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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孔子确实说过，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确定了“诗”的类别，“使它们得到了合适的位置”。[445]这意味着他做了某种程度的重新安排篇目的工作，但是，这可能是他在《诗》上面做到极致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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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相似的故事产生了以下结果，即认为孔子编定了《尚书》，或者是从3240件原始文献中挑选了若干篇组成一本书，还为它写了序言，这篇序言出现在后来各种各样的著作中。[446]然而，去审察这些内容纯属浪费时间。正如上一章所述，在孔子时代，合这种政府文献为一处的集子的确是没有的。如果孔子编辑过这样一个文献集的话，那么，在一个世纪之后，孟子就很难对《书》的篇章说出这样的话：“与其完全相信它们，还不如压根儿就没有它们”。[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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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也被认为是由孔子编著而成的。不过，这种看法并不会马上就能用简单的推论驳倒。《春秋》是一本简要的和未加修饰的编年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前479年间鲁国发生的事件。这部书只是关于政治事件、国家联盟、重要人物死亡以及发生战争之日期的一付干巴巴的骨架。它偶尔也记载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诸如“这年春天没有冰冻”、“椋鸟来到，在树上筑巢”，以及“六只鱼鹰倒着飞过宋国都城”。[448]显而易见，这只是一部记载一些孤立事件的编年史，其中的内容是由宫廷史官记载下的已经发生了的或变得知名了的事件。[449]如果不是因为《孟子》某些章节的说法，可能不会有人老是认为它还会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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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写过一部叫作《春秋》的书，而且，此书完成之后，“叛乱的大臣和坏分子都被恐惧所震慑”。[450]然而，在我们读到的《春秋》中，并没有什么地方明显地有意制造任何这样的效果。可是，后来的儒家学者却把书中的某些事实汇集一处，认定这本书一定有“隐义（微言大义）”。结果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日没夜地辛劳，目的就是要破译《春秋》所记载的整个历史中的密码，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极其过分的企图。比如，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所得，在这本书的记事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死亡的表达上使用了明显不同的词语，以表示对这些人物生前行为的“称赞或谴责（褒和贬）”。可是，这种原则未被发现可以运用于全书。同一个解释者，在此处把某句话描述为谴责性的，而在彼处又解释为赞誉性的。[451]用冗长的篇幅研究这些意图的理雅格（1815—1897）写道：“整部书就是个谜语集，对这些谜语，有多少个解谜者就有多少个谜底。”[452]如果真有一个密码，这些有意图的努力应该会解开它。但事实证明，这毕竟只是一部简约的编年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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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孟子的话证明了什么呢？答案是，孟子所说的《春秋》（根据孟子的表述，是孔子所作）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春秋》。在古代中国，有多种史书都用这个书名，而孟子的描述，在好几个方面都不适合我们现在的这部书。[453]实际上，孔子究竟是否写过任何叫作《春秋》的著作是非常令人生疑的。孟子说，孔子认为他自己写这部书的首要目的是扬名；[454]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论语》却没有一个字提及孔子曾写过这部书或任何别的书呢？有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在孟子时代，儒家传奇大量涌现，以至于孟子本人就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孔子没有成为天子。[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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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被认为是“礼”之本源。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孔子没有亲手撰写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最早的“礼”书——《礼记》的任何一部分，这部书的写作也要归功于他的启迪。[456]这种说法是很令人怀疑的。但也有证据表明，孔子所做的大量努力确实刺激了人们对“礼”的兴趣，所以，他至少是间接地鼓励了人们就此论题进行写作。《论语》不仅证明了孔子对“礼”感兴趣，而且还指出他对“礼”进行了历史的考究。在这本书中，甚至有人还认为孔子能预测“礼”在未来的变化形式。[457]可是，并没有早期的材料为《史记》的断言作佐证，这个断言说的是，孔子“整理”了《礼》。[458]《史记》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孔子要么是撰写了要么是编辑了一部有关“礼”的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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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论断适用于“乐”的情形。孔子对“乐”很感兴趣，并去研究它，但没有证据说明他曾写过有关它的任何东西。[459]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在早期中国有过一部音乐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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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孔子是否撰写过什么著作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的最后一本书是《易》（变易之书，《周易》）。它实际上是一本算命占卜者的手册，据说如果学会使用它，就可以用它来预测未来。这部书包含了两个相当不同的部分，即原初的文本（《易经》）和一系列附录（《易传》或“十翼”）。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原初文本的产生时代早于孔子，但顽固的传统说法却把附录的著作权给了孔子。甚至在当今都还有一些有鉴赏力的学者仍相信孔子写作或编辑了附录的某些篇章或全部附录，并根据对这些附录的分析来讨论孔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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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些最有鉴赏力的学者们现在认为，孔子与《易》的产生毫无关系，这是一种正确的观点。对此，我们拥有大量的证据。到了孔子时代，尽管占卦问卜在中国已经有了至少一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460]并且孔子时代的人们也经常使用它，但是，并没有早期资料说明孔子曾经使用过占卜。实际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孔子和早期儒家对于占卜是大皱其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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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易》在后来却引起了一些儒家学者的注意，他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热情的研究，以至于逐渐把它列为“五经”之首。然而，正是这些后儒制作了《易》的附录部分（即“十翼”），并把著作权归于孔子。可是，孔子事实上不仅根本没有使用过占卜，而且从未提到过这本使人不安的《易》。《论语·述而第七》中的一章被认为与《易》有关，但这是被改动或插入的，以便让孔子明确认可人们对此书的研究。[461]当我们渐次去审察后代儒学（我们将考虑这种发展的某些细节）时，完备的证据将会展现出来（原书第198—202页）。这些证据非常清楚地说明，孔子既没有撰写过又没有编辑过《易》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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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对那些被认为是孔子所著之书的审察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说明孔子曾写作过或编辑过任何一本书。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断言，越来越多的学者近年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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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没写作这些书，他也就至多是读一读它们并把它们运用在他的教学中。这就有必要探究它们在与孔子思想的关联中所起的作用了。为有助于我们给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让我们审视一下孔子引用这些书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记载于《论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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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诗》的引用要多于其他书。孔子直接引用或间接提到《诗》（或“诗”）共有7次。其中的3次是直接引用原诗，并且没有曲解其原意。[463]但其余的4次却没有使用其本义，而是把诗句的原意进行了曲解、牵强附会或完全改变。[464]最突出的一例是，有一行诗的意思被孔子引用为“让你的思想中没有邪恶（思无邪）”。[465]这些字句所表达的思想在《论语》此处的上下文中是可以的。但是，正如韦利指出的，被意译成“思想”的“思”字，在原诗中只表示感叹，相当于感叹词“啊”。这首诗讲的是养育马匹，而这一行的意思是：“啊，（让马）平安无事吧！”[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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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某种文献逐渐结集而成的《书》只被《论语》引用过两次，而出自孔子之口的则只有一次。[467]这多少有些让人惊讶，因为习惯上认为孔子从这样的书中汲取了思想。在其中的一个场合，孔子甚至说：“有文献上（“书云”）。”实际上，孔子是把他引述的章节牵强附会，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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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孔子对于那些讲述“礼”的文章知晓多少。在《论语》中，孔子是否引用了这样的文章也从来都是不清楚的。他也从未说过“《礼》曰”之类的话。《仪礼》中简短的一节以及《礼记》中零散的四句话与《论语》的几章相同或非常相似。[469]但很有可能的是，正是有关“礼”的那些书引用了《论语》（或者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就是建立在《论语》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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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引用的一段文字中，有8个汉字显然是《周易》上的话。在以下引文中，我们用不同的字体标出这8个字。“夫子说：‘南方之人有一种说法：一个不能持之以恒的人甚至都成不了一个好的巫师或医生。这话说得好啊！“（如果）他的德行是易变的，他就有可能招致耻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所以说，）仅仅去占卜是无效的。’”[470]这是孔子在《论语》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占卜。有必要指出，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不相信预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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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读过的书比《论语》中直接引用的书籍的总和无疑要多得多。孔子把他的读书之所得融合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首尾一贯的思想体系。孔子不是那种学者，说出的言辞完全由引语拼凑而成。在与他人进行的思想讨论中，孔子并不依靠已有的权威著作支持他的主张。他更感兴趣的是一种主张是否合理，而不管它是否能在书本中找到根据。孔子的独创性弥漫在那样广大的范围之中，以至于他通常是以自己的一定之规来引述书本上的话，而对于这些引语的本来意义却不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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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非起初就想做个学者，也不是最初就有意要去做一个教师。孔子看到了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充满了灾难，所以，他的主导思想是要把这样一个世界改变成福地。为了将此项工作进行到底，孔子使用了许多工具，其中就有书本，但他的兴趣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当一位弟子请求教授农活儿时，孔子指出这不值得君子去学。[471]孔子认为，他的世界的当务之急集中在与道德和政治相关联的各个领域，而他就把他的教学和研究朝向了这些主题。孔子毫不隐讳地痛惜那种不能转化为实际用途的博学，[472]这不是说做学问本身是一件坏事，而是因为它是当时社会现实所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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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九章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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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出现过数目大得惊人的论述孔子思想的著作。可能没有其他哲学家能得到比孔子更多的讨论了。然而，我们可以依赖的关于孔子哲学的知识却是令人遗憾地贫乏。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不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孔子的思想类型是一种稍现即逝、极其难以把握的现象。实际上，它几乎是必然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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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孔子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固守着旧的宗教信仰与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但是，在西周封建政治模式逐渐被打破时，其他领域都受到了影响。长期把人们束缚在一起的绳索被抛弃了，给个人带来了相对的自由，而社会则近乎混乱一片。与此极其相似的一次危机也出现在了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古埃及。[473]而在古希腊发生的某些事情亦可在此作一比较。正如温德尔班德（Windelband）所描述的：“个性的过度发展越要松弛公众意识、信仰、道德的旧的束缚，无政府的危险越是危及新生的希腊文明，那些因生活地位、思想和性格而出众的人物就越会感受到拯救即将殒灭的他们心目中的生活准则的紧迫性。”[474]在希腊，这样的社会状况给了我们苏格拉底哲学；在中国，则是给了我们孔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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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道德和政治危机的时代，人们倒退到了他们基本的人的属性的水平。仅仅去祈求旧的神灵和引用旧的权威再也不够了，因为他们都是令人生疑的。要紧的是开始认真考虑基本原理，并去处理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那些在这种时代敢于做先驱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使他们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他们需要不断地与怀疑论者的批评进行斗争，以保持他们的哲学的倾向性和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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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它们可能使用一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词汇。孔子可以把“天”说成是他的使命的保证人，苏格拉底把“美”称作是本身与美的对象相分离的存在物。[475]我们可能不会接受这些观点。然而，尽管有时代和文化的不同，他们却都讲述着我们的语言。我们觉得他们正在处理着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他们之所说都对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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