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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论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最成功之处并不是表现在与他同龄人的相处之中，而是表现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之中。仔细想来，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作为社会改革者，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想，再加上他稍嫌傲慢的性格，使孔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即抵制当时流行的做人准则，这种情势很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孔子并没有像个白胡子老头那样，企图用先知式的知识增强人们对他的信任。事实上，在孔子50岁之前，他的弟子们就在鲁国政坛上施展才干了，这一点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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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季氏篡夺了鲁公的权力，并做了许多孔子不赞成的事情。然而，正是季氏才给了孔子弟子们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在鲁国从政的机会。孔子坚持要让弟子们忠实于他们的原则，所以，当弟子冉求执行季氏所制定的征收额外税收的新赋法时，孔子便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40]但是，孔子并未禁止弟子们在季氏手下做官。要做这样的禁止将会是堂·吉诃德式的迂腐和空想。相反，孔子竭力把季氏人物扭转到他希望他们应该走的方向上去，并且公开而大胆地批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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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成为季氏的首领（季孙），他是儒家集群的主要保护人。在当时，季康子是鲁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一些偶然的事件，季康子的政治作为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季孙的继承人应该是季康子的异母兄弟，但这位兄弟却被神秘地谋杀了，而季康子则被认为与此事有关。[41]没有证据证明季康子是凶手，但作为主要受益者，他理当受到怀疑。可是，总的来说处在他那样的政治地位上，季康子的政治行为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他发动侵略战争，还用行贿的方法防止鲁公的力量变得太大。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保卫国家。尽管季康子并不喜欢鲁公，却还能客气地对待他。就那时的情形而言，季康子很可能是比鲁公更好的国家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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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季康子的关系是相当有趣的。尽管直到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才做了季氏首领，但至少在那年的6年前他就开始与孔子来往了。[42]除了孔子弟子之外，季康子是《论语》中较多提到的人。他不仅像《论语》中的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向孔子提问题，而且还参与一些讨论。据此书记载，季康子把一种药送给孔子做礼物，而孔子则做了明智的表态，他说：“我不明白它的药性，不敢吃它。”[43]几乎对于季康子的每次发问，孔子均以说教和指责的方式作答。有一次，当政的季康子为国内众多的盗贼所困扰，就请孔子给出个主意，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过分的欲望，即使有奖赏，也没有人会去偷窃。”[44]当他请教如何管理国家时，孔子告诉他，最好还是先学会管理自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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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辛辣的回答并未使季康子疏远孔子，而是刚好相反，季康子一定很欣赏这位教师的诚实。他也可能发现，尽管孔子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不太现实，但却是可敬的。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弟子子路、子贡和冉求是否可以做个称职的官员，孔子回答说可以。[46]而季康子则最终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他的父亲季桓子。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孔子与季桓子面谈的记载，但《左传》告诉我们，季康子掌权的6年前，即公元前498年，子路是季氏宰。[47]待到季康子嗣位之后，又任用了一些孔子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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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提到，子路在公元前498年担任着季氏宰，这可能是孔子时代的儒家集群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以被信赖的日期。此时，孔子53岁，这证明他已开始赢得了当政者对他的某种程度的政治认可。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子路担任这个职位有多长时间，但他不可能在公元前502年之前得到这个位置。那一年发生了以阳虎为首的预谋叛乱，而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的史籍记载中并没有提到子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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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预谋也牵涉到季氏的另一位属下。这个人叫公山弗扰，负责把守要塞城邑费地，而费地则是季氏的主要据点（封邑）。公山弗扰对季氏不满，原因不详。可是，他绝对不是像阳虎那样寻衅滋事的暴徒。实际上，公山弗扰并不完全赞成阳虎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要捍卫鲁国公室的利益。[49]为了确保公山弗扰帮助他实现全盘阴谋，阳虎很可能公开表示过，他背叛季氏的动机是限制“三家”的权力并交还给鲁公。尽管公山可能被导入歧途，但他仍然是个讲原则的人。即使在他不得不最终逃离鲁国时，他仍然用忠诚于国家并反对国家的敌人来证明这一点。这种行为与阳虎截然相反，因为阳虎在出逃之后却竭力怂恿齐国侵犯鲁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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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虎的阴谋失败时，公山弗扰并未马上离开鲁国。相反，公山弗扰占据着费邑，公开背叛他名义上的主人季氏。公山弗扰的立场是反对控制着鲁国政权的季氏，但是，这种局面在当时显然无法长期维持，除非扩大支持他的基础。很可能他梦想着恢复鲁公的权力，将鲁公置于自己而不是季氏的庇护之下。在此关头，他请求孔子参加他的“政府”。[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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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邀请，孔子受到了极大的诱惑。如他所述，他的天职是从政，他的使命是要救世。然而，眼看就是个老人了，如果不马上行动，行将年迈无力的孔子就不会再有机会把他的政治理想尝试着付诸实施了。费地确实是个小地方，而孔子也不赞成暴力革命的原则。但是，季氏流放了上代鲁（昭）公，并以武力世代统治着鲁国。用另一股武力对抗这种不公正，不也是很合乎正义的吗？[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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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考虑前往费邑的冲动，子路深感震惊。子路是那种极度诚实的人，这种人坚信“是即是，非即非”。这样的人依靠一些简明的原则行事，并认为轻微的调节或折中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的家乡，子路的言行好似一位圆桌骑士。孔子曾教导他说，用武力对抗上司是错误的。那么，在子路看来，因为公山弗扰用武力对抗他的上司，所以，对于公山弗扰就应该像对瘟疫一样地躲避。子路的动机无可非议，尽管它看上去总是有些过度纯洁。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这时的子路可能已经是季氏宰了，所以他有义务消除公山弗扰的威胁。事实上，子路后来真的去履行职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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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终打消了加入到公山弗扰行列中的念头，但是，他还是对子路说：“他的确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么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吗？”[53]换句话说，孔子梦想建立一个新王朝，它将复兴那个已经不幸崩溃了的周帝国曾有过的辉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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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行教学，孔子此时还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一无所知。年轻时他担任过各种非常低级的职务。后来，在生活上他很可能接受了弟子们的接济。孔子接受弟子们的礼物，也可能辅导那些能付钱给他的人。相对来讲，孔子是穷人，也得生活。他很有可能得到了政府的某种生活补助，特别是在引起了季康子的格外注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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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说法坚持认为，孔子曾在鲁国身居高位，并一度在鲁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左传》的记载是，公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的助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外交会谈（“夹谷之会”）。在那个场合，依靠他的勇气和智慧，孔子挫败了齐国绑架鲁定公的图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了已经夺去的鲁国土地。[55]这个故事中的许多地方是失实的，一些中国学者很久以来就对这个故事持反对态度。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那将是孔子政治实效性的高峰。然而，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对此都只字未提。那是一个被加到原典中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与孔子的一生是不相干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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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顽固的一种观点还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司寇。乍看上去这似乎是真的，因为三部相对较早的著作，《墨子》、《孟子》和《左传》都断言他曾任此职。可是，仔细考查之后，其中两部书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墨子》说得相当肯定，但该书中的这一部分被确认是后人附加的。[57]《左传》的情形相当奇特，这部书很详细地记载了鲁国历史，并且弥漫着对孔子的强烈兴趣。所以，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然而，它只在一个地方不经意地提到了孔子曾担任过此职，那是在孔子任职前的公元前509年，文载：“后来孔子做司寇时，他用一道沟把（各位鲁公的）坟墓围合了起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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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载是一种消除麻烦的奇特办法。没有人知道孔子任司寇时都做过些什么，只有孟子解释了孔子为什么辞了职。[59]后来，当编年史家觉得有责任给他们的读者以孔子一生的完整细节时，便用荒唐的事情填补了这个空白。在他们的笔下，孔子担任司寇时的政绩包括当场处决犯人（少正卯），以及将奇特的罪名，诸如“制作不合常规的衣服”[60]等，列为受死刑处罚之列。这些事情与我们从较早的和较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的孔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不相符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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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司寇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重要官职，正常情况下是由显赫家族的首领担任的。根据记载，在孔子出生的前一年，鲁国公室的亲戚、有权力的臧氏首领（臧武仲）担任着司寇。马伯乐认为，这个职位很可能是世代由臧氏家族继承的保留职位。[62]孔子弟子极想让他们的夫子得到世俗政治的认可，[63]而一旦孔子能成功地得到这样的职位，很难相信《论语》不去记载这个成功的。然而，这本书却从未说过孔子得到过任何政治高位。孟子认定孔子做过司寇的说法仅仅说明在孔子去世的百年之后儒家传奇便开始产生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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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几位弟子在鲁国从政后，向来急切从政的孔子却还是未得一职，这肯定会令所有关心孔子的人日益感到为难和不安了。公元前500年后不久，很可能不仅是子路（任季氏宰），而且还有子贡和冉求也为季氏服务。[65]在《论语》的记载中，有人对孔子说：“先生，您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避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指出，就是做个好公民也是对政府的贡献。[66]孔子可能像他的弟子一样，也为自己的政治处境深感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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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孔子甘愿不讲任何条件地接受委任，他肯定是能够得到官位的。但这是他不愿意做的。有一次，子贡责备他的老师对从政持超然态度。子贡把孔子的政治才能比作一块美玉，并且说道：“假如我这里有块美玉，我是应该把它保藏在盒子里呢，还是应该找个好价钱卖掉它呢？”“卖掉它，”孔子回答说：“务必卖掉它。你瞧我吧，正等待着好价钱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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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想要的价码是，不仅要有权议论政治，还要在政府中有个实权位置，以及得到真正的机会，以便纠正他所谓的现实政治中突出的弊端。执政者当然不愿给他这种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季康子倒是对孔子的想法很有耐性，甚至还有兴趣，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是心存疑虑地看待孔子这个人的，因为这位哲人不仅有激进的思想，而且完全有能力不遗余力地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可是，即使孔子成为政府的实际管理者，他又将如何实施其思想呢？当季康子问孔子如何对付盗贼时，孔子回答说，只要季康子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就会好起来。[68]这种说法好似精彩的布道，然而作为对付犯罪风潮的实际对策，这几乎是文不对题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当时的目的不是给出实用性的劝告，但事实上我们并未看出如果他想给这种劝告时就真的能够给得出来。作为他的政治文化的总建筑师，孔子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在他的时代让他去负责实际的政治运作，他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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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不容易说清楚是什么职位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获得的，孔子最终还是得到了官职。根据有关记载，其时间大概可以确定是公元前502年至前492年之间的某个时候。[70]《论语》从未直接告诉我们孔子担任的具体官职，它仅给我们以暗示，像是解谜的线索。孔子显然认为，以他当时的地位，他足以过问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人坚持认为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政府的咨询。[71]在宫廷里，当他与高级官员（上大夫）谈话时，他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与下大夫言谈时则是不拘礼节的和非常直率的。[72]另外，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谈到他自己是“跟随在大夫之后的（从大夫之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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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表述是说孔子自己是一位下大夫，他所说的“跟随（从）在大夫之后”是一种惯常的谦逊说法。[74]孔子大概不可能是上大夫的同僚，因为他对他们的态度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如果孔子比大夫还低的话，就几乎不可能指望过问国事，因为下大夫在朝堂排序中是最低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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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不知道孔子是怎样逐渐得到这个职位的，但却不难猜出其中的一些缘由。孔子弟子肯定为这项任命出了大力。而且，即使是像季康子这样的人也一定认识到以下情况对孔子是不合适的：孔子本人没有职位，而同时他的弟子们却飞黄腾达。[75]中国人总是十分看重所谓的“面子”，所以，很可能是为了顾及各方面的“面子”，当权者才觉得应该给孔子安排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应该是个有影响的头衔，但却没有“重要职责”，也没有实权，以避免让孔子有机会做出一些有碍于在上位者的事情。这样的职位在每个政治机构里都有，目的是转换一些有影响力的个人的能量。因为，这些人如果滞留在政府之外，很可能会给政府制造麻烦。我们应该记得，孔子曾与公山弗扰反对季氏之叛乱的行为有瓜葛，这可能会促使那些大人物们相信，像孔子这样的知名人士，如果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迟早会给政府造成不便。于是，他们给了孔子一个头衔，这个头衔相当于国家的咨政（顾问）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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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考证几乎可以确定，孔子的职位终究是个闲职。很自然，这使后儒颇惑困窘。在他们看来，孔子理所应当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比如鲁公的首席谋士。[76]可是，事实上《论语》只记录了孔子与鲁定公的两次会谈。以此看来，孔子的职位可能是鲁定公任命的。[77]在这两次会谈中，鲁定公所问的问题仅仅是向一位智者求教，而并不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君臣间应有的交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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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儒生严重曲解了孟子所说的孔子从政的事实。孟子说，孔子并不是在鲁公手下，而是在季氏当时的首领季桓子手下做事。[79]后来的儒生们不相信孔子会屈尊就下服务于像季桓子这样的篡权者。可是，孔子的职位实际上只可能在名义上属于鲁公。既然鲁公是“三家”或季氏的傀儡，孟子就只好采取一种实实在在的说法。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正是孔子的朋友季康子（季桓子之子）给孔子实际安排了这个位置。[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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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接受的这个职位事实上仅仅是用来让他保持政治缄默的，但这种缄默明显有损于孔子的正直。的确，保持政治缄默与孔子反复声明的主张是不一致的，这个主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讲求廉耻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有效地为一个良好政府做贡献时才可以接受官俸。但是孔子真心希望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孟子说，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有被付诸实施的可能性（“见行可之仕”）”。一些弟子无疑也劝说孔子接受一个职位，以便测试这种可能性。他很可能情愿去做，这主要是因为年岁的缘故。既然孔子已经50岁左右了，他就不能再期望获得更好的机会和无限的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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