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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音乐深感兴趣。[343]《论语》有一章指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亲手校订过《诗》这部书，[344]而这部书中的诗篇在古代是有音乐伴奏的。孔子会弹奏瑟，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人在14—17世纪使用的）古琵琶的弦乐器。孔子也喜欢唱歌。[345]孔子与柏拉图一样，认为音乐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国家。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对于个人的思想品质，还是对于国家的道德风气来说，某一种音乐是有益的，而另一种则是有害的。所以，两位哲学家都认为，在理想的国度里，某些音乐应该鼓励，而另外一些应该取缔。[346]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子贡的话说：“听一听君王所赞许的音乐，就可以判断他的德行了。”[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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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孔子本人是否教授过音乐。从《论语》中纯粹偶然的提及中我们知道，孔子的两个学生（包括高大强健的子路）弹奏过瑟，[348]所以，弟子们都会弹瑟也并非不可能。孔子确实与弟子们谈论过音乐，但他很可能希望他们最好是向其他教师学习，以期得到深造。他曾说，一个完人必须精通礼乐，以此作为对他的品格的最终修饰。[349]在另一场合孔子说，学生的品格应该“通过学习诗来激励，用学习礼来树立，用学习乐臻至完成”。[350]很清楚，孔子把礼和乐相联系。作为一位教师，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有感情和有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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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音乐在技艺上无疑已经达到了音乐本身的最高的复杂性，但是，现代西方文化相对来讲并不太注意音乐的较深层的含义，这无疑会让人深感惊讶。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音乐会影响听众的情感甚至思想。可是，迄今为止，这种朴素的观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进步。根据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所得，音乐“影响着血压、心跳、呼吸、基础代谢和内分泌腺的特性”。[351]这项研究还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音调对大脑皮层的波动产生了明确影响。[352]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大量的有关音乐教育和音乐的道德意义的种种理论尚未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对此主题却并没有人进行过真正的研究。然而，尽管人们不太留意音乐对“正常”人的影响，一些精神病学家有时却在研究（并运用实验手段）利用音乐治疗精神疾病。[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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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孔子并不把“礼”和“乐”的技能看成是首要的。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们灌输的基本点是：信、信、信，讲求信用。孔子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缺乏信用，就仅仅是没有套马横轭的马车，我不知有谁能够驾驭它。”[354]当弟子子张请问“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时，孔子告诉他说：“你的所有言语都要是诚实的和实在的，你的所有行动都要是体面的和谨慎的。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独自一人处在野蛮人中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355]孔子称赞过两种人：一种人非常谦逊，不羞于向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寻找启迪；另一种非常正直，能把有功劳的下级提拔到与他们本人相等的地位。[356]孔子也藐视虚伪，使他深感羞耻的是那些有意降低身份的“机巧的谈话、虚假俗气的外表和做作的尊敬”。[357]他明确宣布，那些用严苛专横的样子掩饰内在不足的人，至多不过是个盗贼罢了。[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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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纯的守信（这是值得钦佩的和必须的）也还是不够的，完全不讲究具体条件的诚信就等于犯了错误。孔子告诉弟子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人应该无论如何都要下决心去证实他的话语，无论境况怎样都要完成已经开始做的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行为。[359]他说，君子虽然会犯种种错误，但他们一定得随时准备改正自己的错误。[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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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孔子告诉他们，仅仅在思想和言论上做到守信是不够的，真正的守信要落实在行动中。从政者首先应该尽心竭力地完成政务，而把俸禄和其他奖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361]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就不要怯懦，而是要大胆地去做。[362]如果有必要，一个人应该为了原则而放弃他的生命。[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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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这种行为，孔子着力使用了一种方法，即在学生面前展示“士”的理想。“士”这个字的原意可能仅指一个年轻人，[364]它也渐渐意指“兵士”，以及（依照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普通演变的过程）“贵族”。在此意义上，“士”极有似于欧洲人所说的“骑士（knight）”。这两个词均指一些最低层的贵族，通常是军人。但是，孔子在此又一次做出努力，给与“士”这个词以不同的意义。在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才担负起了“驯服无节制的和野蛮的武士阶层的任务”，[365]并努力使用了种种办法，相当成功地使骑士们信奉了教会的道德和事业。孔子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的情形有些相似。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同时，任何以儒家德行为典范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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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传统骑士式的优点，即勇敢、忠诚和奉献精神，鼓动这些年轻的贵族发誓“竭尽全力保护弱者、寡妇和孤儿”，并把他们好战的能量发泄在十字军的圣战中。孔子所说的“士”也可能暗示了真正的士人被期望具有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他说：“只想着平安地待在家里的士是不值得被看作士的。”[366]弟子曾参说：“士一定要有气魄宏大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因为他的责任是沉重的，而完成责任的道路是漫长的。完美的德行是他所担负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沉重的吗？他的奋斗路程只有到死才是终点，这难道不是漫长的吗？”[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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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基督教的骑士其实仍是骑士，仍然是贵族的一员，而儒家的“君子”一般来讲根本不是武士，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是世袭贵族。孔子尽力给弟子们灌输的是贵族阶层的德行而不是其缺点，他也只是借用贵族的声望而并不教授弟子们如何行军作战。从终极意义上看，孔子的这个意图取得了成功，以至于纯粹的武士不再能与受中国人尊敬的学者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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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使其弟子们感觉到他们从事的是最高尚的职业，就孔子能够展示给他们的而言，这个职业的报酬只有内在的平静和精神的纯化。这种内在所得来之于以下的保证，即一个人要尽力去做高于其他一切的真正有益的事情，而最终成功与否并不重要。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责任显然是纷繁而又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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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断向弟子们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这份责任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当。如果他们有了任何进步，有时尽管很小，功劳也是自己的；如果他们突然停在目的地的前面，即使是很近，他们也一定得自己担负失败的耻辱。[368]孔子要他们牢记，“即使一支大军的将帅也可能被绑去，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夺取甚至是一个最卑贱之人的决心”。[369]自信和独立也是特别受人欢迎的话题。“君子在自己的内部求索，小人则向别人提出要求。”[370]“不要担心没有官位，而是要担心对官位能否胜任；不要担心你不被人知用，而是要担心是否名副其实。”[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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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当然应该批评任何形式的道德缺陷，但要批评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372]“一个人应该严于律己，但对别人却要宽容，以免引起怨恨。”[373]孔子说：“即使仅仅与两个人同行时，我也总是向他们学习。我选择他们的长处去效仿，对他们的不良之处则要避免。”[374]“当你看到一位可敬之人时，要想着努力赶上他；当你看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时，就要向内审察你自己（是否也有那样的毛病）。”[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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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期望弟子们成为谦逊的人，当他们做不到时，就会受到孔子的挖苦。孔子告诉他们说：“孟之反这个人不是自夸者。当军队被击溃时，他最后逃生。但当他接近城门时，却一边鞭打着他的坐骑一边说：‘不是我的勇气使我殿后，是我的马不往前跑。’”[376]孔子说：“君子羞于让他的言语超出他的行动。”ᣪᣳ[377]“他先去行动，而后再去谈论。”[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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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孔子大皱其眉的不仅是自吹自擂，而且还有任何形式的过分健谈。孔子充分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比如外交活动中的关键作用。[379]但他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势下，言语应该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和便于使用的。孔子说：“言语只要能充分表达说话者的意思就行了。”[380]他认为喋喋不休是可耻的。孔子告诉学生们，如果一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什么，马上就向别人重复，（而没有自己进行思考）他们就会一无所获。[381]孔子说：“君子嘴钝。”[382]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孔子认为，言语善辩之人近乎让人憎恶。在他讲给颜回的许多伟大原则之中，以下要求是适合于治理政府的，即“远离机巧的谈话者，因为他们是危险的”。[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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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善辩之人的嫌恶看上去有些过分甚至很荒唐，但事实上却有着正当理由。根据有关记载，孔子并不是努力用述诸最后权威的要求或呼吁来说服这种人，相反，孔子要尽力以理服人，用善辩之人的喜好辩论的长处来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善辩之人和狡辩之言辞加入进来，真正的论证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善辩者的目的不是寻求真理而是赢得口舌上的胜利，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经常是尽可能地远离真正的论题。辩才和辩论的用意不是解决论题，而是操纵人们。为此，善辩之人非常倚重发泄情感和表达先人之见，以及利用灵巧、机智，有时是幽默来转移话题，而不是深入分析思想内涵。不用说，孔子瞧不起所有的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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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才是政治领域里非常危险的人物。在民主社会，他们会把人民导入歧途；在君主集权社会，他们又要不择手段地实现操纵君主的目的。而孔子则哀叹道，在他那个时代，一个没有善辩之能的人要想躲避灾祸将是非常困难的。[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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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见到过的，阴谋活动是那个时代的家常便饭。孔子断言：“我痛恨看到使用利口颠覆国家和家族。”[385]尽管这种阴谋家可能在短时期里慷慨奖赏儒家集群，可它最终会使儒家的活动名誉扫地。孔子足够精明地认识到：“一个不断寻求小利的人从未办成过大事。”[386]他自己尽量避开政治阴谋，也教导弟子们依靠礼貌、诚实和守信使他们的事业受人欢迎，而且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机巧之言辞。这都是孔子的光荣。[387]孔子对于这种思想的坚持可能是导致以下结果的原因之一，这种结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与许多国家相比较而言，讲演术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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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儒者是负有使命的人，孔子就有责任保持举止的尊严，以便不损害他自己和集群中的人们的荣誉。[388]孔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并为此而深感自豪，根本没有必要跟别人去争辩。[389]孔子并未寻求速成，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采取行动。这种深思熟虑使他自己充分弄清了合适的行动路径。[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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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私为动机的行动有损于孔子的尊严。“君子吃食时并不求得餍饱，他的住处也不求得安逸。”[391]君子关切的是义，而把获利的动机留给小人。[392]即使是荣誉（特别是以卑劣手段得到的），与自尊相比，对君子来讲也是无足轻重的。[393]子贡问道：“一个人如果被所有的同乡之人所喜欢，您说这人怎么样呢？”孔子告诉他：“这说明不了什么的。”“那么，全乡之人都不喜欢的人又怎样呢？”“这还是不足以给他下断语。最好是他被好人所喜欢，而被坏人所憎恶。”[394]然而，尽管他蔑视的仅仅是虚名，孔子还是认为，君子并不愿意一生之中了无所成，以至于刚一死去就被人忘掉了。[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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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展示给他的学生的真君子的理想也许可以概括为某种精神的高尚性，而不是高傲性。孔子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是被卑劣、贪欲和暴力所包围的，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已经认识到非常有必要（在理智上）从他们的环境中退却。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体谅他们在如此退却的同时仍须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并且不得不参与它的政治事务的时候，体谅这种退却既没有形而上学的根据又没有宗教的实质性的援助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人类精神的主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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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是自豪的而不是妄自尊大的。[396]他们是易于侍奉的，因为他们期望与之共事的只是那些称职的人；但是，他们也是难于取悦的，因为他们不喜欢那种有意取悦他们而又与最高原则相悖而行的人。[397]一般来讲，与孔子本人共事并不难，同时孔子也是容易相处之人，他并不是一个党派性很强的人，也不想建立任何派系。[398]因为孔子的品格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所以他在直面非常时期时也能镇定自若。[399]虽然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何时被折磨至终，但他并不惧怕：“夫子说：‘内省之时，如果发现自己并无欠妥之处，为什么要忧愁，有什么要惧怕呢？’”[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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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听起来很像是干巴巴的说教，然而，孔子并没有错误地认为人们仅凭斯语即可为善。其实，正如《论语》之中的孔子反复强调的，更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他相信一种真实的“品格传播”。孔子说，某位鲁国人“确实是个君子之人。如果鲁国没有真正的君子，他又是如何获得这种品格的呢？”[401]孔子严肃地告诫他的弟子们要高度重视他们的交往之道。正如工匠必须磨快工具以便做好工作一样，弟子们也必须依靠以下两点使自己的品质有所进展，这就是：只与贤明的上司共事，只与有德之人建立友谊。[402]孔子说，一个人应该善待所有的人，但却只与那些真正的有德者相亲近。[403]他再三警告，不要怀着错误的忠诚意识与下面这种人建立友谊：他们的行为没有价值，还拒绝加以改变。[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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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己的典范力量在他的学说中无疑发挥着首要作用。他的不拘泥于形式的性格以及他与弟子们的亲密无间增强了这种力量。事实上，没有什么例子能够说明孔子言而不行。他有两次被邀与反叛者结盟而遭到子路的反对，但他最终并未入盟，尽管他认为有理由为自己的冲动作辩护。[405]毫无疑问，孔子有责任向那些受他的决定所影响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没有例外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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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直到此时，不管是孔子，还是我们的分析，几乎没有提及什么书籍，特别是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儒者”这个词被看成几乎是书呆子、蛀书虫的同义词时，这样无视书本就会更让人感到诧异。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孔子去世后的几百年中，儒者逐渐变得太专注于书本了。到后来，政府推行的科举考试以及对儒生的教育都变得过分书本气，以至于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在1058年抱怨道，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对古典原文的注释、字斟句酌的分析”。他接着评论道，这“不是古代的（教育）方法”。[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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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不是孔子之教的方法。孔子把对文献的研究看作是君子教育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更基本的是品质的修养，以及学会与（作为社会存在的）亲戚和同胞一起生活。[407]想去学习书本的内容固然很好，但是对书中所言要有真正的理解，或者是要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孔子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行动，仅仅记诵书本的内容是无用的。[408]《论语》有一章说，“夫子教授四样东西”。确实，如何译出这四样所代表的东西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个难题。它们也许指的是“文献、行动、忠诚和良好的信用”。[409]无论如何，它们所暗示的是，书本只是全部必修课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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