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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铍交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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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详见《左传·昭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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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梅，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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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详见《左传·定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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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译按：详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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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详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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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译按：周天子权威的崩溃，贵族间的冲突，小国的灭亡，均可能产生这样的破落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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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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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平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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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先祖是谁，我们无法确知。《左传》的确有过孔子的详细家族世系，但这并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在论及孔子的先人时，这本书的细节未免太多了，以至于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因为比《左传》更早的著作并未提及类似的细节。《左传》的这项记载中的其他地方也很值得怀疑，特别是认为孔子是商朝天子之直系后代的说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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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出生在鄹地，这是鲁国的一个城邑，位于现今山东省曲阜西南部附近。传统上认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至少很接近事实。[2]没有一部早期著作提到他父母的名字。[3]这种情况支持了传统的说法：他很早就成了孤儿。对于他自己的家庭，我们知道的是，他有一位兄长和一个侄女，而他本人则是一子一女的父亲。[4]孔子在世之时，他的儿子（孔鲤）就去世了。至于他的妻子，我们却无从知晓。以上所述就是早期文献的记载。然而，后来的传统说法却为这位圣人附加上了君子所有的必备物，甚至包括休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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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孔氏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相当困难的。[6]孔子自谓“少也贱”，年少时地位卑贱。[7]这就说明，他显然也没有可观的财产。[8]——从《左传》上看，孔子是鲁国唯一的孔姓著名人士，尽管这个姓氏在其他几个国家大名鼎鼎，其中一个国家是宋国。传统说法认为，孔子的先人早在他之前三代就从宋国迁出。可是，这种说法是相当靠不住的。然而，孔子的祖先极有可能是贵族，但也只是低级贵族。那时的中国，从贵族降为“贫民”是瞬间之事，大世家的后代很可能就在耕种田地。[9]这并不是说孔子是农夫。他受过教育，还有闲暇追求诸如射箭和音乐之类的消遣，这就最好地解释了传统说法，即尽管年轻的孔子身处穷困之中，但却具有贵族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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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孔子受教育的过程，史料记载留给我们的几乎是一片漆黑。孔子弟子子贡说，他的先生“无常师”，[10]意思是说，孔子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但这并不一定说孔子是无师自通。孔子年轻时曾是从事文书杂务的低级官员，并且很可能因此而受到过正规的基础教育。孟子说：“孔子曾做过仓库管理员，他说：‘我的账目肯定是清楚无误的。’他也曾负责饲养牲畜，他又说：‘我的责任就是使牛羊肥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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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子从不有意掩饰他卑贱的过去，但长大后还是觉得有些羞愧。[12]然而，没有这些早期的生活起伏，他就不可能成为那么伟大的人物。实际上，这些经历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的文化史。早年的奋争使孔子接触到了普通大众，并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从未从孔子身上消失，并从一开始就使儒学蕴染上了这种色彩。正是普通人的处境使孔子拿定主意：就他所能做到的，要使每个有才能的年轻人都能获得有所作为的机会，而不要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多么卑贱。当孔子后来宣布在他的课堂上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有大志的学生（无论他多穷），并断言每个青年都应该受到尊重，直到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候，[13]他便是既讲述了一位伟人的高尚原则，也（无疑是不自觉地）证明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奋斗目标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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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胸有雄心大志。因为他没有继承到有影响的社会地位，所以，他只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适合于从事任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事情。在当时，最有指望的前途之一是政治阴谋，但是，孔子既无此能力，又无此天赋。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孔子也从来没有屈从于任何政治阴谋，孔子也不赞成为战争而战争。这就剩下了多种正统的出人头地渠道中的唯一路径，即设法赢得某位国君的欢心。但不幸的是，孔子对此更是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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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来就不会阿谀奉承。相反，当孔子的一些朋友颇费周折地使一位实权人物对孔子产生了好感，并撮合成双方的一次会面时，孔子却抓紧这种天赐良机去指出那个有希望成为他的政治赞助人的错误和克服错误的办法。这种做法是否有助于政府的道德进步并不好说，但它对孔子的政治事业却是无益的。进而言之，孔子并不擅长与“识时务”的人谈话。他不关心，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愤懑之中的刺耳之言。不过，孔子的一些弟子可比他强，比如说像子贡这样口才非凡的弟子就被当权者所欣赏，并且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这是毫不奇怪的。孔子经常责备辩才，以至于我们不能肯定但却怀疑他是否无意中羡慕那些拥有这种才能的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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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脾性上就不适合做一个现实政治中的成功者。就他的资质而言，孔子毋宁是个天才的哲学家和教师，而在其他许多方面，他的天赋与现实的要求刚好相反。年轻时的孔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假如当时有人告诉他，他会强烈否认的。不过，即使他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年轻的孔子也并不明白采取何种正确的行动路线。孔子向往着两件事：第一，如同任何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很想出名。第二，他想减轻他所看到的所有骇人听闻的大众的苦难。但是，仅仅怀有这样的抱负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怎样依靠哲学和教育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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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只有去从政才能获得名声和在现实中取得实际成就。在那样的社会中，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是由某些政治官员负责的，可它们只是这些官员们政务活动中次要的和附带的部分。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不会做出多少像样的成绩。确实，负责宫廷仪式的官员必须得研究礼仪，而其他官员也会为了某个特殊目的而去查阅历史档案。但是，因为忙于日常公务，他们既没有闲暇全身心地研究与他们的职责有关的全部学问，更没有工夫平心静气地思考文化问题，而这些却是哲学家所应必备的，因为他们探究的是变动不居的宇宙现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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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了所有的这一切。孔子力图获得有实权的政治地位，但是当这项追求彻底失败后，他便渴望得到闲暇，以便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沉思。他多次拒绝“识时务者”的拉拢，因为他终于发现（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与这种人进行周旋的才能。这一定鼓舞他加倍刻苦地做学问，以便在这个他根本碰不到真正对手的领域里卓越超群。当他悲叹自己求仕失败的惨痛时，做学问（以及后来的教学）自然就成了他的真正乐趣。在朝廷之中孔子没有用武之地，像一条脱离了水的鱼儿，直到生命的终结。但是，在弟子们中间，孔子却精神抖擞，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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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学问者之一，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读过大量的书。首先，许多后来声称出自远古时期的典籍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尚未问世。其次，还有原本佚失、副本稀少和书籍流通困难之类的问题。那时，典型的书稿是所谓的“竹简”，写在竹板上，用绳子捆扎起来，类似于缩小了的栅栏。不用说，这样的“书”既笨重又制作粗陋，既不便于携带也不方便阅读。孔子熟悉一些历史文献，他也可能记诵了著名的《诗》三百篇，他也曾悉心研究了礼（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而之间的区别在那时无关紧要）。在他那个时代，礼存在的表现形式主要靠的是约定俗成，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有多少内容能被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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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书籍给孔子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却并不是他的思想的唯一源泉。事实上，他有时毫不犹豫地用一种只能被称为毫不在意的方式解释各种书籍的内容，以便得出自己的论点。[15]因为从根本上讲孔子并不是学者，而是政治—社会改革者，他在寻求一种使他的世界从近乎混沌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他相信政府就应该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但是，孔子所取得的思想成就（从此以后成为儒学的基石）尽管灿烂夺目，但却并不是能够确保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效良药。他深信，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由这样的人对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管理，他们应该达到最高的人格高度，接受过充分的政务训练，并且以此努力献身于公共福利，以至于必要时以死捍卫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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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终认定，自己才是能以上述标准去管理政府的最合适人选，这一结论是不足为奇的，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孔子深信，他的使命就是救世。[17]他以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去着手实现这一目标，在好多时候还几乎获得政府要职。后来，当这方面的努力最终失败之后，他转而去一门心思地从事教学。[18]有人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这一点很难证明。但是，即使在孔子成名之前有过这样的教师，也在历史的演化中被孔子的名声淹没了。从《论语》中可知，在当时社会中，教育尚未被看作是一种职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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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初的学生可能只是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群。[20]后来成型的“儒家学派”大抵就是起始于这样的一个非正式的文化讲习社团。此可由一些弟子只比孔子小几岁这一事实来证明。[21]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孔子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就使他被看作是夫子（师长）了。孔子的杰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阅读过《论语》的人都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的学生变成了弟子，用忠诚和献身与他共同进退，这是相当不同凡响的。孔子向他们讲述他的梦想。孔子梦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战争、仇恨和残暴被和平、善良愿望和幸福取而代之。孔子对弟子们一无所求，除了创造条件使这一美梦成真。孔子近乎无情地鞭策弟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有靠有目的的学习和修身才能成为新型政府中称职的官员。孔子严厉斥责弟子们的懒惰，适时讥刺他们的愚笨，如果他们背离他的原则，他就用藐视来严肃地谴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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