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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附近没有家的学生可能就住在孔子的住所里。[289]孔子的教育方法完全是不拘形式的，所有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分班或进行考试。相反，孔子同时与一位或几位学生在一起交谈，有时自己讲，有时提问。对于书本，孔子要求学生们自己去读，但也建议他们应该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那些特别的章节。尽管这种个别教学法现在不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费用太高），但却酷似于在一些学院和大学里采用的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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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孔子成功使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因为孔子不仅仅是一位从事教育的学者，而且还造就了有能力在世俗政治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孔子不教授固定的课程，但却有确定的学生。所以，孔子的方法是强调因材施教。既然每个学生提出了不同的难题，那么，对每个学生就应该有不同的对待。[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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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把握每个学生的理解力和所达到的程度。正如每个好教师一定会做的那样，孔子十分留意学生的性格。[291]他的手法之一，使人想起现代精神病疗法，那就是：让他的学生们心情舒畅，然后再要求他们自然地和没有保留地讲出各自的志向。在这种场合，孔子是个良好的倾听者，当弟子们发言时，他不打断也不加评论地聆听。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独自微笑。但是，在他们讲话的同时，孔子已经把整个印象贮存起来，琢磨着如何提高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缺点。[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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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做出了对某个人的分析，孔子就依之确定他的教育方法。有时，同样的问题，对不同的学生却有着不同的答复。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当他学会什么时，是否应该马上付诸实施。孔子告诉他不可以，应该先去跟他的父亲和兄长商议一下。随后，冉求也来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告诉他可以，应该马上去实践他刚学会的。弟子公西华得知了这两种不同的答复后感到很困惑，就请教这种不同的原因。孔子告诉他：“冉求缺乏激情，所以我鼓励他；子路急于显示自己的力量，我就劝阻他。”[293]事实上，这种教育方法与两位弟子的性格表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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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学方法的不拘陈式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不久之后中国的教师们却竭力拘泥于他们自身的威严，并且要求他们的学生不加怀疑地接受他们所说的一切。可是，孔子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学生，也并没有后代教师们的令人震惊的清规戒律。这种区别不是偶然的。孔子的态度和教育方针与他的政治哲学和知识论是一致的。孔子强调的不是对错误做法的惩罚，而是对正确做法的鼓励，不是强制而是说服。对待任何人和事，孔子都是坚持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态度。[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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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做法与后来墨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墨子的一位弟子抱怨老师强迫像他这样的新手节衣缩食（穿短衫、吃粗劣的菜汤）。[295]相反，孔子所看重的是获得学生的完全信赖。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孔子真的喜欢并尊重年轻人。[296]他对自己年轻时的困顿生活记忆犹新，他的态度就像是一位父亲、一位兄长或一位老朋友，他不想给他的弟子以神秘莫测的印象，而是宣称他对弟子们没有隐秘可言。[297]孔子不是不断地要求弟子们忠诚于他本人，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有关忠诚于自我的教导，他很少凭借对他们的出格行为的批评而“抛弃他们”。[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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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以师道尊严为基础的教师的权威在中国和儒学之中很快就变得闻名遐迩了。出生于孔子刚去世之时的墨子（他的哲学乃是源于儒学的一个分支）宣称：“我的话是适宜的指导。抛开我的话而自己去思考，就好像扔掉整个收成而去捡几颗谷粒。想用自己的话去否定我的话，就好像以卵击石，即使用尽所有的鸡蛋都不会损坏石头。”[299]活跃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荀子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和有影响的儒者，他也曾经说过：“不尊重教师的正确方法而倾心于自己的方法，这好比是让盲人辨别色彩，或者让聋子区别声音一样，这是无法摆脱混乱和谬误的。”[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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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要求这样盲目信奉。实际上，因为他没有那些傲慢的确定性，所以，他不会错误地自认为拥有了绝对真理。孔子十分明智地知道，如果学生们不想做留声机，那就得学会自己思考。他们不能在自己思考的同时，又认为教师的每个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学生与他不一致，孔子并不生气，有时他会坦率承认他们是对的而他自己是错的。[301]即使他确信他们是错误的，孔子也不想用书本的、古人的或自己作为教师的权威去强迫他们。孔子尽力用理性使他们信服，如果他不能让他们马上信服，就把事情先搁置一下，留待以后再讨论。[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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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孔子是个随随便便的、不讲原则的教师，更不能说孔子对他的学生没有什么期望。相反，他对他们显然寄予了厚望。[303]孔子毫不松懈地对弟子们不断提出要求，以便使他们弄明白，他们必须亲自去完成的终极责任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304]如果说孔子从未训斥过弟子，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见过，孔子甚至走到了不承认冉求的地步，这是因为冉求帮助富有的和有权势的季氏增加人民的税赋负担。可是，在通常情况下，孔子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他所责备的学生的自尊。[305]孔子经常使用冷淡而缓和的幽默达到他的目的，比如说：“子贡经常批评别人。夫子说：‘显然子贡自认为已经相当完美了，以至于有时间花在这上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闲暇。’”[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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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宽松的训导的结果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会让弟子们不守规矩和不受约束。当然，他们并不总是每时每刻都听从夫子，特别是在他们从政之后。但是，他们对孔子的忠诚和爱戴是始终不渝的，并且肯定是人类历史上不会经常出现的。孟子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孔子经常斥责的弟子宰予（并且曾被认为责骂对他是不起作用的），也宣称孔子是曾经生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人物。[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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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必修课程把所有的求学者（只要他们是有才智的和勤奋的）转变成“君子”的呢？从有关记载来看，尽管这样的课程不同于任何的现代教学课程，但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年轻贵族进行培训的学习内容。这两者的主要不同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去除了射箭和驾车。这两项技能原本是用于战争的训练，但在通常的贵族教育中是作为礼仪艺术来学习的。正如击剑一样，时至今日，还是欧洲贵族通常学习的技能。孔子自己受过射箭的训练，至少某些弟子也擅长射箭和驾车。孔子并不十分反对获得这些技能，但他并不教授弟子们，因为对于孔子意义上的“君子”来讲，这些技能不是必不可少的。[308]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种征兆，那就是：孔子有意识地要把世袭的并且基本上是军事性的贵族政治，改变为具有良好品质和德行并且首要的是具有政府管理作用的贵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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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贵族的另一门传统艺术却正好适合于孔子之教的目的。孔子把它拿过来，给予特殊关注，并使它发展成为几乎是儒家的标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礼”。“礼”有种种的英语译法，比如ceremonial、ritual和the rule of properiety。但是，在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某些有关篇章时，这样的翻译不仅未能揭示出中文的本有含义，甚至还把它的真义弄得晦涩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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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礼”是个象形文字，表示的是一种祭器。它是个精致而贵重的器物，用来放置献给神灵的牺牲。我们不能怀疑这个汉字的最早的意义是“祭品”。事实上，在后来它也仍然保持着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简单引申就逐渐地指祭祀时使用的礼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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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进一步的发展模式就更复杂了。要理解它，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所谓的“宗教”和“世俗”在古代中国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事实上，它们几乎是纠缠不清地混合在一起的。同样，生与死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青铜礼器通常是供奉祖先的，但某些器物上的铭文却告诉我们，它们既用于祭祀神灵，亦用于“宴请我的朋友”。[309]这使人想起，神的荣耀付与了罗马皇帝们，尽管他们还活着。[310]同样地，在早期中国文献的记载中，几乎用同样的词句祭祀死去的君主和礼赞活着的君主。[311]如果某个国君派出的外交使团尚在国外时国君本人就死去了，那么，当这个使团的主要负责人回来之后，要赶到陈放国君尸体的太庙里“向尸体汇报”。[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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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宗教习俗关涉到生活的每个方面。在家族之中，祭礼并不是由专职祭司而是由家族首领主持的。如果是国祭，则由国君主持。军事征伐要在祖庙（显然，武器有时也贮存在那里）和“社稷”（土地神和谷神的祭坛）举行典礼；征伐结束时，要在祖庙向列祖列宗汇报他们的胜利，奖赏获胜的将军。[313]外交谈判会在祖庙里举行，因为人们相信，祖宗们都要真的到场。外交宴会也在这里举办。[314]甚至是求婚者也要被未来的新娘的父亲在祖庙、在神灵面前予以接待。[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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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宗教典礼的范围是那样宽泛，所以，原本用来指明参加祭礼者的适宜的行动规则和方式的“礼”字有时被更广泛地用来指示一般性的适宜行为。这是个渐变的过程，并不会使人感到十分惊讶。在那些被认为早于孔子时代的文献中，汉字“礼”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然而在距孔子时代不太远的著作中，它却不仅有“祭礼”之义，而且在其中的三个例子里还有那种较广泛的意义。[316]这就是说，作为行为名词的“礼”的概念并不是孔子创制的，但是在他使用和讨论这个词的时候，却使它产生了远超乎被认为是较早一些时候出现的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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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孔子给那种与“礼”相一致的行为附上了一种“魔力”功效。[317]关于孔子的宗教态度，无疑是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宗教仪式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孔子对于此类仪式并未表示过明确的怀疑，但是孔子在讨论与他的学说有关联的“礼”的时候，他通常是用非常理性的和常识性的社会心理学的词语来谈论的。我们一定记得，在孔子时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几乎全部崩溃。比如说，陈公和他的两位大臣同时与一个寡妇保持着公开的不正当关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她的一件内衣，还在公开场合拿这种勾当开玩笑。一位大臣发出抗议，对于公开暴露这种邪淫之事提出了批评，但这位大臣随后就被谋杀了。[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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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只有在完整的宗教仪式中才能看到一种有始有终的行为范型（这种范型受社会所能接受的行为准则的规定），在其中，人的行动接受了共同一致的行动模式的促动，而不是被贪心和瞬间热情所操纵。因此，孔子才说，让这种模式发扬光大吧！孔子告诉弟子冉雍，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你的行为就应该好像是正在招待一位贵客”；假如你很幸运，能有一个管理人民的权威职位，就要十分小心地实践对你的信任，使你的行为“就好像正在帮助完成一场重大的祭祀一样”。[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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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包含有礼仪实践的种种形式，但是只有这些形式是“内在的和精神的皈依表现为外在可见的表征”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确实，没有德行的人与“礼”是不相干的。[320]孔子说：“我实在不忍心去看那种由内心不虔敬的人所主持的礼仪。”[321]他表示，在哀悼死者时，真诚的悲哀比小心翼翼地完成丧礼的每个细节更重要。[322]孔子非常反感那种纯粹的外在表现。他说：“礼啊，礼啊，难道仅仅是陈列上玉器和丝帛吗？”[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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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真正符合“礼”的行为与平庸的循规蹈矩是不同的。后代的一篇文章说：“最伟大的尊敬不允许矫饰。”又说：“玉石的最高表征是质朴。”[324]孔子则说：“礼，与其过分挥霍讲究，还不如失之于拘泥呢。”[325]根据孔子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得不给“礼”下一个定义，那也许是“有品味的举止得体（good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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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举止得体，是说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恰如其分，这就是“礼”的要求。《礼记》陈述道：“礼是适宜的表现。任何行为都要以此为标准来做出妥当与否的判断，即使先王没有做过的。”[326]这一点上，孔子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按照“礼”的要求，参加祭祀时要戴麻冕（一种用麻织成的帽子，在当时比丝织的造价高）。孔子说：“麻冕是礼所规定的，但现在人们戴丝冕；丝冕更经济一些，所以我遵从大家的做法。”这样的改变只是因为太费钱。孔子认为，之所以说这种改变是可以接受的，是因为它只关乎礼的外在形式，并不违背礼的实质。但是，在下一句话里孔子强调说，为了妥当地完成“礼”所规定的整个仪式，有一种规矩是重要的，即宫廷礼节要求，臣下拜见国君时，在登上台阶之前要对君主鞠躬行礼，但是现在却逐渐省略了这种鞠躬。孔子说：“这是傲慢的表现，尽管与大家的做法相反，我还是认为，应该先在下面行鞠躬礼。”[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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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卑躬屈膝式的阿谀巴结，绝对不是。孔子全面的看法是，臣民应该对君位表现出完全的和恰当的尊敬，但是，在接近君主本人并与他交谈时，人们应该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他们绝对的信心，即使是这样做会被看作是冒犯。这才是礼！[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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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显然不仅仅是礼仪规则，所以，死板地固守这些规则，就会粗暴地亵渎真正的“礼”。然而，另一方面，完全用真情实感去表现“礼”也是不够的。礼是情感表露的运载工具，而这种表露一定得采取社会认可的方式。这是明显的要求。当今，某个地方以举起握紧的拳头表示友好欢迎，而换个地方便成了敌意的姿势。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以此身份去行事，那么，尽管他不需要被强迫，也必须遵守他周围的人所认可的惯例。所以，儒家意义上的“礼”的实践包含有一种知识：传统的社会实践加上调节它们的能力。这是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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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来讲，“礼”的作用是要把人的行为导入社会所能接受的和对社会有用的渠道之中。“礼”把文明人同野蛮人区别开来，而野蛮人是要随时随地和不加约束地发泄其感情的。例如，对死亡的本能反应是失控的悲哀以及同时对尸体的厌嫌。对此，“礼”就可以提供一种调节手段，以便稳妥地对待和处理尸体，并以适当的符合礼仪的方式装饰之，以避免引起人的嫌恶之情。在丧葬习俗中，“礼”使人们能够利用一种可以接受的表现方式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同时还能减轻过度的悲哀。绝对不要让无节制的丧葬方式来削弱织成社会网络的家庭纽带，而是要让自己放弃疯狂的和无度的悲哀，因为这样的悲哀会破坏一个人和他周围人的生活。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利益，“礼”为人们规定了一个采取适当手段来行事的进程。[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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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实际上是平衡舵，目的就是防止不足或过度，把人们的言行导向对社会有益的中庸之道上来。因此，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礼的调节，殷勤周到就变成了徒劳费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谨慎小心就变成了胆小怕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勇敢无畏就变成了不守规矩；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刚直坦率就完全变成了厚颜无耻。”[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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