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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子从不有意掩饰他卑贱的过去，但长大后还是觉得有些羞愧。[12]然而，没有这些早期的生活起伏，他就不可能成为那么伟大的人物。实际上，这些经历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的文化史。早年的奋争使孔子接触到了普通大众，并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从未从孔子身上消失，并从一开始就使儒学蕴染上了这种色彩。正是普通人的处境使孔子拿定主意：就他所能做到的，要使每个有才能的年轻人都能获得有所作为的机会，而不要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多么卑贱。当孔子后来宣布在他的课堂上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有大志的学生（无论他多穷），并断言每个青年都应该受到尊重，直到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候，[13]他便是既讲述了一位伟人的高尚原则，也（无疑是不自觉地）证明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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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胸有雄心大志。因为他没有继承到有影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只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适合于从事任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事情。在当时，最有指望的前途之一是政治阴谋，但是，孔子既无此能力，又无此天赋。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孔子也从来没有屈从于任何政治阴谋，孔子也不赞成为战争而战争。这就剩下了多种正统的出人头地渠道中的唯一路径，即设法赢得某位国君的欢心。但不幸的是，孔子对此更是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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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来就不会阿谀奉承。相反，当孔子的一些朋友颇费周折地使一位实权人物对孔子产生了好感，并撮合成双方的一次会面时，孔子却抓紧这种天赐良机去指出那个有希望成为他的政治赞助人的错误和克服错误的办法。这种做法是否有助于政府的道德进步并不好说，但它对孔子的政治事业却是无益的。进而言之，孔子并不擅长与“识时务”的人谈话。他不关心，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愤懑之中的刺耳之言。不过，孔子的一些弟子可比他强，比如说像子贡这样口才非凡的弟子就被当权者所欣赏，并且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这是毫不奇怪的。孔子经常责备辩才，以至于我们不能肯定但却怀疑他是否无意中羡慕那些拥有这种才能的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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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脾性上就不适合做一个现实政治中的成功者。就他的资质而言，孔子毋宁是个天才的哲学家和教师，而在其他许多方面，他的天赋与现实的要求刚好相反。年轻时的孔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假如当时有人告诉他，他会强烈否认的。不过，即使他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年轻的孔子也并不明白采取何种正确的行动路线。孔子向往着两件事：第一，如同任何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很想出名。第二，他想减轻他所看到的所有骇人听闻的大众的苦难。但是，仅仅怀有这样的抱负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怎样依靠哲学和教育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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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只有去从政才能获得名声和在现实中取得实际成就。在那样的社会中，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是由某些政治官员负责的，可它们只是这些官员们政务活动中次要的和附带的部分。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不会做出多少像样的成绩。确实，负责宫廷仪式的官员必须得研究礼仪，而其他官员也会为了某个特殊目的而去查阅历史档案。但是，因为忙于日常公务，他们既没有闲暇全身心地研究与他们的职责有关的全部学问，更没有工夫平心静气地思考文化问题，而这些却是哲学家所应必备的，因为他们探究的是变动不居的宇宙现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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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了所有的这一切。孔子力图获得有实权的政治地位，但是当这项追求彻底失败后，他便渴望得到闲暇，以便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沉思。他多次拒绝“识时务者”的拉拢，因为他终于发现（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与这种人进行周旋的才能。这一定鼓舞他加倍刻苦地做学问，以便在这个他根本碰不到真正对手的领域里卓越超群。当他悲叹自己求仕失败的惨痛时，做学问（以及后来的教学）自然就成了他的真正乐趣。在朝廷之中孔子没有用武之地，像一条脱离了水的鱼儿，直到生命的终结。但是，在弟子们中间，孔子却精神抖擞，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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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学问者之一，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读过大量的书。首先，许多后来声称出自远古时期的典籍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尚未问世。其次，还有原本佚失、副本稀少和书籍流通困难之类的问题。那时，典型的书稿是所谓的“竹简”，写在竹板上，用绳子捆扎起来，类似于缩小了的栅栏。不用说，这样的“书”既笨重又制作粗陋，既不便于携带也不方便阅读。孔子熟悉一些历史文献，他也可能记诵了著名的《诗》三百篇，他也曾悉心研究了礼（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而之间的区别在那时无关紧要）。在他那个时代，礼存在的表现形式主要靠的是约定俗成，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有多少内容能被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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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书籍给孔子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却并不是他的思想的唯一源泉。事实上，他有时毫不犹豫地用一种只能被称为毫不在意的方式解释各种书籍的内容，以便得出自己的论点。[15]因为从根本上讲孔子并不是学者，而是政治—社会改革者，他在寻求一种使他的世界从近乎混沌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他相信政府就应该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但是，孔子所取得的思想成就（从此以后成为儒学的基石）尽管灿烂夺目，但却并不是能够确保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效良药。他深信，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由这样的人对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管理，他们应该达到最高的人格高度，接受过充分的政务训练，并且以此努力献身于公共福利，以至于必要时以死捍卫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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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终认定，自己才是能以上述标准去管理政府的最合适人选，这一结论是不足为奇的，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孔子深信，他的使命就是救世。[17]他以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去着手实现这一目标，在好多时候还几乎获得政府要职。后来，当这方面的努力最终失败之后，他转而去一门心思地从事教学。[18]有人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这一点很难证明。但是，即使在孔子成名之前有过这样的教师，也在历史的演化中被孔子的名声淹没了。从《论语》中可知，在当时社会中，教育尚未被看作是一种职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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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初的学生可能只是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群。[20]后来成型的“儒家学派”大抵就是起始于这样的一个非正式的文化讲习社团。此可由一些弟子只比孔子小几岁这一事实来证明。[21]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孔子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就使他被看作是夫子（师长）了。孔子的杰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阅读过《论语》的人都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的学生变成了弟子，用忠诚和献身与他共同进退，这是相当不同凡响的。孔子向他们讲述他的梦想。孔子梦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战争、仇恨和残暴被和平、善良愿望和幸福取而代之。孔子对弟子们一无所求，除了创造条件使这一美梦成真。孔子近乎无情地鞭策弟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有靠有目的的学习和修身才能成为新型政府中称职的官员。孔子严厉斥责弟子们的懒惰，适时讥刺他们的愚笨，如果他们背离他的原则，他就用藐视来严肃地谴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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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的数目被极度夸大了。在《论语》提到的人物中，有22位可能是弟子，后来的《孟子》又增加了两人。不用说，还有一些我们根本不知其名的弟子。一些可能值得相信的传统说法告诉我们，大部分弟子来自鲁国，其他的则来自毗邻的几个国家。[22]尽管许多早期的记载在这些方面语焉不详，但还是明确指出，子贡是卫国人，[23]而司马牛则是宋国的一个主要大家族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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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牛是孔子弟子中门第最高的人。他的家族在宋国世居高位，他的一位兄长受到宋公的长期宠信。但是，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最终却酿成了极大的不幸。尽管不是司马牛的过错，他也未能避免受牵连，最终不得不逃离宋国。逃到齐国后，因为司马牛的贵族地位，齐国给了他一座城作为采邑。[24]然而，当孔子接受司马牛为学生时，并没有因为他是贵族出身而对他特别关照。孔子对他很和善，但他的表现不是令人尊敬而是使人怜悯，因为他的思想负担太重，生活并不美满。[25]另一方面，孔子心爱的弟子颜回可能是弟子中最贫穷的一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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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文献中，大部分弟子的家庭背景材料少有记载或根本就没有。乍看上去，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弟子与《左传》中一些重要的贵族有相同的家氏，但在多半情形中，我们无法知晓他们是不是那些重要人物的近亲。孔子强调他接受所有志向远大的学生，而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聪慧和勤奋。孔子明确宣布，无论贫穷和富有，都不能妨碍一个人才能卓著和奋发有为。[27]所以说，一旦进入孔子组织起的这个集群，所有的人就都处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唯一能对他们做出高下区别的只是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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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学生要投奔孔子呢？首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孔子的人格魅力，这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论语》中朦胧反映出的孔子的暗淡而被歪曲了的影像，也穿过了2500年的距离，不断地鼓舞着人们的热情，并激起了许多异域他乡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对他的不同程度的崇敬。可以想见，当他在世的时候，孔子肯定被看作是有感召力的“传教士”。作为教师，孔子也对那些有浓厚学术兴趣的人有吸引力。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其他教师能提供进一步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机会。尽管人的本性会有变化，但区别并不大，理当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追求。所以，我们必须说，孔子能够训练人们从政做官，这是吸引弟子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实际上，他的训练和他的推荐，确实有助于弟子们取得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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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孔子完全利用他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主张招收学生，一如他的模仿者墨子后来公开进行的那样。[28]相反，孔子不断谴责那样的人，他们以原则为借口，而真正关心的却是谋取财富和口体之欲。孔子宣布，假如一个国家治理得很糟，那么，在其中做官的人，只有耻辱而没有什么荣耀可言。[29]不过，《论语》也告诉我们，至少有一位弟子以“俸禄作为学习的目标”，[30]而孔子本人则悲叹“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甘心情愿学习三年而不谋想物质报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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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首批学生中，只想获得物质报酬的人可能很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他的一些弟子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人便抱着精明的实用动机跟随孔子学习了。《论语》提到了22位弟子，其中的司马牛本来就有一处封地。早期典籍只是附带地、多半是偶然地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所获得的政治地位。不过，余下的21人中至少有9人成为相当重要的官员，尽管第10位（闵子骞）拒绝了当权者许诺给他的官位。在做官的这9人中，有2人（冉求和子路）的官职是先后在鲁国和卫国获得的。这些职位中最低的也是一座城镇的首长（邑宰），而最高的职位则是有3位孔子弟子相继担任的季氏家宰。[32]季氏的家宰是鲁国最重要的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官职是被任命的而不是可以继承的。既然季氏掌握着鲁国的实权，那么，他的家宰就会对国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一些弟子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得到这样的位置，但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还是得由孔子设法安排。[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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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以上事实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要去求学于孔子了。但是，那些受到孔子谴责的贵族们却为什么会情愿任用他的学生呢？这看上去可能有些令人惊讶。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在位者为什么会被这样一种思想——保证其属下是受过严格道德训练的人——所吸引，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指出：“对于自己的行为，专制君主可以设定任意的范围。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们也可以任意放纵。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根本利益却是让所有的臣民都尊重固有的和法定的社会义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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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时代，那些忠实可信的官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成为各国权贵情愿任用的下属。比如说，从公元前505到公元前502年，实际掌握（事实上是恐怖统治）鲁国政府的人叫作阳虎。当时的阳虎，名义上只是季氏的下属——家宰。在接下来的一年，阳虎与其他5人要密谋杀掉“三家”的首领并取而代之。阳虎的阴谋差一点儿得逞，失败之后，他被迫外逃。[35]经历了这样的风波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放荡不羁的执政的上卿也不得不进行认真挑选，主动任用那些具有可靠道德品质的家臣。尽管孔子倡导要忠于原则而不是个人，但他宣讲的改革是通过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来完成的。在位者完全明白，如果他们把权力交给孔子弟子，就不会导致流血革命。实际上，孔子弟子子路就是在卫国为保卫他的上司而死去的。所以，出现以下情形并非偶然：阳虎夭折了的政变结束后不久，孔子弟子就得到了鲁国政府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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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孔子传授给学生的是政治原理和治国才能。他们拥有了这些有用的技能，就肯定使他们具有了大大地超乎同代人的长处，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能像孔子那样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机制。弟子们是经过挑选而形成的一个集群，因为孔子不能忍受蠢汉和懒虫。在与他们的夫子和同门的讨论和辩难中，弟子们的才智得到了磨炼和提高。他们的心灵受到历史知识、诗歌和礼仪的陶冶，所以，像子贡这样杰出的孔子弟子，在以鲁国外交官的身份与鲁国政治对手的外交争锋中屡屡获胜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假如季孙去参加与别国的会盟而不带上子贡的话，他肯定会后悔的。[36]由于对政治原理的长期研究和对常见政治情势的讨论，弟子们知道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外交局面。这样一来，当吴国国君出其不意地向叔孙（这个人恰巧瞧不起孔子）索取会盟礼物时，这位大人物张口结舌，无以应对，而正是站在他身后的子贡帮他摆脱了窘境。[37]甚至背离师门的子羔（突然中止了在孔门的受教），[38]也能帮助孟孙拟定外交计划。[39]因此，当时的在位者并不是因为喜欢或者是因为相信孔子的政治原则才任用了他的弟子。在位者任用他们，是因为这些弟子有真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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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孔子本人的声望对于他的弟子们获得职位也起了一定作用。在这方面，孔子的才智和人格不能被忽视。与他的学问一道，孔子的才智和人格甚至在他有生之年就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当然，这与中国后来出现的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尊崇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孔子出生前，传统文化已经享誉了几百年，而他则是传统文化最热心的学生。在后来出现的某些儒家传奇中，孔子差不多只是以智者的面目出现，为人们提供所有难题的答案。这是一种夸张，但是我们肯定不能用孔子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来解释以下事实：他有许多很有地位的故旧之人，他的观点也受到了社会上层的普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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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论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最成功之处并不是表现在与他同龄人的相处之中，而是表现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之中。仔细想来，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作为社会改革者，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想，再加上他稍嫌傲慢的性格，使孔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即抵制当时流行的做人准则，这种情势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孔子并没有像个白胡子老头那样，企图用先知式的知识增强人们对他的信任。事实上，在孔子50岁之前，他的弟子们就在鲁国政坛上施展才干了，这一点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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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季氏篡夺了鲁公的权力，并做了许多孔子不赞成的事情。然而，正是季氏才给了孔子弟子们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在鲁国从政的机会。孔子坚持要让弟子们忠实于他们的原则，所以，当弟子冉求执行季氏所制定的征收额外税收的新赋法时，孔子便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40]但是，孔子并未禁止弟子们在季氏手下做官。要做这样的禁止将会是堂·吉诃德式的迂腐和空想。相反，孔子竭力把季氏人物扭转到他希望他们应该走的方向上去，并且公开而大胆地批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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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成为季氏的首领（季孙），他是儒家集群的主要保护人。在当时，季康子是鲁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一些偶然的事件，季康子的政治作为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季孙的继承人应该是季康子的异母兄弟，但这位兄弟却被神秘地谋杀了，而季康子则被认为与此事有关。[41]没有证据证明季康子是凶手，但作为主要受益者，他理当受到怀疑。可是，总的来说处在他那样的政治地位上，季康子的政治行为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他发动侵略战争，还用行贿的方法防止鲁公的力量变得太大。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保卫国家。尽管季康子并不喜欢鲁公，却还能客气地对待他。就那时的情形而言，季康子很可能是比鲁公更好的国家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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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季康子的关系是相当有趣的。尽管直到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才做了季氏首领，但至少在那年的6年前他就开始与孔子来往了。[42]除了孔子弟子之外，季康子是《论语》中较多提到的人。他不仅像《论语》中的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向孔子提问题，而且还参与一些讨论。据此书记载，季康子把一种药送给孔子做礼物，而孔子则做了明智的表态，他说：“我不明白它的药性，不敢吃它。”[43]几乎对于季康子的每次发问，孔子均以说教和指责的方式作答。有一次，当政的季康子为国内众多的盗贼所困扰，就请孔子给出个主意，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过分的欲望，即使有奖赏，也没有人会去偷窃。”[44]当他请教如何管理国家时，孔子告诉他，最好还是先学会管理自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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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辛辣的回答并未使季康子疏远孔子，而是刚好相反，季康子一定很欣赏这位教师的诚实。他也可能发现，尽管孔子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不太现实，但却是可敬的。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弟子子路、子贡和冉求是否可以做个称职的官员，孔子回答说可以。[46]而季康子则最终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他的父亲季桓子。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孔子与季桓子面谈的记载，但《左传》告诉我们，季康子掌权的6年前，即公元前498年，子路是季氏宰。[47]待到季康子嗣位之后，又任用了一些孔子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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