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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暮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无疑收集到了某些历史典籍的原稿和资料，并且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它们。孔子有可能重新确定了一部诗歌集中的某些篇章的次序，这部诗集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诗经》。[150]毫无疑问，孔子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并且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招收了大批学生。通过从政弟子，孔子对鲁国的政治事务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当卫出公不得不逃亡到鲁国时，冉求和子贡来见孔子，商议如何对待这位国君。[151]孔子还保持着礼节性的社交关系，至少与季孙是如此。[152]然而，对于孔子力图以个人身份介入政府决策行为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一例，这就是在齐简公被谋杀的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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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个多世纪之前，陈国君主的一个儿子从陈国逃到了齐国。齐国君主友好地收留了他，还让他担任齐国的官职，而他则在齐国建立起了众所周知的以他的祖国命名的陈氏家族。陈家在齐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连续几代都出现了有才能、有性格的后继者。可是，这个家族起先在齐国并不处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左传》记载，在孔子尚处年少的时代，陈氏家族就依靠向人民的慷慨施舍而得到了公众的好感，这个家族的成员也开始涉足一些政治阴谋。他们利用欺诈、背信和暴力等手段清除掉了一个又一个妨碍他们控制齐国政治的更有势力的家族。公元前489年，陈氏家族深深地卷入对一位齐公（他还是个孩子）进行谋杀的事件中，取而代之的是陈氏扶立的齐悼公。因为齐悼公并没有陈氏所希望的那样驯服，于是4年之后齐悼公也被神秘地谋杀了（史书上没有说出凶手）。齐悼公的儿子是齐简公。齐简公的支持者计划把陈氏驱逐出齐国。但在公元前481年，陈氏抢先发动叛乱，杀死了齐简公。[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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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头，孔子提议要对齐国政治加以干涉。齐国是鲁国的北邻大国，许多年来，鲁国一直保持着较小国家的屈从状态，并不断与齐国发生战争。由于齐国被粗暴和肆无忌惮的陈氏家族所控制，所以孔子认为陈氏既得不到齐国人民的支持，也得不到鲁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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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听到陈氏家族发动叛乱并谋杀了齐简公的消息后，先是沐浴更衣（以与提出庄重的建议相称），然后去晋见鲁哀公，建议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弄得衰弱不堪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企图进行这样的讨伐，会有什么收获呢？”孔子答道：“陈恒（陈氏的首领）谋杀了他们的君主，齐国有一半的人民会反对他。如果再加上鲁国的军队，我们就能获胜。”鲁哀公接着说：“把这个提议告知‘三家’吧。”孔子果然去通告了，但“三家”不愿意采取行动。[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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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钟声在孔门响起了。孔子的儿子孔鲤（缺乏突出的才能，也使孔子很失望）在孔子晚年去世。[155]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是他的心爱弟子颜回的亡故。[156]公元前481年，社会地位最高的弟子司马牛也死于悲惨境地。[157]公元前480年，人们看到了勇猛无畏的子路的结局。在卫国的一次叛乱中，子路死于全力营救他的主人。如孔子所预言，子路恰恰是死于非命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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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损失一定被全部告知孔子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孔子肯定认为他的收获甚微。在改进鲁国政治现状方面他几乎无所建树，他也从未如他所愿地取得控制一国的成就。他最好的弟子去世了，在世的弟子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前程。他既无望他的诸多思想观念能被实实在在地传给后人，也无望这些思想在现实中能得到有力的推进。没有人怀疑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哎嘿，没有人能理解我呀！”[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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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这些罕见的沮丧之外，孔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沉溺于那种最廉价的和最普遍的享受——自怜之中。对于他这样有抱负和洞识的人来讲，失败当然是一剂苦药，但是他所缺乏的只是些外在的东西，诽谤是附加的一种考验。《论语》说，有权势的叔氏不断地诽谤孔子；[160]孟子则说，孔子“受到众多小人的骚扰”。[161]在当时，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并未显示出，总有一天，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傲慢的统治者的名字会被忘掉，而孔子的名字却会被传颂到世界末日。当然，那时的孔子无此梦想，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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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逝世时的情形并没有可信的记载，[162]可我们知道他是如何面对死亡的。根据记载，孔子多次得过几乎致命的疾病。在其中一次的病重期间，善意的子路悲叹孔子从未做过高官，就让弟子们装扮一番，如同家臣照料一位达官显贵一样。当孔子再次清醒过来并看到了给他上演的这场闹剧时，他便斥责子路说：“我没有家臣，你们却找借口做家臣，你们想让我欺骗谁呢？我将欺骗上天吗？而且，我死在像你们这样的朋友手中，难道比死在家臣手中更糟吗？”[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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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次，子路要求孔子允许为他向神灵祈祷，孔子问道：“有这回事吗？”子路向他保证这是习俗，但孔子只是笑笑说：“这样的祈祷我已经做了好久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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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孟子明言，弟子们在孔子墓旁守丧三年，而子贡又多待了三年。[165]尽管孟子没有详述三年守丧的是哪些弟子，但从上下文来看，他可能是指当时在门下的所有重要弟子。乍听起来，这好像是被后代人附加在孔子传记中的一个“奇迹”。在西方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值壮年，有的事业刚有开端，还有一些人的事业正在高峰，他们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时间，几乎无所事事地服侍于孔子墓地。这实际上将是“活着的祭品”。为了谁呢？不是双亲，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个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为了一个卓尔独行之人——他从未升至高位，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们多年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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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说，我们能相信这样的故事吗？这时候，我们记起了这样的事实：《左传》记载，在孔子死后，孔子弟子突然烟消云散了好多年。（只有意味深长的例外，即脱离孔门的弟子子羔还时常出现）[166]我们看到了弟子们如何崇敬孔子，以至于子贡把孔子比作日月。[167]而有若则说：“自从人类出现到现在，从未有过可以与夫子相提并论的人。”[168]在我们考虑能否相信他们的时候，可以被称作奇迹的这些事件毕竟发生了。而我们也能理解，这位简朴的教师在后来是怎样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无冕之王（素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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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五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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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哪种类型的人？他喜欢接触的、与之交谈的、想去了解的又是些什么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依靠他的弟子和朋友提供的证明，我们也应该考虑孔子政治和思想的对手以及（甚至更好的是）那些想对他保持中立态度的人们的看法。可是，从后几种被认为是相对可靠的人们那里，我们几乎一无所得。在本书的后文，我们将考虑敌对哲学家中党派观念很强的那些人对孔子的攻击，但我们会发现这些攻击几无可取之处，因为此类攻击的内容与曾经在世的真孔子没有关系。确切来讲，这些敌手们批评的对象是有权势的头面人物和被人痛恨的政治集团，他们把他们认为的最有损于人的无论什么性质的东西，都堆在了孔子的头上。一般来说，从这些攻击的细节来看，它们的内容立刻就会被认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再次把我们研究的主要根据——《论语》作为可以利用的最可靠的材料。[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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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孔子对手的攻击也很少与我们得之于《论语》的一种印象相矛盾，这种印象就是，孔子是个快乐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闲暇之时，夫子的举止是不拘礼节的和愉悦的”。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他是“和蔼而又严肃，威风凛凛而又不甚刻板，威严而又快乐”。[170]孔子的确是令人尊敬的，我们可以毫无奉承地说，他的受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反过来讲，孔子也希望得到他人应有的尊敬，并认为他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地位。[171]然而，对于他的同胞，即使是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孔子也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表现。孔子不仅宣讲，而且也实践着他的民主作风。[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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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相信孔子会是那种人，即总是一个庞大的和热情洋溢的由相识者组成的集群的中心。孔子有许多忠实可靠的朋友，但他不是贪图虚名的人。孔子太有思想，也太坦率了。他说：“把怨恨隐藏起来，表面上却对人家装作友好。……我对这种行为感到耻辱。”[173]孔子多半是采取以下做法：当面批评，背后表扬。[174]这为的是赢得尊敬而不是名望。总的来说，孔子是有某种保留的。这种保留甚至扩展到对他儿子伯鱼的态度上。孔子坦率地承认，伯鱼的才能是令他失望的。[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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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孔子总是以礼貌待人，所以被认为有曲身阿贵之嫌。可是，当他与国君或有势力的世袭贵族谈话时，从未有过任何逢迎巴结的举动，而通常是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这方面的实际智慧是可以商榷的，但却与他的坦诚相见的观念相一致。部分是由于同样的态度，孔子不喜欢辩才，也不信任多嘴多舌、喋喋不休的人。如果我们根据《论语》做出判断的话，孔子自己从不这样做。孟子引述孔子的话说：“我没有演说的才能。”[176]尽管孔子的言语有时既动人又高雅，但却很少是啰唆不止的或词藻华丽的。孔子还有一个可敬之处，那就是他对外在表现的天生敌视，因为这种外在表现在朴质方面毫无惊人之处，倒是更着意于使人过分媚俗。[177]孔子相信，真正的君子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身体舒适和拥有财富。[178]孔子说：“如果财富是我所寻求的正当对象，我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得到它，哪怕是不得不去做个挥鞭的车夫。但是，如果它不是合适的目标，我将遵从我爱好的东西。”[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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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的所有这些言行当中，我们能够很轻易地得出结论说，孔子是个禁欲主义者，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180]因为真正的禁欲主义者通常把享乐本身看作是罪恶的，并且可能甚至认为痛苦即是善。但在孔子那里却没有这些。实际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儒学从未反对过中庸适度的身体享乐，而孔子本人也并非不同意娱乐，除非它与德行和真诚不相一致，甚至相反。孔子称赞将学习作为一种乐趣，并把音乐看作是纯粹的娱乐之源，这是很独特的看法。[181]孔子对管弦乐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己能够弹奏一种古琴（瑟），他还参加非正式的合唱。[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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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的主要哲学流派中，儒学的高明之处在于发现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生理学事实：愉悦不只是一种生活追求，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的每一家哲学（具有不同表现方式的某种程度的极权主义倾向）都对娱乐本身，至少是对普通人的享乐大皱其眉。墨子和他的学派大声反对生活中的各种修饰和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各种行为。[183]道家著作《老子》也同样谴责生活修饰，希望人们做到“无欲”。[184]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者——法家人物坚信人们只是国家的器官或工具，所以，人们不应该拥有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一位法家人物甚至坚持认为，应该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弄得了无趣味，致使他们欢迎战争，在战争中解除无聊。[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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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孔子却认为，如果一个政府不能使它的人民幸福，它就是不合格的。[186]孔子还特别嘱咐他的学生，在规划他们的日常生活时，要包括休息和娱乐。[187]编成于汉代的《礼记》讲了一个故事。虽然此书无疑是不足以完全凭信的，但这个故事却是对孔子有关态度的正确理解。故事说，弟子子贡在年末参加了一次农业祭祀，当他看到人民的狂欢作乐后，便抱怨说他们看上去太疯狂了。可是（据此故事说），孔子却告诉子路，应该理解他们只是在漫长的几个月的劳作之后作一些必要的休息和娱乐；要记住，即使是一张弓，也不能总让它紧绷着，而有必要让它松弛一下，以便恢复力量。[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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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之所以具有魅力，其隐密的真义之一，就是这种对于普通男女之感情和需要的同情。平衡是需要的，即一方面避免过度放纵的享乐，另一方面避免无意义的苦行，这是典型的孔子性格的体现。作为一位天才（他确实如此）和具有创造精神的伟大领袖人物，孔子确实是卓越地把持住了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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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命运如何，完全要依赖他自己的努力和成功。在情感层次上，他对于完成这一使命具有高度的自信。[189]孔子的保证是那样的真确，以至于即使是不公正的批评都不能烦忧他的这一追求，并能以微笑面对。[190]不过，孔子并未装作无所不知，他明白，在任何一位学者的词汇表中有几个字是基本的，即“我不知道”。[191]孔子通过提问题来寻得信息，而并不在乎这会使别人认为他无知。[192]如果学生的意见与他的观点相左，孔子不仅不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还会承认他们的不同意见是正确的。[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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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孔子确信自己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但他还是相当谦逊的。[194]尽管他不断强调人们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实在的成就而不是荣誉，但他还是相当关注人们对他的看法，并有时还在他的一些亲近弟子面前抱怨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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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孔子的情感倾向于他的同胞的东西，或者是促使他努力使别人认为渺小的而他却能显现出伟大的东西，既不是他对自己之重要性的信心，也不是他所缺乏的现实政治中的成功。孔子既和蔼可亲又善解人意。据记载，在招待一位眼睛失明的客人时，孔子细心地把这位客人介绍给在场的每个人，并向客人说明他可能感到好奇他看不着的所有东西。[196]孔子以足够的仁慈更关心人类的福祉而不是财富。“马厩着火后，夫子从宫中一返回就6问：‘伤着人没有？’他并没有问马的情况。”[197]在田野里进行户外活动时，“夫子只是垂钓，不用流网拦捕；射箭时，不射杀正在孵化的鸟儿”。[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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