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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认为孔子的民主观点难以接受，而要把他描述为肆无忌惮的帝国权威的支持者的人们来说，上述的一切是有用的。他们希求的只是把这些虚构的附加物设定为孔子的学说，并解说给其他人，从而使人们忘掉孔子其余的思想。这样，他们就建起了一层隔阂，使人们2000多年来难于发现孔子的真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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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有辨识力的学者迟早都会出现。事实上，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入中国并成为学者和朝廷官员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们拂去堆积如山的近代解释的尘封，力图还孔子以真实面目。他们在发回欧洲的一封封信函中，向人们讲述了他们所发现的这位令人鼓舞的“新”哲学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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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欧洲，正当众所周知的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逐渐获得了名声和美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沃尔夫（Wolf，1629—1754）、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士，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当然，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在法国和英国，人们认为，在儒学的推动之下，中国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武器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贵族。在欧洲，对于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孔子哲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的影响，孔子哲学又间接影响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趣的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曾提议，作为国家的“政治拱顶石”，[7]应该比照着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一种教育体制。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儒学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贡献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所忘却。为此，我们必须检视儒学在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过的适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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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孔子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前辈。孙逸仙曾说：“孔子和孟子是民主的倡导者。”[8]他还制定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他的一些同胞至今还认为孔子是个保守主义者，认为正是孔子帮助统治者锻造了专制主义的枷锁，从而对孔子怀有敌意或冷眼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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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完全是论说欧洲的书中，里克（W. E. H. Lecky）的一番描述颇为适合孔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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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代的思想基础上才能产生天才人物，同样，只有在一定时代的道德水平上才能产生这样的人物：他们预测并促进未来的道德水准，传布诸如德行、博爱或自我克制等等与他们的时代精神了无干系的道德观念。他们反复灌输种种义务，指点多数人都认为是完全空想的行为的动机。他们的完美无缺的道德魅力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同代人。在这种热情的激发之下，一个追随者团体形成了，许多人从他们时代的道德状况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运动的全部效应只是暂时的。起初的热情开始渐渐衰退，周遭环境恢复了它们的优势。尽管纯洁的信仰变成了现实，但却被装饰以异化了的、脱离原位的和扭曲了的观念，直到它起初的特质消失殆尽。曾是不合时宜的道德信条，一旦迎来与之适合的文明的曙光，就会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至多是通过信条累积的微弱的和不完全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它所需求的环境的到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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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均与孔子的情形相吻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正如他自己所言）孔子在世时无人完全理解他，以及后人为什么经常严重地误解他。它也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这个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物，在其有生之年默默无闻，却在身后留下了辉煌，并继续影响着甚至是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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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二章 研究孔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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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关于孔子的传统说法，即使许多学者能够接受，其准确度也是成问题的。1100多年前，生活在唐朝中晚期的最著名的儒者之一——韩愈，就抱怨同代人只是重复着关于孔子的一些极其乏味的东西。因此，他问道，如果有人想了解实情，“他们将从何处寻找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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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孔子的故事都以写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传记）为根据。一位西方学者曾写道，实际上这部传记“确定了所有时代孔子传记的基础”。[11]然而，19世纪初伟大的批评家崔述却尖锐地指出，这部传记事实上“十之七八是诋毁之语”。[12]一位当代中国学者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难题，认为在《史记》所有篇章中，这部孔子传记“最芜杂无条理”，以至于任何称之为作家的人都不会写成现在这种样子。[13]不过，无论这部传记有多少不足之处，它仍然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尽量可信的有关这位圣人的生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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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实情，就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这个难题。因为现存唯一完整的孔子传记（《孔子世家》）写成于他死后的几个世纪，所以习惯上就得从它开始，但却要努力剔除掉那些明显荒谬的东西。可是，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余下的东西就是真实可信的。一旦有人成为孔子那样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无数的故事中，这些故事根据的是讲述者的信仰和渴望，而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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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基督教的传统说法的例子。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大多数早期基督徒是卑贱之人，被人轻视，遭人迫害。当他们的孩子遭受同伴的欺辱时，一些父亲用来自我安慰的想法是：孩提时的耶稣就富有神圣的力量，不会任人欺凌。于是，有两部《天启福音》就说，当其他孩子冒犯年少的耶稣时，他就使用超自然力当场置他们于死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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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故事呢？我们要把它们作为真实的历史吗？我们应该说它们是过分的并把被杀死的孩子的数目减少到一个吗？我们将排除超自然因素，并说这个孩子纯粹是自然死亡的吗？我们将更进一步认为，耶稣完全不是有意杀死孩子的，而这种事件无疑是根据他偶然杀过人的事实而生发出来的吗？显然，所有这些假定都是无谓的。我们越是努力变更这些故事以便使它们更可信，就越减少了彻底理解其原委的机会。其实，它们出自悲惨的、被压迫人民的白日梦。而只有这样加以理解，它们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价值。但是，假如一定要从这些故事中引出耶稣的生平事实，我们必入歧途，因为它们与耶稣的所作所为绝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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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孔子的传奇故事都与他本人无关。如果我们把诸如此类的故事放在其应在的位置上并仔细加以研究，它们将告诉我们大量的关于它们出现的那些时期（无论是汉代或其他时代）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想从大量的孔子传奇中归整出孔子的真实生平，那简直是毫无指望的。因为，当传奇出现时，孔子已谢世300年或更多的时间了。那些传奇是极其混乱的，而且人们也没有区分其真伪的贴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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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依靠两种其他类型的材料来努力寻找真孔子。首先，尽管我们并不漠视在相对近晚世流行的种种传统说法，但我们认为它们只具有次等的价值，或者说是第二手材料，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产生于近可能接近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有关他的记载。我们将把基本的参考资料限定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年内。其次，在每个主要观点上，我们将格外留心这样的作品：它们描述的是孔子时代之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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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孔子之前的材料的重要性有时被忽略了。但是，如果我们确实要了解孔子是哪种类型的人物时，这种材料就是必要的了。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比如说，要想了解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为什么倡导每周工作48小时，除非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假如他生活在20世纪中叶，在一个许多人认为每周工作40小时就是标准的国家作如此倡导的话，他就是在主张延长周工时，而有人就会称他是个“保守分子”了。但是，如果他提出这一主张针对的是19世纪初许多国家盛行的状况，他就是提倡剧烈地缩短周工时，在那时，他的确会被称作“危险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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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孔子曾说过他的一位弟子（冉雍）有资格登上诸侯国君主的宝座。[15]但是，我们仅仅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了解所有的背景。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孔子讲这话时的政治形势，那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位弟子并不是世袭的君位继承人，并且有暗示说他的家世在一定程度上有污点。[16]然而，孔子却说，弟子冉雍所具有的德行和才能，使他完全可以去做国君。在汉代，这种说法并不稀奇，但在孔子之前的任何时代，从远古文献和青铜铭文（金文）的记载来看，世袭权力一向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17]很清楚，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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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儒家思想出现之前的中国的基本状况时，我们使用的典籍是众所周知的《诗经》、《易经》中的真正早期的部分、[18]《尚书》、[19]《春秋》以及传世的铭文。我们也将使用著名的史书《左传》，但是，现存的《左传》只记载到公元前300年左右，所以我们必须慎重使用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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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础是《论语》。这本书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师徒的言论。尽管并非整部书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那些后来附加的部分却以种种方式经常不自觉地暴露出来。毫不稀奇，在文体、词句和思想上，《论语》的后加部分与真正的早期部分是很不同的，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是由儒家圈子之外的人伪造的。许多学者于此多下功夫。本书“附录”概括了他们的成就，并详细讨论了《论语》各篇章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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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家墨子命名的那部书多处提及孔子。乍看上去，这部《墨子》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资料，因为墨子生活的时代稍后于孔子。但是，许多批评家已经指出，论及孔子个人的那些内容多半是后来掺入《墨子》之中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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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孟子》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儒家哲学家孟子在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降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部书以早期的文体颇为详细地记录了孔子的一些言行，这些记载与人们所认为的《论语》早期部分的记述大体吻合。《左传》很详尽地记录了孔子在世时他的故乡鲁国的历史，但总的来说对孔子的生平却所记甚少。其中记载的许多事实说明，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并不像后来传统说法中所再现的那样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左传》之中孔子的一些故事与其他的早期记载不一致，在某些记载中甚至出现了神怪或超自然的东西。根据这样的事实，以及《左传》之所记已经下至于公元前300年左右，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记述只能有一部分是值得信赖的。可是，这部分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孔子的生平却是很有价值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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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方面，孔子死后几百年写下的著作比那些完成于接近孔子时代的书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这与我们希望的正好相反。显而易见，那些大量附加的细节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当我们审视儒家神话的成长过程时，将会留心这一部分晚出之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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