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94670
1702094671
孔子弟子的数目被极度夸大了。在《论语》提到的人物中，有22位可能是弟子，后来的《孟子》又增加了两人。不用说，还有一些我们根本不知其名的弟子。一些可能值得相信的传统说法告诉我们，大部分弟子来自鲁国，其他的则来自毗邻的几个国家。[22]尽管许多早期的记载在这些方面语焉不详，但还是明确指出，子贡是卫国人，[23]而司马牛则是宋国的一个主要大家族的后人。
1702094672
1702094673
司马牛是孔子弟子中门第最高的人。他的家族在宋国世居高位，他的一位兄长受到宋公的长期宠信。但是，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最终却酿成了极大的不幸。尽管不是司马牛的过错，他也未能避免受牵连，最终不得不逃离宋国。逃到齐国后，因为司马牛的贵族地位，齐国给了他一座城作为采邑。[24]然而，当孔子接受司马牛为学生时，并没有因为他是贵族出身而对他特别关照。孔子对他很和善，但他的表现不是令人尊敬而是使人怜悯，因为他的思想负担太重，生活并不美满。[25]另一方面，孔子心爱的弟子颜回可能是弟子中最贫穷的一位。[26]
1702094674
1702094675
在早期文献中，大部分弟子的家庭背景材料少有记载或根本就没有。乍看上去，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弟子与《左传》中一些重要的贵族有相同的家氏，但在多半情形中，我们无法知晓他们是不是那些重要人物的近亲。孔子强调他接受所有志向远大的学生，而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聪慧和勤奋。孔子明确宣布，无论贫穷和富有，都不能妨碍一个人才能卓著和奋发有为。[27]所以说，一旦进入孔子组织起的这个集群，所有的人就都处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唯一能对他们做出高下区别的只是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
1702094676
1702094677
为什么这些学生要投奔孔子呢？首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孔子的人格魅力，这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论语》中朦胧反映出的孔子的暗淡而被歪曲了的影像，也穿过了2500年的距离，不断地鼓舞着人们的热情，并激起了许多异域他乡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对他的不同程度的崇敬。可以想见，当他在世的时候，孔子肯定被看作是有感召力的“传教士”。作为教师，孔子也对那些有浓厚学术兴趣的人有吸引力。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其他教师能提供进一步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机会。尽管人的本性会有变化，但区别并不大，理当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追求。所以，我们必须说，孔子能够训练人们从政做官，这是吸引弟子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实际上，他的训练和他的推荐，确实有助于弟子们取得社会地位。
1702094678
1702094679
这并不是说孔子完全利用他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主张招收学生，一如他的模仿者墨子后来公开进行的那样。[28]相反，孔子不断谴责那样的人，他们以原则为借口，而真正关心的却是谋取财富和口体之欲。孔子宣布，假如一个国家治理得很糟，那么，在其中做官的人，只有耻辱而没有什么荣耀可言。[29]不过，《论语》也告诉我们，至少有一位弟子以“俸禄作为学习的目标”，[30]而孔子本人则悲叹“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甘心情愿学习三年而不谋想物质报酬”。[31]
1702094680
1702094681
在孔子的首批学生中，只想获得物质报酬的人可能很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他的一些弟子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人便抱着精明的实用动机跟随孔子学习了。《论语》提到了22位弟子，其中的司马牛本来就有一处封地。早期典籍只是附带地、多半是偶然地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所获得的政治地位。不过，余下的21人中至少有9人成为相当重要的官员，尽管第10位（闵子骞）拒绝了当权者许诺给他的官位。在做官的这9人中，有2人（冉求和子路）的官职是先后在鲁国和卫国获得的。这些职位中最低的也是一座城镇的首长（邑宰），而最高的职位则是有3位孔子弟子相继担任的季氏家宰。[32]季氏的家宰是鲁国最重要的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官职是被任命的而不是可以继承的。既然季氏掌握着鲁国的实权，那么，他的家宰就会对国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一些弟子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得到这样的位置，但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还是得由孔子设法安排。[33]
1702094682
1702094683
明白了以上事实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要去求学于孔子了。但是，那些受到孔子谴责的贵族们却为什么会情愿任用他的学生呢？这看上去可能有些令人惊讶。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在位者为什么会被这样一种思想——保证其属下是受过严格道德训练的人——所吸引，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指出：“对于自己的行为，专制君主可以设定任意的范围。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们也可以任意放纵。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根本利益却是让所有的臣民都尊重固有的和法定的社会义务。”[34]
1702094684
1702094685
在那样的时代，那些忠实可信的官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成为各国权贵情愿任用的下属。比如说，从公元前505到公元前502年，实际掌握（事实上是恐怖统治）鲁国政府的人叫作阳虎。当时的阳虎，名义上只是季氏的下属——家宰。在接下来的一年，阳虎与其他5人要密谋杀掉“三家”的首领并取而代之。阳虎的阴谋差一点儿得逞，失败之后，他被迫外逃。[35]经历了这样的风波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放荡不羁的执政的上卿也不得不进行认真挑选，主动任用那些具有可靠道德品质的家臣。尽管孔子倡导要忠于原则而不是个人，但他宣讲的改革是通过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来完成的。在位者完全明白，如果他们把权力交给孔子弟子，就不会导致流血革命。实际上，孔子弟子子路就是在卫国为保卫他的上司而死去的。所以，出现以下情形并非偶然：阳虎夭折了的政变结束后不久，孔子弟子就得到了鲁国政府的职位。
1702094686
1702094687
进而言之，孔子传授给学生的是政治原理和治国才能。他们拥有了这些有用的技能，就肯定使他们具有了大大地超乎同代人的长处，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能像孔子那样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机制。弟子们是经过挑选而形成的一个集群，因为孔子不能忍受蠢汉和懒虫。在与他们的夫子和同门的讨论和辩难中，弟子们的才智得到了磨炼和提高。他们的心灵受到历史知识、诗歌和礼仪的陶冶，所以，像子贡这样杰出的孔子弟子，在以鲁国外交官的身份与鲁国政治对手的外交争锋中屡屡获胜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假如季孙去参加与别国的会盟而不带上子贡的话，他肯定会后悔的。[36]由于对政治原理的长期研究和对常见政治情势的讨论，弟子们知道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外交局面。这样一来，当吴国国君出其不意地向叔孙（这个人恰巧瞧不起孔子）索取会盟礼物时，这位大人物张口结舌，无以应对，而正是站在他身后的子贡帮他摆脱了窘境。[37]甚至背离师门的子羔（突然中止了在孔门的受教），[38]也能帮助孟孙拟定外交计划。[39]因此，当时的在位者并不是因为喜欢或者是因为相信孔子的政治原则才任用了他的弟子。在位者任用他们，是因为这些弟子有真才实学。
1702094688
1702094689
当然，孔子本人的声望对于他的弟子们获得职位也起了一定作用。在这方面，孔子的才智和人格不能被忽视。与他的学问一道，孔子的才智和人格甚至在他有生之年就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当然，这与中国后来出现的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尊崇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孔子出生前，传统文化已经享誉了几百年，而他则是传统文化最热心的学生。在后来出现的某些儒家传奇中，孔子差不多只是以智者的面目出现，为人们提供所有难题的答案。这是一种夸张，但是我们肯定不能用孔子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来解释以下事实：他有许多很有地位的故旧之人，他的观点也受到了社会上层的普遍尊重。
1702094690
1702094691
可是，从《论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最成功之处并不是表现在与他同龄人的相处之中，而是表现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之中。仔细想来，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作为社会改革者，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想，再加上他稍嫌傲慢的性格，使孔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即抵制当时流行的做人准则，这种情势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孔子并没有像个白胡子老头那样，企图用先知式的知识增强人们对他的信任。事实上，在孔子50岁之前，他的弟子们就在鲁国政坛上施展才干了，这一点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1702094692
1702094693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季氏篡夺了鲁公的权力，并做了许多孔子不赞成的事情。然而，正是季氏才给了孔子弟子们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在鲁国从政的机会。孔子坚持要让弟子们忠实于他们的原则，所以，当弟子冉求执行季氏所制定的征收额外税收的新赋法时，孔子便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40]但是，孔子并未禁止弟子们在季氏手下做官。要做这样的禁止将会是堂·吉诃德式的迂腐和空想。相反，孔子竭力把季氏人物扭转到他希望他们应该走的方向上去，并且公开而大胆地批评他们。
1702094694
1702094695
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成为季氏的首领（季孙），他是儒家集群的主要保护人。在当时，季康子是鲁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一些偶然的事件，季康子的政治作为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季孙的继承人应该是季康子的异母兄弟，但这位兄弟却被神秘地谋杀了，而季康子则被认为与此事有关。[41]没有证据证明季康子是凶手，但作为主要受益者，他理当受到怀疑。可是，总的来说处在他那样的政治地位上，季康子的政治行为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他发动侵略战争，还用行贿的方法防止鲁公的力量变得太大。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保卫国家。尽管季康子并不喜欢鲁公，却还能客气地对待他。就那时的情形而言，季康子很可能是比鲁公更好的国家管理者。
1702094696
1702094697
孔子与季康子的关系是相当有趣的。尽管直到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才做了季氏首领，但至少在那年的6年前他就开始与孔子来往了。[42]除了孔子弟子之外，季康子是《论语》中较多提到的人。他不仅像《论语》中的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向孔子提问题，而且还参与一些讨论。据此书记载，季康子把一种药送给孔子做礼物，而孔子则做了明智的表态，他说：“我不明白它的药性，不敢吃它。”[43]几乎对于季康子的每次发问，孔子均以说教和指责的方式作答。有一次，当政的季康子为国内众多的盗贼所困扰，就请孔子给出个主意，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过分的欲望，即使有奖赏，也没有人会去偷窃。”[44]当他请教如何管理国家时，孔子告诉他，最好还是先学会管理自己。[45]
1702094698
1702094699
这些辛辣的回答并未使季康子疏远孔子，而是刚好相反，季康子一定很欣赏这位教师的诚实。他也可能发现，尽管孔子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不太现实，但却是可敬的。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弟子子路、子贡和冉求是否可以做个称职的官员，孔子回答说可以。[46]而季康子则最终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他的父亲季桓子。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孔子与季桓子面谈的记载，但《左传》告诉我们，季康子掌权的6年前，即公元前498年，子路是季氏宰。[47]待到季康子嗣位之后，又任用了一些孔子弟子。
1702094700
1702094701
《左传》提到，子路在公元前498年担任着季氏宰，这可能是孔子时代的儒家集群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以被信赖的日期。此时，孔子53岁，这证明他已开始赢得了当政者对他的某种程度的政治认可。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子路担任这个职位有多长时间，但他不可能在公元前502年之前得到这个位置。那一年发生了以阳虎为首的预谋叛乱，而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的史籍记载中并没有提到子路。[48]
1702094702
1702094703
这次预谋也牵涉到季氏的另一位属下。这个人叫公山弗扰，负责把守要塞城邑费地，而费地则是季氏的主要据点（封邑）。公山弗扰对季氏不满，原因不详。可是，他绝对不是像阳虎那样寻衅滋事的暴徒。实际上，公山弗扰并不完全赞成阳虎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要捍卫鲁国公室的利益。[49]为了确保公山弗扰帮助他实现全盘阴谋，阳虎很可能公开表示过，他背叛季氏的动机是限制“三家”的权力并交还给鲁公。尽管公山可能被导入歧途，但他仍然是个讲原则的人。即使在他不得不最终逃离鲁国时，他仍然用忠诚于国家并反对国家的敌人来证明这一点。这种行为与阳虎截然相反，因为阳虎在出逃之后却竭力怂恿齐国侵犯鲁国。[50]
1702094704
1702094705
阳虎的阴谋失败时，公山弗扰并未马上离开鲁国。相反，公山弗扰占据着费邑，公开背叛他名义上的主人季氏。公山弗扰的立场是反对控制着鲁国政权的季氏，但是，这种局面在当时显然无法长期维持，除非扩大支持他的基础。很可能他梦想着恢复鲁公的权力，将鲁公置于自己而不是季氏的庇护之下。在此关头，他请求孔子参加他的“政府”。[51]
1702094706
1702094707
面对这样的邀请，孔子受到了极大的诱惑。如他所述，他的天职是从政，他的使命是要救世。然而，眼看就是个老人了，如果不马上行动，行将年迈无力的孔子就不会再有机会把他的政治理想尝试着付诸实施了。费地确实是个小地方，而孔子也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原则。但是，季氏流放了上代鲁（昭）公，并以武力世代统治着鲁国。用另一股武力对抗这种不公正，不也是很合乎正义的吗？[52]
1702094708
1702094709
对于孔子考虑前往费邑的冲动，子路深感震惊。子路是那种极度诚实的人，这种人坚信“是即是，非即非”。这样的人依靠一些简明的原则行事，并认为轻微的调节或折中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的家乡，子路的言行好似一位圆桌骑士。孔子曾教导他说，用武力对抗上司是错误的。那么，在子路看来，因为公山弗扰用武力对抗他的上司，所以，对于公山弗扰就应该像对瘟疫一样地躲避。子路的动机无可非议，尽管它看上去总是有些过度纯洁。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这时的子路可能已经是季氏宰了，所以他有义务消除公山弗扰的威胁。事实上，子路后来真的去履行职责了。
1702094710
1702094711
孔子最终打消了加入到公山弗扰行列中的念头，但是，他还是对子路说：“他的确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么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吗？”[53]换句话说，孔子梦想建立一个新王朝，它将复兴那个已经不幸崩溃了的周帝国曾有过的辉煌。[54]
1702094712
1702094713
除了进行教学，孔子此时还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一无所知。年轻时他担任过各种非常低级的职务。后来，在生活上他很可能接受了弟子们的接济。孔子接受弟子们的礼物，也可能辅导那些能付钱给他的人。相对来讲，孔子是穷人，也得生活。他很有可能得到了政府的某种生活补助，特别是在引起了季康子的格外注意之后。
1702094714
1702094715
传统说法坚持认为，孔子曾在鲁国身居高位，并一度在鲁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左传》的记载是，公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的助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外交会谈（“夹谷之会”）。在那个场合，依靠他的勇气和智慧，孔子挫败了齐国绑架鲁定公的图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了已经夺去的鲁国土地。[55]这个故事中的许多地方是失实的，一些中国学者很久以来就对这个故事持反对态度。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那将是孔子政治实效性的高峰。然而，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对此都只字未提。那是一个被加到原典中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与孔子的一生是不相干的。[56]
1702094716
1702094717
更顽固的一种观点还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司寇。乍看上去这似乎是真的，因为三部相对较早的著作，《墨子》、《孟子》和《左传》都断言他曾任此职。可是，仔细考查之后，其中两部书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墨子》说得相当肯定，但该书中的这一部分被确认是后人附加的。[57]《左传》的情形相当奇特，这部书很详细地记载了鲁国历史，并且弥漫着对孔子的强烈兴趣。所以，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然而，它只在一个地方不经意地提到了孔子曾担任过此职，那是在孔子任职前的公元前509年，文载：“后来孔子做司寇时，他用一道沟把（各位鲁公的）坟墓围合了起来。”[58]
1702094718
1702094719
这样的记载是一种消除麻烦的奇特办法。没有人知道孔子任司寇时都做过些什么，只有孟子解释了孔子为什么辞了职。[59]后来，当编年史家觉得有责任给他们的读者以孔子一生的完整细节时，便用荒唐的事情填补了这个空白。在他们的笔下，孔子担任司寇时的政绩包括当场处决犯人（少正卯），以及将奇特的罪名，诸如“制作不合常规的衣服”[60]等，列为受死刑处罚之列。这些事情与我们从较早的和较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的孔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不相符的。[61]
[
上一页 ]
[ :1.702094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