会的本有状态。他认为，人们彼此合作才是正常的；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不应该是相互谋利，而应该是增进共同的福祉。在他看来，用来衡量统治者治国成就的标准应该是：统治者不是为自己敛财和攫权，而是设法给他们的子民带来福利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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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只要仁慈的君主掌握政府，他梦想的世界就会到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孔子将乐于看到世袭制被废除，如果这一天真有可能到来的话，[5]但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对这一理想的现实折中和替代，孔子转而努力说服君主们改变其管理机制，让他们的大臣有德行、有才能，以及经受适宜的从政训练。他努力教育年轻人做这样的大臣。因此，在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中，孔子对贫贱者和富贵者一视同仁。孔子收授弟子只有两个条件：聪慧和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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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试图完成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想取消统治者继承而来的实权，把它交给合乎道德标准的大臣，进而使政府改变其目标，从为少数人谋福祉转向为全体人民谋福祉。他明白，要完成这场革命，仅有思想信念是不够的，他还得努力激发弟子们对这一事业的真正热忱，而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献给了这一事业。在这方面，孔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个“有道之士”［Knights of the Way，借用阿瑟·韦利（Authur Waley）的妙语］的团体受到了这种献身精神的激励，而这种献身精神并不逊色于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的骑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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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孔子并不只是要全力以赴地做个教师，他更想指导国家政治，并看到他梦想的世界在他手中变为现实。可是，当时的各国君主显然不可能认真考虑并授他以实权。尽管至多他们认为孔子是个无害的怪人，但是，一旦给他权力那就危险了。相反，他们把政治高位给予孔子的某些弟子。正是在这些弟子的坚持下，孔子最终在他的故乡鲁国得到了一个职位，但那只是个荣誉头衔，可能根本没有实在的权威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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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发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无所作为时，便去周游列国，寻求能够认真履行他的政治思想的在位者。但是他从未知遇。这样的游历持续了十多年。总的来说，周游列国期间的孔子几无所获，但却证明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而情愿备尝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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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鲁国后，孔子继续其教学活动。5年之后，孔子去世了。他的一生没有大的起伏。没有高潮，也没有低谷。他的主要抱负无一兑现。在他去世之时，每个人肯定都认为他是个失败者。的确，他自己亦持如此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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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在他的学说代代相传的同时，儒家也渐渐壮大起来，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孔子的学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直到最后连他自己恐怕都无法辨认。但是，孔子所坚持的两项原则还一直保存着，即强调不是以出身而是以德行和才能为标准来选择从政者，以及政治的真正目的是人民大众的福利和幸福。尽管战争和压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日益维艰，但后一项原则却使得儒学在普通大众中广为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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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相对野蛮的秦国蹂躏了中国，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极权帝国。儒生们拒绝合作，秦帝国就禁止了他们的书籍和学说的传播，甚至还处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是不到20年，一场革命就推翻了秦王朝，而儒士则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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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建立的汉朝总的来讲比较看重儒生。可是到了第六代皇帝，即怀有极权野心的汉武帝时，一些儒生与这个皇帝发生了冲突。汉武帝极其聪明，他没有公开反对儒学；相反，他摆出了赞助和拉拢儒学的姿态。他让一大批儒生享受政府俸禄，他还亲自主持朝廷选取官员的考试。可以说，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大约从这时起，儒学开始被滥用，以至于发展到替专制政治作辩护的地步。儒学的这种转向，是对孔子学说的彻底败坏。然而，正是为了反对这种败坏，才启发和鼓舞了另外一些儒生的从未止息过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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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流行的大部分有关孔子的资料出自汉代或汉代之后。孔子的传记和有关的注释确实是力图把肉和血附在古代典籍的骨架上。几乎在孔子去世之前，粉饰他的传统就开始了。孔子的那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在他自己的时代并未受到赏识，而后来出现的孔子传记却把他写成一位有权有势的政治家，这种情形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另外，与儒学相敌对的思想派别起初是攻击和嘲弄孔子，但后来却又转而利用他，甚至是极权主义的法家也顺势把孔子变成了极权主义者。这方面最有效的做法是，法家人物借孔子之口倾吐极权主义观点，同时，为了掩盖对孔子思想的歪曲和利用，还在他们的著述中插入了一些最受人尊敬的儒学经典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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