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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作为指导和促进人际关系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并且无疑是社会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倾向于认为礼仪在朋友之间是碍事的,然而,过分随随便便地对待朋友也会毁掉友情。孔子说:“晏平仲很知道如何保持友情。尽管相识很久了,他仍是恭敬如初。”[331]詹姆斯·F. 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曾讲述过一个精彩的美国“礼”的例子。他写道,美国最高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在进入直通法庭的会议室时,在场的法官都要握握手。当我最初成为其中的一员时,我有点认为这是很可笑的,因为我经常是只与一位或几位法官商谈定案。可是,我后来才得知,在许多年前一位大法官建立了这个惯例,其依据的理论是,无论前一天法官们有多么激烈的争论,如果他们以握手或几句寒暄语开始新的一天的话,就会弥合相互间的分歧”。[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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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面,“礼”的重要性是明显的。既然孔子想让他的这些出身贫贱的弟子们做好在政府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准备,他就得教给他们在君子之间和在宫廷礼仪方面的礼节,这是“礼”的纯粹外在的层面。但是,过度强调行为修饰会使人成为单单是殷勤有礼的虚华之徒,死板地拘泥于形式而缺乏任何个人的活力,这是常有的一种危险。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后世儒学中是常见的。孔子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做出过非常明确的警告。他要澄清的是,真正的“礼”与单纯的形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礼”是一种表现善良品质的方式,而不是对品质的隐匿或替代。孔子说:“构成君子品质的本质材料是义。君子是用礼来实现义的。”[333]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说:“如果一个人的自然本性胜过了他的后天教养,他就是个没有修养的人;如果他的后天教养胜过了他的自然本性,他就仅仅是个受过教育的仆从。只有自然本性与训练所得和谐互补时,他才是个君子。”[334]这就是说,“礼”并不是人格的基本品质,而是修养人格并使其表现善良的工具。[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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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并没有明确显示孔子是否给学生们实际讲述过礼的运作,而弟子子夏后来则有过这方面的实际操作。[336]但是,无论孔子是否使用过这种已成惯例的身体姿态,他也显然认为,“礼”是约束情感的工具(这是被现代西方教育严重忽视了的人的一个方面)。孔子还坚持认为,有了“礼”所建立的平衡和节奏,个人就不会被任何危机震惊得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这种附加在理智文化上的控制情感的功能被反复地加以强调:“夫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典籍,并且用礼约束他之所学,就不可能做出越轨之事。’”[337]《论语》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有一次他们一行人陷入了窘境,以至于饿得很虚弱。子路愤愤不平地问孔子,君子忍受这样的磨难是否合适。孔子则告诉他:“也只有君子才能坚定地直面穷困。那些寻常之人,一旦处境不佳就站不稳脚跟了。”[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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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概念意指生活中的某种和谐与礼貌以及个人的持守平衡。自从孔子时代以来,“礼”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林语堂称它是“一种原则,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的目标,并且发挥着社会组织和管理的作用……”[339]它造就了中国人民某些最卓越的性格特征。只是随着西方思想的流行替代了中国之道的地位,才使传统的“礼”的作用开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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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强调的另一项贵族式的艺术是音乐。许多重大的典礼都要有音乐伴奏。加上音乐有声乐方面的节奏与和谐,使得乐和礼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国人认为,音乐的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如我们西方人认为的那样)只能起到礼貌教养的作用。与中国人更为相像的是古希腊人的态度。在古希腊,“音乐的首要作用在于教育学方面,这种作用,在古代世界的意义里包含着品格与道德的确立”。[340]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具有塑造品格的力量,所以,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之中应该引入这一内容。”[341]柏拉图则写道:“音乐训练是比其他东西更有力的工具,因为节奏与和谐能够找到进入灵魂的道路……”[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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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音乐深感兴趣。[343]《论语》有一章指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亲手校订过《诗》这部书,[344]而这部书中的诗篇在古代是有音乐伴奏的。孔子会弹奏瑟,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人在14—17世纪使用的)古琵琶的弦乐器。孔子也喜欢唱歌。[345]孔子与柏拉图一样,认为音乐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国家。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对于个人的思想品质,还是对于国家的道德风气来说,某一种音乐是有益的,而另一种则是有害的。所以,两位哲学家都认为,在理想的国度里,某些音乐应该鼓励,而另外一些应该取缔。[346]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子贡的话说:“听一听君王所赞许的音乐,就可以判断他的德行了。”[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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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孔子本人是否教授过音乐。从《论语》中纯粹偶然的提及中我们知道,孔子的两个学生(包括高大强健的子路)弹奏过瑟,[348]所以,弟子们都会弹瑟也并非不可能。孔子确实与弟子们谈论过音乐,但他很可能希望他们最好是向其他教师学习,以期得到深造。他曾说,一个完人必须精通礼乐,以此作为对他的品格的最终修饰。[349]在另一场合孔子说,学生的品格应该“通过学习诗来激励,用学习礼来树立,用学习乐臻至完成”。[350]很清楚,孔子把礼和乐相联系。作为一位教师,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有感情和有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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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音乐在技艺上无疑已经达到了音乐本身的最高的复杂性,但是,现代西方文化相对来讲并不太注意音乐的较深层的含义,这无疑会让人深感惊讶。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音乐会影响听众的情感甚至思想。可是,迄今为止,这种朴素的观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进步。根据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所得,音乐“影响着血压、心跳、呼吸、基础代谢和内分泌腺的特性”。[351]这项研究还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音调对大脑皮层的波动产生了明确影响。[352]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大量的有关音乐教育和音乐的道德意义的种种理论尚未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对此主题却并没有人进行过真正的研究。然而,尽管人们不太留意音乐对“正常”人的影响,一些精神病学家有时却在研究(并运用实验手段)利用音乐治疗精神疾病。[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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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孔子并不把“礼”和“乐”的技能看成是首要的。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们灌输的基本点是:信、信、信,讲求信用。孔子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缺乏信用,就仅仅是没有套马横轭的马车,我不知有谁能够驾驭它。”[354]当弟子子张请问“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时,孔子告诉他说:“你的所有言语都要是诚实的和实在的,你的所有行动都要是体面的和谨慎的。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独自一人处在野蛮人中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355]孔子称赞过两种人:一种人非常谦逊,不羞于向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寻找启迪;另一种非常正直,能把有功劳的下级提拔到与他们本人相等的地位。[356]孔子也藐视虚伪,使他深感羞耻的是那些有意降低身份的“机巧的谈话、虚假俗气的外表和做作的尊敬”。[357]他明确宣布,那些用严苛专横的样子掩饰内在不足的人,至多不过是个盗贼罢了。[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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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纯的守信(这是值得钦佩的和必须的)也还是不够的,完全不讲究具体条件的诚信就等于犯了错误。孔子告诉弟子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人应该无论如何都要下决心去证实他的话语,无论境况怎样都要完成已经开始做的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行为。[359]他说,君子虽然会犯种种错误,但他们一定得随时准备改正自己的错误。[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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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孔子告诉他们,仅仅在思想和言论上做到守信是不够的,真正的守信要落实在行动中。从政者首先应该尽心竭力地完成政务,而把俸禄和其他奖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361]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就不要怯懦,而是要大胆地去做。[362]如果有必要,一个人应该为了原则而放弃他的生命。[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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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这种行为,孔子着力使用了一种方法,即在学生面前展示“士”的理想。“士”这个字的原意可能仅指一个年轻人,[364]它也渐渐意指“兵士”,以及(依照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普通演变的过程)“贵族”。在此意义上,“士”极有似于欧洲人所说的“骑士(knight)”。这两个词均指一些最低层的贵族,通常是军人。但是,孔子在此又一次做出努力,给与“士”这个词以不同的意义。在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才担负起了“驯服无节制的和野蛮的武士阶层的任务”,[365]并努力使用了种种办法,相当成功地使骑士们信奉了教会的道德和事业。孔子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的情形有些相似。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同时,任何以儒家德行为典范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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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传统骑士式的优点,即勇敢、忠诚和奉献精神,鼓动这些年轻的贵族发誓“竭尽全力保护弱者、寡妇和孤儿”,并把他们好战的能量发泄在十字军的圣战中。孔子所说的“士”也可能暗示了真正的士人被期望具有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他说:“只想着平安地待在家里的士是不值得被看作士的。”[366]弟子曾参说:“士一定要有气魄宏大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因为他的责任是沉重的,而完成责任的道路是漫长的。完美的德行是他所担负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沉重的吗?他的奋斗路程只有到死才是终点,这难道不是漫长的吗?”[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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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基督教的骑士其实仍是骑士,仍然是贵族的一员,而儒家的“君子”一般来讲根本不是武士,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是世袭贵族。孔子尽力给弟子们灌输的是贵族阶层的德行而不是其缺点,他也只是借用贵族的声望而并不教授弟子们如何行军作战。从终极意义上看,孔子的这个意图取得了成功,以至于纯粹的武士不再能与受中国人尊敬的学者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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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使其弟子们感觉到他们从事的是最高尚的职业,就孔子能够展示给他们的而言,这个职业的报酬只有内在的平静和精神的纯化。这种内在所得来之于以下的保证,即一个人要尽力去做高于其他一切的真正有益的事情,而最终成功与否并不重要。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责任显然是纷繁而又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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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断向弟子们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这份责任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当。如果他们有了任何进步,有时尽管很小,功劳也是自己的;如果他们突然停在目的地的前面,即使是很近,他们也一定得自己担负失败的耻辱。[368]孔子要他们牢记,“即使一支大军的将帅也可能被绑去,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夺取甚至是一个最卑贱之人的决心”。[369]自信和独立也是特别受人欢迎的话题。“君子在自己的内部求索,小人则向别人提出要求。”[370]“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而是要担心对官位能否胜任;不要担心你不被人知用,而是要担心是否名副其实。”[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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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当然应该批评任何形式的道德缺陷,但要批评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372]“一个人应该严于律己,但对别人却要宽容,以免引起怨恨。”[373]孔子说:“即使仅仅与两个人同行时,我也总是向他们学习。我选择他们的长处去效仿,对他们的不良之处则要避免。”[374]“当你看到一位可敬之人时,要想着努力赶上他;当你看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时,就要向内审察你自己(是否也有那样的毛病)。”[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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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期望弟子们成为谦逊的人,当他们做不到时,就会受到孔子的挖苦。孔子告诉他们说:“孟之反这个人不是自夸者。当军队被击溃时,他最后逃生。但当他接近城门时,却一边鞭打着他的坐骑一边说:‘不是我的勇气使我殿后,是我的马不往前跑。’”[376]孔子说:“君子羞于让他的言语超出他的行动。”ᣪᣳ[377]“他先去行动,而后再去谈论。”[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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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孔子大皱其眉的不仅是自吹自擂,而且还有任何形式的过分健谈。孔子充分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比如外交活动中的关键作用。[379]但他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势下,言语应该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和便于使用的。孔子说:“言语只要能充分表达说话者的意思就行了。”[380]他认为喋喋不休是可耻的。孔子告诉学生们,如果一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什么,马上就向别人重复,(而没有自己进行思考)他们就会一无所获。[381]孔子说:“君子嘴钝。”[382]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孔子认为,言语善辩之人近乎让人憎恶。在他讲给颜回的许多伟大原则之中,以下要求是适合于治理政府的,即“远离机巧的谈话者,因为他们是危险的”。[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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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善辩之人的嫌恶看上去有些过分甚至很荒唐,但事实上却有着正当理由。根据有关记载,孔子并不是努力用述诸最后权威的要求或呼吁来说服这种人,相反,孔子要尽力以理服人,用善辩之人的喜好辩论的长处来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善辩之人和狡辩之言辞加入进来,真正的论证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善辩者的目的不是寻求真理而是赢得口舌上的胜利,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经常是尽可能地远离真正的论题。辩才和辩论的用意不是解决论题,而是操纵人们。为此,善辩之人非常倚重发泄情感和表达先人之见,以及利用灵巧、机智,有时是幽默来转移话题,而不是深入分析思想内涵。不用说,孔子瞧不起所有的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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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才是政治领域里非常危险的人物。在民主社会,他们会把人民导入歧途;在君主集权社会,他们又要不择手段地实现操纵君主的目的。而孔子则哀叹道,在他那个时代,一个没有善辩之能的人要想躲避灾祸将是非常困难的。[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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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见到过的,阴谋活动是那个时代的家常便饭。孔子断言:“我痛恨看到使用利口颠覆国家和家族。”[385]尽管这种阴谋家可能在短时期里慷慨奖赏儒家集群,可它最终会使儒家的活动名誉扫地。孔子足够精明地认识到:“一个不断寻求小利的人从未办成过大事。”[386]他自己尽量避开政治阴谋,也教导弟子们依靠礼貌、诚实和守信使他们的事业受人欢迎,而且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机巧之言辞。这都是孔子的光荣。[387]孔子对于这种思想的坚持可能是导致以下结果的原因之一,这种结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与许多国家相比较而言,讲演术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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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儒者是负有使命的人,孔子就有责任保持举止的尊严,以便不损害他自己和集群中的人们的荣誉。[388]孔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并为此而深感自豪,根本没有必要跟别人去争辩。[389]孔子并未寻求速成,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采取行动。这种深思熟虑使他自己充分弄清了合适的行动路径。[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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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私为动机的行动有损于孔子的尊严。“君子吃食时并不求得餍饱,他的住处也不求得安逸。”[391]君子关切的是义,而把获利的动机留给小人。[392]即使是荣誉(特别是以卑劣手段得到的),与自尊相比,对君子来讲也是无足轻重的。[393]子贡问道:“一个人如果被所有的同乡之人所喜欢,您说这人怎么样呢?”孔子告诉他:“这说明不了什么的。”“那么,全乡之人都不喜欢的人又怎样呢?”“这还是不足以给他下断语。最好是他被好人所喜欢,而被坏人所憎恶。”[394]然而,尽管他蔑视的仅仅是虚名,孔子还是认为,君子并不愿意一生之中了无所成,以至于刚一死去就被人忘掉了。[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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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展示给他的学生的真君子的理想也许可以概括为某种精神的高尚性,而不是高傲性。孔子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是被卑劣、贪欲和暴力所包围的,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已经认识到非常有必要(在理智上)从他们的环境中退却。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体谅他们在如此退却的同时仍须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并且不得不参与它的政治事务的时候,体谅这种退却既没有形而上学的根据又没有宗教的实质性的援助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人类精神的主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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