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94770
1702094771
无论如何，孔子是以坚强的意志行事的。他自称受命于上天，而司马桓魋则无权干涉天命。孟子说，孔子在经过宋国之前就已穿上了“不引人注目的衣服”，以便预防不测。[114]《论语》也记载了孔子一行人在匡地经历过的一次非常相似的险情，这可能是同一事件的另一种记述。在匡地的那次险情中，颜回与众人跑散了，孔子担心他被杀，但最终他们又团聚了。[115]
1702094772
1702094773
孔子和他同伴的这些受窘事件很可能发生在去陈国的路上。事实上，据说他们曾因缺乏食物而变得很虚弱。[116]可是，他们最终到达了陈国的都城，在那里，孔子被一位大臣当成公室成员一样的贵宾来接待。[117]
1702094774
1702094775
《左传》说孔子于公元前492年在陈国，此时，这个不幸的国家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像它的西邻小国蔡国一样，陈国的南部已被强大的楚国视为自己的疆域。这两个小国变成了两个“蛮夷”之国——楚国和吴国——相互争斗的走卒。楚国在公元前494年占领了蔡国，并命令它的人民迁出国土，以报复它附从吴国。陈国有一次拒绝帮助吴国进攻吃了败仗的楚国，[118]但这种保持中立的企图是徒劳的。陈国时常遭受侵略，入侵者先是吴国，后是楚国。到了孔子访问后的第12年，楚国终于灭了陈国，吞并了其领土。
1702094776
1702094777
在一次侵略战争发生时，孔子可能仍在陈国（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总之，陈国君主难得有闲暇讨论哲学，他一定也很难被说服去相信德行能导致和平、繁荣和幸福。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孔子曾会见过陈公。根据记载，孔子只谒见过陈国的司败（司寇），而这位显贵对孔子也并没有多少好感。[119]孔子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朋友，[120]他开始思念家乡鲁国。孔子明确讲述了归国之意，并认为因为身在异域，便约束不住一直留在鲁国的弟子。[121]不过，尽管有上述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形，孔子却并没有停止过他的政治求索。
1702094778
1702094779
这一时期，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有趣的，那就是两位著名人物的会见。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楚国知名的贵族叶公。可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澄清，那就是，在楚国君主自称为“王”，“公”只是国内某一区域的统治者。[122]不过，叶公是个有权力的人，据说是楚国君主的亲戚。在这个国家，叶公不仅是个有权力的人，还是个不同寻常的讲求原则的正派人。叶公一度是楚国左军的统帅，指挥过无数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场合，《左传》把他描述为像孔子那样的有主见的人。叶公坚持道德而不是武力的重要性，倡导宽待人民，还批评那些明目张胆地损害国家利益的贵族刺客。《左传》中诸如此类的言论并不总是可信的。有时我们发现，它们出自那些行不践言的人们之口。[123]可是，叶公却是言行一致的。据说他在民间声誉很好。在与孔子会见后很久，一个叛乱者谋杀了控制国家政治的楚国令尹（宰相）之后，叶公率领军队平息了这场叛乱。同时，由他管理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恢复了秩序。这些都做好之后，他让前令尹的儿子继续担任令尹，自己则返回叶地。[124]
1702094780
1702094781
孔子自然想会见这样的人，而叶公想必也对孔子的思想感兴趣。大抵叶公此时正在楚国的邻邦小国蔡国，巩固楚国对它的吞并。孔子可能是到蔡国会见了叶公。[125]
1702094782
1702094783
我们只有他们会谈的只言片语。叶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的回答是，一个真正良好的政府要关心它的臣民，以至于不仅让他们感到愉悦，还要让别国之民也希望受其管辖。[126]假如我们相信《左传》，孔子的这种说法与叶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也讨论了伦理问题，即一个人是先忠于家庭还是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长期争论的难题。叶公主张先国家，孔子主张先家庭，而两位可敬的君子最终接受了这种不一致。[127]确实，叶公拿这位流浪哲学家和自命的政治家没法子。叶公问子路，他的老师是哪种类型的人，子路不知如何作答。子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这样一种人：那么倾心于启发那些渴望知识的人，以至于忘记了吃饭；那么陶醉于他的所作所为，以至于忘掉了忧愁；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老年已经悄然而至了。’”[128]
1702094784
1702094785
孔子日渐衰老，但他并没有中止他的政治求索，也没有返回鲁国。很可能就在此时，孔子又一次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官职——的诱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又是个复杂的问题。这次的邀请来自晋国的一个城邑。晋国曾一度控制了大半个中原地区，但眼下却被内战所分裂。战斗的双方是这个国家的两个大家族，而晋公则成了他们的傀儡。总的情势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先是一个家族，后来又是另一个家族，当他们控制了晋公之后，就以晋公的名义颁布命令。[129]其中一个家族中的一个下级官员（佛肸）控制了一座城邑（中牟），邀请孔子来加入。与上次对待公山弗扰的邀请一样，孔子倾向于动身而去。可是，就在此时，另一个家族控制了晋公，这个下级官员便策略性地发动了叛乱。[130]
1702094786
1702094787
在此类问题上一向明察秋毫的子路马上指出了这一点，坚持认为孔子不该与叛乱者联合，因为这样做一定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损害自己的原则，而孔子对此的答复则标志着他长期周游求仕的悲怆经历已经臻致顶点。孔子说：“有时，你说的可能没错。但是，不也有这种说法吗？有些东西‘是那样的坚硬以至于不能被磨损’，并且‘又是那样的洁白而不能被染色’。我难道是个瓢葫芦吗？只能悬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吗？”[131]孔子正在变得实在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了，因为对于他的政治追求，这个世界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可是，到了最后孔子还是没有去晋国。[132]
1702094788
1702094789
这场经历颇为类似于前文描述过的事件，即《论语·阳货十七》中提到的公山弗扰对孔子的邀请。只是在这两个关头，《论语》才认为有人给孔子提供了一个政治实权的职位。但是，在这两次事件中，提供职位者都是仅仅控制着小城邑的下级官员，而对于每一次的邀请，孔子都强烈地倾向于接受。这个事实说明，孔子是如何地不被他的时代所认可，并证明了后来说他当上高官的那些故事的荒谬性。毫不奇怪，一些儒家学者珍惜他们的孔子的尊严，认为有义务证明《论语》这些章节的虚构性，并且有时重复了一些非常可疑的主张来实现这一目的。[133]
1702094790
1702094791
我们不知道孔子在陈国待了多久，有关这几年的情况我们只知其大概，而且比通常的材料更少。当我们在公元前484年再次得知孔子的行踪时，他又返回了卫国。
1702094792
1702094793
此时的卫国正处在最不幸的状况中，这个国家正由一伙针锋相对（有时是兵戎相向）的君主和大臣把持着。即使在那样的一个恣意妄为的年代里，这些君臣中的一些人的表现也是令人瞠目的。我们说过，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被指责有乱伦行为，所以，她是那样的声名狼藉，以至于仅仅因为孔子会见了她一次就使子路大为烦恼。南子的儿子蒯聩是合法的继承人（大子），据说他因为羞于母亲（继母）之所为，就策划杀掉她。且不论在此情形下弑母是否正当，但无论如何大子的行为也并不是可钦可佩的。他不是亲自动手，而是命令一个家臣去干，但此人在最后一刻精神崩溃，未能下手。南子看出了杀气，啼呼着奔向卫灵公。尽管大子把弑母的行动归罪于这个家臣，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得不逃离卫国。[134]结果是，当卫灵公在公元前493年死后，大子蒯聩逃亡到晋国，他的儿子（辄）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卫出公。而在晋国，几个大家族正在相互争斗，其中一个贵族世家（赵氏）支持蒯聩返国继位，就用武力帮他占据了卫国的一座邑城。[135]
1702094794
1702094795
这样，当孔子再次访问卫国时，卫国的情形是，儿子（卫出公）在都城的宫殿之内做国君，父亲则以武力据守着一座边远城邑，伺机夺取君位，形成父子争国的局面。而在国中，实权并未掌握在卫出公那里，而是掌握在一个叫作孔圉（孔文子）的大臣手中。[136]
1702094796
1702094797
孟子后来说，孔子此次在卫国时得到了卫出公提供的经济资助，[137]但没有证据说明孔子曾拜见过卫出公，这可能是因为卫出公年龄太小了。[138]可是，孔子受到了孔文子（孔圉）的尊敬和遵从（孔文子尽管与孔子同姓，但没有根据证明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
1702094798
1702094799
我们对孔文子知之甚少，但却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绝非圣贤。为此，一些中国学者颇为孔子与他交往的事实所困扰。可是，他们在此却误解了孔子。孔子希望只与那些跟他的行动和理想相一致的人来往，他当然也非常盼望这样的人能够占据有权力的位置。但事实上他们与孔子一样，也得不到实权。这样一来，既然孔子希望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他就得做出选择，只好与那些还达不到他的标准的人来往，并努力调节他们的行为。这并非意味着孔子最终放弃了原则，不加区别地与人交往，而是他遵循了常识，采用了常规的为人之道。孔子的弟子们（像孩子指责家长的行为一样）期望他坚定不移地遵守原则。对此，在某个场合，孔子告诉弟子们：“当我与人交谈时，我不应该对他们可能犯过的错误负责，为什么要对人家那么苛刻呢？……我不能因此而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负责。”[139]
1702094800
1702094801
在此时的卫国，我们不能确定孔子是真的得到了官位呢，还是仅仅作了孔文子的重要宾客。可是，我们很清楚孔子为什么要待在那里。此时，孔文子是卫国的实际统治者，孔子要想影响政府的行为，一定得通过他。而且，孔文子也在寻求孔子的指点，有些场合甚至是依之而行。总的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当政者。最后，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短处，孔文子的确是个诚恳的知识追求者。孔子说他是：“勤奋而好学，不羞于向比他地位低的人请教。”[140]
1702094802
1702094803
尽管他有长处，孔子对他的一些出格行为也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孔文子对这种耐性的试验却有些过分。孔文子娶了卫灵公的女儿，并认为这么高的联姻可以巩固他的权力，以至于强迫卫国的另一位贵族（大叔疾）与其妻妾分手，转而迎娶孔文子的一个女儿。当这个贵族继续与前妾寻欢时，孔文子就想带兵去攻击他，并问孔子怎么去做。孔子憎恶整个事情，告诉孔文子取消这个计划。虽然孔文子照孔子的劝告做了，但孔子还是命令弟子们准备马车，意思是要离开卫国。[141]于是，孔文子立刻向孔子道歉，而孔子也打算重新考虑。但在此节骨眼儿上，鲁国派来了使者，邀请孔子返回家乡。[142]
1702094804
1702094805
孔子虽然不在鲁国，可是一些留在鲁国的孔子弟子却很忙碌。早在公元前495年，子贡就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公元前488年，在举行另一次盟会时，吴国的一位权臣召唤季康子（鲁国的实际统治者）出席，季康子不敢去，就让子贡代替。在此次盟会上，子贡以一番雄辩化解了麻烦，没有因为季康子托故不来而在当时跟吴国闹翻。此后，子贡不断地表现出自己的外交才能，证明了自己在鲁国政坛上是有用武之地的。[143]
1702094806
1702094807
直到公元前484年，我们才看到有关冉求政治事业的消息，但那时他已经得到季氏宰这个发号施令的位置了。那一年，齐国的一支军队入侵鲁国，冉求筹划了抵御方略，并促使三家的首脑加入行动。冉求自己率领“左军”，樊迟（后来也成为孔子弟子）做他的副手。在这一仗中，参战的一支鲁国军队（右军）被击溃，但冉求却很有效地指挥了他属下的军队，致使侵略者不得不撤退。[144]
1702094808
1702094809
也正是在同一年，孔子接受了鲁国当政者的邀请，回到了鲁国。很可能是冉求获得的威望促成了此事。他们年迈的老师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某种东西，到现在已在外面流浪了十多年，留在鲁国的弟子一定非常希望他回来。他们确实对他感情深厚，而孔子在周游中的遭遇对他们心灵的平静或对他们的作为门徒的自尊也没有什么益处。《左传》告诉我们，“鲁国的使者带着礼物来卫国请他回去”。[145]通常是请某人担任官职时才送上这样的礼物，可能孔子是被邀恢复他（几乎是了无意义）的原职。这时，孔子并没有幻想鲁国的当政者会给他实权，但是他毕竟对其他所有地方也都失望了。孔子当时是67岁，而在鲁国至少还有他的朋友和弟子在等着他。于是，孔子回去了。
1702094810
1702094811
有一种说法是，把孔子（表面上一事无成）周游列国比作那位枪挑风车的受人欢迎的拉曼查（La Mancha）骑士的四处周游。但是，如果加以认真思考，其间却有根本的不同。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过去的回声，他模仿的是奄奄一息的游侠骑士的冒险周游。孔子是未来的先知，他的哲学旅程虽然看上去无所成就，但却变成了接下去的几个世纪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堂·吉诃德依仗着滑稽的骑士精神的周游，敲响了他所倾心的骑士时代的丧钟；而孔子则通过在他的流浪中竭力寻求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保证了后来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周游者们彻底摧毁了他所憎恶的暴虐的世袭贵族制（世卿世禄）。
1702094812
1702094813
尽管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取得外在的成就，然而，如果他一直待在鲁国，他就会真的成为另外一个人。不错，适合他的地方是思想的王国，并把这些思想教授给他人。也就是说，孔子不具备那种为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所必需的政治妥协的才能。但是，孔子始终在努力进行着不懈的尝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同就是以下的区别：指挥官说：“跟我上！”追随他的人说：“前进！”如果孔子待在鲁国，陶醉于一个闲职，满足于与学生漫游，那么他将只是一个布道者。而顺着他的无望的探索走下去，他却变成了一位先知。这位可敬君子的这幅图画（在某些方面仍不很完满），始于他的50多岁。他要救助世界，说服他那个时代的顽固的统治者不要压迫他们的臣民。这种行为在一些方面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那是只有伟人才会具有的意义深远的荒诞不经。
1702094814
1702094815
孔子被邀回鲁的事实不能被理解为季氏家族中的部分人或其首领季康子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孔子简直无法平静下来，因为这个穷奢极欲的贵族策划了一个增加其收入的计划，根据孟子所说，是要将税收提高两倍，而被征税的对象自然是他的饱受贫困之苦的臣民。《左传》说，季康子派家宰冉求去征求孔子对此计划的意见。很难理解季康子的此一举动，除非是他希望依靠孔子对此计划的承认来申斥公众对这个新的征税措施的反对，因为孔子是众所周知的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季康子可能会这么想：几年来他供给孔子以俸禄，此时正是他从孔子那里得到一些报偿的时候。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孔子的谴责。[146]
1702094816
1702094817
可想而知，孔子的谴责不可能阻止这个计划的实施。季康子强力推行了新的税制，而冉求作为季氏的家宰，可以说是在为季康子聚敛财富。这就产生了早已露头的首要问题：冉求是季氏的人呢，还是孔子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们忠于他们的上司，但是孔子认为，弟子们的最高义务是服从原则。如果因为要忠实于原则而不能听从上司的命令时，他们的义务就是辞职。[147]可是，冉求不是那种为一些小小的顾忌就抛弃远大前程的人。以前，冉求也曾迟迟疑疑地干他的事业，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就使孔子忍无可忍了。孔子告诉弟子们：“他不是我的门徒。我的孩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我允许你们去这么做。”[148]
1702094818
1702094819
这是记载下来的唯一的例子——孔子明确地驱逐一位弟子，但是这种逐斥显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冉求仍旧是儒家集群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被责罚，我们不能得知。[149]
[
上一页 ]
[ :1.702094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