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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唯一经常提到的书是《诗经》，孔子仅仅称它为“诗”。这是一本诗集，它的各种类型的诗是由各种各样的作者写下的，并集成于周朝初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现存《诗经》有311首诗。孔子指出，他知道的这本书大概有300首诗。[410]这与现存的差不多，但也不完全一致。[411]我们将把孔子是否写过或编订过这本书和其他书的问题留待下一章讨论。在此，我们只谈一谈孔子把它们运用到他的学说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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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告诉儿子伯鱼说，如果不学习《诗》，就“好像是一个面墙而立的人”。[412]有一次，他对一群弟子说：“我的孩子们啊，为什么不去学习《诗》呢？《诗》会激发你们的情感，使你们具有更加敏锐的观察力，还可以扩充你们的同情心，并缓和你们对不公正事情的不满情绪。在家中，它对侍奉父母是有用的。在外面，它对你们事奉君主也是有用的。再往远说，它还会使你们多熟悉一些鸟、兽、花草和树木的名称。”[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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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相当真实的和可以理解的。可是，诗篇在古代中国那个时候的另一项用处就不那么简单了。诗篇被认为（至少在多数情形中是相当程度地被曲解了的）有隐含的比喻意义。这样一来，这个隐喻之意就被外交官用在他们的外交辞令中了。因此，在盟会或宴会上，两个或更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展开他们的论辩并以一种朦胧的方式立论，这就是引用包含有（或被认为是包含有）隐意的诗句。他们的对手将被预想为是能够知道这些引语并能立刻理解其蕴意的。如果可能的话，对手就得引述更恰当的诗句作答，以期驳倒对方的论点。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被认为是输了。[414]因此，对《诗》的熟知是一个人梦想进入高层官僚圈子的基础。孔子与他儿子的另一次谈话可能就是针对了对《诗》的如此使用。孔子说：“如果你不学习《诗》，在讲话时就没有什么可资使用的。”[415]但他又说：“一个人可能会背诵所有的三百篇《诗》，但是，如果他处理公务时没有效率，派去执行外交使命时又不能做出独立（亦即不用助手的提示而使用诗句）的回答，尽管他很博学，又有什么用处呢？”[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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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进行讲演时，也会经常引经据典，这与上述情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引用时要非常慎重，并且认为对引语原意的过度曲解是一种缺憾。可是，在《诗》的正统解释中，注释者总是无视诗句的明显意图，而是经常地更看重他们自己对诗句的理解。这一结论，是许多当代中西学者的观点。[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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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一首叫作“鸡鸣”[418]的诗，诗的内容很清楚，是一场对话，对话的双方是一位年轻女子和她的情人，地点是这位女子的卧房。她告诉他鸡已打鸣，黎明到了。但他说不是鸡鸣而是苍蝇的嗡嗡声，不是天亮而是月亮正在升起，所以最好还是甜甜地再睡上一觉。但此时她对他已忍无可忍，告诉他赶快回家，以免她为此而恨他。可是，正统的解释却说是一位“贤妻”督促她懒惰的丈夫起床上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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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能拥有的有关孔子的任何材料中，孔子并未犯过如此荒谬的理解诗句的过失，但是，孔子也曾有两次用类似的方式与弟子讨论诗句，并且离开诗句的本意也是相当之远的。[419]我们可能得接受顾颉刚的看法。顾氏认为，由于孔子自己这样使用过诗篇，他就应该对后世儒者过分富于想象力地理解和使用诗句负有很大的责任。[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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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孔子对书本有过任何例行的讲习，或对弟子们的学习书本有过系统的指导。通常的教学之道是，孔子告诉他们研究某个主题，然后与他们就此进行讨论。就《诗》而言，他只是推荐给弟子们学习。但是，在他倡导学习音乐的时候是否也指定过一本书，这就的确是个难题了。一些学者认为，在音乐方面有过一本古书，而另一些人则否定之。无论如何，并没有孔子使用过这样一本书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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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遇到了同样的情势。虽然在“十三经”中有三本礼书，但令人怀疑的是，它们中的任何一本在孔子的时代是否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过。其中的两本，即《周礼》和《礼记》，很明显是晚出的。[421]第三本，即《仪礼》，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的内容稍早于其他两本，但其日期却难以确定。某些传统的观点把它的日期早早的定在周朝初年，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中包含了孔子关于礼的学说。[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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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关礼的某些文本最起码在孔子之后的年代里有过一定程度的校订和增补，这种看法大抵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对有关“礼”的任何文本做出保证，不能说某本“礼”书确实曾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于孔子时代。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些书写的是礼，某种类型的礼。[423]所以，当孔子告诉弟子们学习“礼”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指示他们应去阅读某些文献，并且去实践它们所阐述的观念。但是，孔子当时所指的到底是哪些文献，我们却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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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论语》提到了所谓《书》的文献。“书”从字面上讲指的就是文献、文件，但它逐渐用来特指政府的文献，这样的文献会保存在类似现在的档案馆的地方。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文献产生的时代，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直到稍晚于孔子之时，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才被编辑成集，成为我们熟知的《尚书》。[424]因此，当孔子在《论语》中说“书曰”（一般译作“《尚书》说”）时，事实上可能仅仅意指“有一种文献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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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五经”之一，是最早的一部儒家经典。然而，我们在《论语》中没有看到多少书的证据。只有三条。[425]但这三条所讲的也不是孔子让他的学生们去学习这些文献的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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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孔子本人的学说中，书本的地位是相对弱一些的，这与后代儒家人物的实际做法形成了鲜明的不同。而且，正是在后世儒学的发展中，才使“儒者”和“文人”成为同义词。当我们审察孔子之后的儒学历史时，将会看到对书本之强调的日渐加强。这是个意义重大的象征，它表明儒家人物的兴趣已经与实际的社会改革相疏离，并转变到了更专心于抽象学术的方向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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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八章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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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学习，并在时机到来时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满足的吗？”[426]《论语》开头的这句名言，立刻告诉我们孔子是位学者，而且他的学术目标是实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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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好奇的。对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孔子都要提出种种疑问，而并不在乎这是否会使他蒙受无知的名声。[427]尽管不能说他总是尽量小心翼翼地用最科学的标准去定夺是与非，但孔子却是在倡导一种合理的态度，即对于所获材料和依据予以批评性的鉴别。孔子劝告一位弟子去实践，但“对有疑虑的东西不要轻易下判断”。[428]他为誊抄书籍者感到惋惜，这些人在誊抄时不是在他们不能确定原文中的某个字的时候留下空白，而是凭猜测填空。[429]孔子说：“喜好智慧而不喜好学习，会导致一知半解式的概括总结。”这个表述可以说是很好地道出了实质性的问题。[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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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孔子自己的说法来讲，他15岁时“就开始学习”。[432]尽管他在大多方面是非常谦逊的，但他还是公开承认他比大多数人更为“好学”，[432]而其他人也同意孔子的这种自我鉴定。在他自己的时代和他以后的时代，孔子都被看作是格外勤勉之人。实际上，在他死后很久写成的种种著作中，与孔子有关的传统说法的发展使他逐渐有了超自然的智慧，并且还把他描绘成一个精通各种古代知识和奇异学问的人。据说，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其他国家，人们只要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都会去请求孔子加以解释，而孔子也往往能够做出令时人满意的解释。[433]这是传奇，而传奇通常会歪曲对实情的洞识。实际情况则正如这些故事所认为的，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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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孔子教诲弟子时并不把书本作为主要方面。当他讲到学习之时，并不是仅仅谈及读书，[434]品格的修养也在“学习”这个大标题之下。然而，孔子确实学习过书本。对这一点，我们不仅有《论语》的证明，甚至总是在毁谤孔子的墨子，也勉强认为孔子“对《诗》和历史文献有广博的知识，并能明晰地理解礼和乐”。[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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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研究过书本。但是，当我们来问，他是否也写过书，或者至少是否编辑过书本时，大家就会处在论战之中。这种论战尽管一直在进行，但至今也未能弥合中国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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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的理论可能是最极端的和最具有党派性的观点。康有为（1927年去世）这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改革家，断言孔子是位多产的作者。1897年，康有为出版了一部书，名叫《改革家的孔子》（《孔子改制考》）。该书坚持认为，孔子的确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彻底改变。康氏宣称，孔子为了使自己的改革理论顺理成章，就把他的所有创制都说成是古制的复兴。在康氏看来，尽管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但其动机却是正当的，正如慈母用鬼怪故事让她的孩子们感到快活也是正当的一样。[436]根据康氏所说，孔子为了使自己编撰的故事更可信，就撰写了所有早期经典。换句话说，孔子编写了所有的古代文献，而其中的一些文献从早于他的生活时代就开始流传了。[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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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这一主张，康有为不仅引用了大量汉代（这太晚了，不足凭信）的证据，而且也使用了较早的著作。可想而知，这些证据肯定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有关的论证中，康有为的第一个“证明”多少具有典型性。康氏引用了墨子的说法：儒者反复引用《诗》。于是，康氏宣称这“最清楚”地说明了是孔子编撰了《诗》。[438]当然，我们仅从这种证据中很难理解康氏为什么那样热烈地信仰他的理论。但是，只要看一眼他所从事的事业，就会明白一些的。康有为是当时中国学者小集群中的一员，这些学者认识到，在19世纪末叶，中国必须采用许多西方的技术，否则就会被列强蚕食掉。然而，他们的进行现代化的企图被保守主义所阻挠，而同样的保守主义又迫使康氏在1898年逃亡日本。在当时，阻挠他们的核心力量就是正统的儒学。所以，正是这个事实才剧烈地（尽管无疑是相当真诚地）促动了康有为，使得他在1897年尽力让以下思想得以普及，那就是：孔子自己与过去决裂了。所以说，康氏试图建立一个违背先例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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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近代的这个事件与我们的探究并无直接关联。但它是一个理想例证，证明有人使用了以下方法，即：孔子和他的著作一再成为政治和政策的玩物，直到实情变得模糊不清。它也清楚地指明，我们必须抛开学者和政治家们所有的争论，并回到早期材料之中，以便弄清楚孔子是否撰写过什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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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只有一章可以视为从总体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在相当含糊的上下文中，孔子自认为“是个传递者而不是制作者，相信并热爱古代”。[439]这通常被认为是孔子否定了他写过任何东西。但是，既然我们不知道孔子讲这话时的语境，或者讲这话的时间，它就证明不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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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认为，《诗》起初有3000篇，但孔子对它进行了删减，挑选了最好的305篇留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诗经》。[440]我们必须留神这个记述，因为《史记》述及孔子的地方并不总是可信的。古今的学者都对孔子删节《诗经》篇幅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他们指出，（早于孔子的）早期文献所引用的诗句中，并没有多少是在这个集子之外的。[441]孔子两次讲到了已经成为一个集子的“诗三百”。[442]如果他曾删定过它的篇数，这种删除将是相当随心所欲的做法。而且，孔子还引过一首不在现存《诗经》中的诗，[443]并且两次责怪（有一次称它们是放荡的）一整部分诗，这些诗是在现存的三百首之内的。[444]如果他整理过这部书，这就是很奇怪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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