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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对那些被认为是孔子所著之书的审察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说明孔子曾写作过或编辑过任何一本书。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断言，越来越多的学者近年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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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没写作这些书，他也就至多是读一读它们并把它们运用在他的教学中。这就有必要探究它们在与孔子思想的关联中所起的作用了。为有助于我们给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让我们审视一下孔子引用这些书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记载于《论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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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诗》的引用要多于其他书。孔子直接引用或间接提到《诗》（或“诗”）共有7次。其中的3次是直接引用原诗，并且没有曲解其原意。[463]但其余的4次却没有使用其本义，而是把诗句的原意进行了曲解、牵强附会或完全改变。[464]最突出的一例是，有一行诗的意思被孔子引用为“让你的思想中没有邪恶（思无邪）”。[465]这些字句所表达的思想在《论语》此处的上下文中是可以的。但是，正如韦利指出的，被意译成“思想”的“思”字，在原诗中只表示感叹，相当于感叹词“啊”。这首诗讲的是养育马匹，而这一行的意思是：“啊，（让马）平安无事吧！”[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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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某种文献逐渐结集而成的《书》只被《论语》引用过两次，而出自孔子之口的则只有一次。[467]这多少有些让人惊讶，因为习惯上认为孔子从这样的书中汲取了思想。在其中的一个场合，孔子甚至说：“有文献上（“书云”）。”实际上，孔子是把他引述的章节牵强附会，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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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孔子对于那些讲述“礼”的文章知晓多少。在《论语》中，孔子是否引用了这样的文章也从来都是不清楚的。他也从未说过“《礼》曰”之类的话。《仪礼》中简短的一节以及《礼记》中零散的四句话与《论语》的几章相同或非常相似。[469]但很有可能的是，正是有关“礼”的那些书引用了《论语》（或者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就是建立在《论语》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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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引用的一段文字中，有8个汉字显然是《周易》上的话。在以下引文中，我们用不同的字体标出这8个字。“夫子说：‘南方之人有一种说法：一个不能持之以恒的人甚至都成不了一个好的巫师或医生。这话说得好啊！“（如果）他的德行是易变的，他就有可能招致耻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所以说，）仅仅去占卜是无效的。’”[470]这是孔子在《论语》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占卜。有必要指出，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不相信预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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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读过的书比《论语》中直接引用的书籍的总和无疑要多得多。孔子把他的读书之所得融合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首尾一贯的思想体系。孔子不是那种学者，说出的言辞完全由引语拼凑而成。在与他人进行的思想讨论中，孔子并不依靠已有的权威著作支持他的主张。他更感兴趣的是一种主张是否合理，而不管它是否能在书本中找到根据。孔子的独创性弥漫在那样广大的范围之中，以至于他通常是以自己的一定之规来引述书本上的话，而对于这些引语的本来意义却不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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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非起初就想做个学者，也不是最初就有意要去做一个教师。孔子看到了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充满了灾难，所以，他的主导思想是要把这样一个世界改变成福地。为了将此项工作进行到底，孔子使用了许多工具，其中就有书本，但他的兴趣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当一位弟子请求教授农活儿时，孔子指出这不值得君子去学。[471]孔子认为，他的世界的当务之急集中在与道德和政治相关联的各个领域，而他就把他的教学和研究朝向了这些主题。孔子毫不隐讳地痛惜那种不能转化为实际用途的博学，[472]这不是说做学问本身是一件坏事，而是因为它是当时社会现实所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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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九章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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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出现过数目大得惊人的论述孔子思想的著作。可能没有其他哲学家能得到比孔子更多的讨论了。然而，我们可以依赖的关于孔子哲学的知识却是令人遗憾地贫乏。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不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孔子的思想类型是一种稍现即逝、极其难以把握的现象。实际上，它几乎是必然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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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孔子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固守着旧的宗教信仰与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但是，在西周封建政治模式逐渐被打破时，其他领域都受到了影响。长期把人们束缚在一起的绳索被抛弃了，给个人带来了相对的自由，而社会则近乎混乱一片。与此极其相似的一次危机也出现在了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古埃及。[473]而在古希腊发生的某些事情亦可在此作一比较。正如温德尔班德（Windelband）所描述的：“个性的过度发展越要松弛公众意识、信仰、道德的旧的束缚，无政府的危险越是危及新生的希腊文明，那些因生活地位、思想和性格而出众的人物就越会感受到拯救即将殒灭的他们心目中的生活准则的紧迫性。”[474]在希腊，这样的社会状况给了我们苏格拉底哲学；在中国，则是给了我们孔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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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道德和政治危机的时代，人们倒退到了他们基本的人的属性的水平。仅仅去祈求旧的神灵和引用旧的权威再也不够了，因为他们都是令人生疑的。要紧的是开始认真考虑基本原理，并去处理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那些在这种时代敢于做先驱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使他们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他们需要不断地与怀疑论者的批评进行斗争，以保持他们的哲学的倾向性和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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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它们可能使用一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词汇。孔子可以把“天”说成是他的使命的保证人，苏格拉底把“美”称作是本身与美的对象相分离的存在物。[475]我们可能不会接受这些观点。然而，尽管有时代和文化的不同，他们却都讲述着我们的语言。我们觉得他们正在处理着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他们之所说都对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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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不可能是持久不变的。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它们的真正成功导致了对它们的滥用。那些继承它们的人对它们的概念的阐释远远超出了它们原初的形式。危机过去了，社会安定了。新机制取代了旧机制，哲学与现存秩序达到了一致。根据约翰·威尔逊（John A. Wilson）的看法，在古埃及，伴随着古王国崩溃之后出现的危机，带来了中王国治下的“社会——道德进步”，而这种进步，又在帝国（Empire）的治下逐渐消失了。这样一来，较早的个人主义被一种“人的无助意识”所代替，并且变成了“全体一致的和形式主义的”模式。[476]由柏拉图作了详尽阐述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最终产生了普洛蒂诺斯（Plotinus）和波尔费里（Porphyry）的复杂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同样的，孔子所阐述的道德和理性占优势的学说在300多年内被大加改变，以至于到了汉代的时候，著名儒生董仲舒给皇帝宣讲了一种原理，在这个原理中，道德修养与一种阐释技术纠缠混合在一起，而这种技术所阐释的是在宇宙范围内出现的预兆和魔法实践。在每种这样的情形之下，后来形成的哲学总是会光耀几个世纪，在时间上也比较接近于我们的时代。然而，从理性上讲，后来的哲学却比它所要接续的早期哲学距离我们更加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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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哲学，我们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方面是《论语》，此书非孔子所著，但其主要部分编撰于接近孔子的时代，并且是以他的弟子们所保持的传统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我们有种种后来的著作（某些人错误地把它们的著作权归于孔子本人），这些著作从后期儒学的角度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对于苏格拉底的思想传统来说，其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孔子哲学相比较。因为，一方面有柏拉图和色诺芬（Xenophon，他们认识苏格拉底）的著作，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新苏格拉底主义对苏格拉底所缔造的哲学体系的详尽阐释。然而，很少有人会返回到新柏拉图主义那里，以期重建苏格拉底哲学。通常的做法是，人们更愿意去直接研究柏拉图和色诺芬提供的证据，以决定这些证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可是，关于孔子，通常的做法刚好相反，绝大部分的努力是用在了如何使孔子的思想与后儒的形而上学相一致。为了扭转这种方向，并把我们的研究单独限制在早期资料上，我们必须先让自己做好相对来讲收获贫乏的思想准备。尽管我们的研究范围不甚广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解释在我们所限定的范围之内的材料的话，收获将会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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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个难题是关于孔子思想来源的问题。许多人经常认为孔子仅仅是力图复兴真实的或虚假的上古黄金时代的光荣。孔子弟子子贡宣称，孔子不需要普通意义上的老师，因为他能够知晓周朝前期统治者们（文王和武王）的学说。[477]孟子则说，孔子传递的是从神秘的早期帝王——尧和舜——传承下来的思想学说。[478]一位当代中国学者断言，孔子不仅是个保守派，而且事实上是个“反革命派”，因为（在这位学者看来）孔子的所有愿望就是取消发生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种种变革，并复辟过去。[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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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一章对孔子独立于古人的程度作一个全面的探究。在此，我们则要预先说明，在我们考究了有关证据之后，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孔子确实谈论古代文明，并从此资源中汲取了一些重要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并未妄想要努力复古，并且他也未在古人的思想之中找到构成他的思想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事实上，在一些重要方面，孔子是一位革命家，审慎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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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出生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对于这一时代背景，尽管近些年来各个领域里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讲，我们对此仍然知之甚少。在这个时代里，甚至艺术方面都发生着变革。如同孔子一样，艺术也在审视着过去的伟大日子，要从那里得到某种灵感。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指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得足以发生一场有意识的艺术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吸收了古已有之的和受人尊敬的因素……”[480]艺术上的旧的东西被完全改变，以至于最终产生了全新性质的艺术作品，这与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事情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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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孔子的特殊作用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孔子并不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因为这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力量所导致的一场剧变，并且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某些学者认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碰巧因为某些观念而出名，而这些观念事实上是被他的时代之前的更有才能的人所创发的。在各种著作中，特别是在《左传》中所引述的几位生活在孔子之前不久的政治家的观点，正表达了酷似于孔子的思想。事实上，他们的语言有时与我们在《论语》中所看到的实质上是一样的。[481]很久以前，一些中国学者就指出了这个事实，[482]其中的一个人还大力称赞这些政治家，认为他们的思想远比孔子更进步。此人不无羡慕地指出，在《左传》（好似真正的处世大百科）中，这些政治家在每个论题上都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可是，此人却没有附加上这样的意见，这些政治家的知识太广博了，（根据《左传》）以至于他们能够以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精确度预言即使是在未来一个世纪后发生的政治事件。[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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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这种预见显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写下的，而并不是那些预言家在当初讲出来的。许多纯粹的“儒者”之言（《左传》让它们从各种人物的口中道出）是在写《左传》时写下的，而《左传》问世时，孔子已去世良久，这些思想也已经变得很常见很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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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左传》之中的人物本身是不存在的。他们确实存在过，并且无疑也是有才能和有智慧的。他们可能有一些酷似孔子思想的观念，并且大大地影响了孔子的思想，这些都是相当有可能的。但我们并不能肯定这种相互关联是否在每个层面上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我们没有在早期的和无可怀疑的著作中找到对他们的思想的说明。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孔子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他的某些近代前辈的思想的话，《论语》就应该有所揭示，甚至在他的对手的著述中也应该有所提及，但是，事实却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相反，传统说法强调了孔子思想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中，孔子的作用是将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革加以条理化和理性化，并以自己的意愿尽力抑制可能出现在这些变革中的那种他所不能赞同的东西。同时，孔子又力图指导中国文化走上他所相信的合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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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孔子哲学的背景，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他的宗教观。宗教通常是保守的，并且直到我们能讲到的时间上限为止，中国古代的宗教在几个世纪之内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公元前1122年以前，商朝的国王，可能还有别的人，都要劳心费神地祭祀他们的祖先和其他神灵，特别重要的是被称作“帝”的有权力的神灵。当时的人们相信，这些神灵，特别是他们的祖先，一同监管着世人的命运。他们在高兴时就赐予世人成功，不高兴时就以种种灾祸重责人类，这些灾难包括从战争的失败到牙疼。[484]商朝人的祭礼是为了避灾得福，并且他们不断地通过占卜查考他们的上帝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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