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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了商朝的周朝继承了商朝宗教的某些方面，并把商朝的宗教与他们的宗教相结合。周朝的主要神被称作“天”，这个汉字的早期形式是（金文），明显是个高大的因而也就是个重要的人物。依靠种种证据，我们可以重建它的大概的历史。在周人看来，所有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去世的国王们，全都住进了上天。作为“上帝的顾问”，他们控制了人的命运。因为中国人不区分单数和复数，“天”就逐渐变成了单数，成为一个居住在天空中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同样的一个“天”字，也用来指物质的天，天空。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相当非人格的理性化的“天”的概念。周朝征服商朝之后，把他们的“天”与“帝”（商朝的神）相合并，就如同罗马人把他们的神与希腊诸神相合并一样。[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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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国王被称作“天的儿子（天子）”，并依靠他们的德行进行统治，而这种德行的获得，据说是受了他的伟大祖先们的帮助。较低级的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就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祖先。祭祀这些先人和其他有力量的神灵是国家的庆典。要想得到好收成，举行这样的祭祀比锄草更重要；同样，为了保证战争胜利，举行祭祀也比操练部队更重要。可是，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世故，怀疑主义的出现势在难免。改进了的交通使人们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和习俗相接触。那些被认为由神灵作过保证的协定不断地签订，又不断地被撕毁。但是，受灾受难的通常并不是毁约者，而是武备缺乏者。贵族世家陷入了失宠和贫穷，使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祖先神灵的力量。我们对怀疑主义之所以出现的细节知之甚少，因为毕竟没有稍早于孔子时代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但是，这种思潮的出现是显然的。孔子去世时出生的墨子责备儒家的如下说法：“天是没有理智的，死人的灵魂是没有意识的。”[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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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本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复杂的。对于他所赞成的传统宗教的某些方面，他会进行强调；但是，对于他所不赞成的另一些方面，他会努力予以改变或者加以抑制。总的来讲，孔子回避了已经出现的基本的宗教问题。这可以被解释为怯懦，或者被解释为睿智。事实上，孔子竭力去做的是进行他认为生死攸关的政治和社会本质的改革，这种改革的基础大半不是形而上学的。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争论不休，既不合时宜也有碍于实现孔子的主要目的。孔子没有那样去做，而我们有时对他仅仅在言语上予以认定的东西也得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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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显然对于盛行的种种宗教仪式表现出了几乎是孩子般的率直喜爱。[487]但这并不能表明他的信仰。其实，许多持有怀疑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喜欢“高教会派（High Church）”的仪式。孔子强调孩子有义务为他们的双亲守丧三年。[488]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过度的奉献。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能结论性地证明，这就是孔子对死后生命的信仰。事实上，孔子仅仅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家庭团结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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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孔子并没有正面讲过关于神灵的言论。事实上，有记载特别指出，“夫子不讲关于怪异现象（比如预兆）、强力的功绩、无序的政治和有关神灵的事情”。[489]孔子确实称赞了神秘的统治者大禹，因为大禹“向神灵表示了极端的孝敬”。[490]可是，当子路问他如何侍奉神灵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你还不能侍奉人，又怎么能侍奉神灵呢？”子路接着问到了死，得到的答复是：“你还不理解生，又怎么能理解死呢？”[491]弟子樊迟请教智慧，孔子告诉他说：“认真对待那些适合于人民的东西，还要尊敬神灵并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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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孔子的最后一句话也被译作：“在尊敬精神存在的同时，要避开它们。”一些人认为，这正是孔子宣扬不可知论的清晰证据。但是，这种解释与多数中国注释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493]这些注释家把它用作怀疑论的证据。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指出过，那些遵循相互尊重之原则的人们“彼此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我们不能说这种看法不应该适用于与神灵的关系。孔子的观点大抵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适度地尊敬神灵，但不要过度奉承他们，正如对待国君或在上位者一样。[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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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几章讲到了祭祀，但它们并没有（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孔子是否相信礼仪有实际功效，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有其价值。[495]可是，在孔子积极倡导的医治社会疾病的种种行动中，既不包含祭祀，也不包含其他宗教行为，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孔子曾经自称是祷告者，但这说的是依靠行动而不是言语来进行祷告。所以，甚至在病重时孔子都拒绝别人为他向神灵祷告，并宣称自己（用行动）“做祷告已经很久了”。[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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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去找寻孔子以确定而坦率的言语道出的部分地与宗教有关的信念，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孔子的“天”的观念。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在《论语》中，孔子没有提过“帝”这个字，这是个更具人格化的神的名称。[497]可是，孔子却把上天（“天”）看成是他的力量的来源。上天托付给他一项神圣的使命，要求他去做一个中国文化的卫士。在危难中，孔子击退了在面对上天时无力反对他的敌人。在消沉时，孔子至少以上天对他的理解来自我安慰。当因过失而受到责难时，孔子请求上天来证明他的无辜。在他的得意弟子颜回去世时，孔子宣称“天正在毁灭我（天丧予）”。[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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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的最后一句最好应被理解为仅仅是痛苦的呼喊，而并非意味着孔子以为上天针对他而采取了特别的和有恶意的行动。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以这种方式表述过“天”，而在古代却有过这样的表述。在《书》、《诗》和早期金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认为上天监管着王朝的更替，用消灭压迫性的国君家系来处罚罪恶，用更立良善之人作为被灭亡的国王的继承人来褒奖德行。这种著作认为，上天“等待五年”去察看一个罪恶的国王是否会浪子回头，并且还会“降下灭顶之灾”和变得“发怒”。周成王是周朝缔造者（周武王）的儿子，人们引述周成王临终时的话说：“天给我降下了疾病。”[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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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说法大抵又回到了“天”的原意，即“天”是伟大祖先们的合名，他们生活在上苍，无时不在监察后代的行为，并且随他们的意愿进行奖惩。可是，对孔子来说，“天”是没有人格的。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天”到底是什么，弟子子贡说夫子不谈论“天道”。[500]然而，孔子显然是把“天”看成是一种非人格的道德力量，一种人的道德意识的宇宙副本，或者说是一种保证，即在一定程度上从真正的宇宙特性的角度肯定了人的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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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并不是说正义一定会取胜或者德行一定会成功。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真的相信他的事业有上天的保证，并且认为历史是由上天主宰的，那么，这一定是曲解了孔子的思想。我们从未发现孔子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德行一定会受到褒奖。他只是说，道德之行有助于得到好的结果，正如统治者的暴虐行为会促使他们垮台一样。显然，这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简易的和必然的。确切来讲，德行的最大奖掖是它给德行之人带来的心灵的平静，以及由于帮助他人而获得的惬意。人之作为人而行动的理由不应该跟幸福与否直接挂上钩。“夫子说：‘一位君子，在制订他的计划时，想到的是大道；他并不是只想着如何过日子。即使去耕种土地，他有时也会挨饿；而如果他去学习，他就可能得到很高的俸禄。但君子关切的是大道的进步，他并不为财富而发愁。’”[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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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与我们通常在较早期的文献和青铜铭文（金文）中所看到的思想是非常不同的。在那里，宗教典礼和特殊的祭祀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几近乎一种物物交易。在《诗》中，因为王国被旱灾所蹂躏，一位国君就询问上天和祖先为什么这样折磨他。他说：“没有我不祭祀的神灵，没有我吝惜的牺牲。……为什么我的行为没有被承认呢？”[502]我们反复研读《诗经》和《尚书》后得出的结论是，祭祀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赐福。刻在上百件青铜祭器上的铭文相当率直地告诉我们，它们的目的就是祈福，如长寿长禄、多子多孙，等等。一座齐国的铸钟（大约铸于孔子出生时）上长篇地、详细地列举了铸造者希望从他的祖先那里得到的福祉，以求祖先回报他的孝敬。[503]生活年代稍后于孔子的墨子谴责了“供一头猪却要求一百个祝福”的行为。[504]但是，因为墨子确信神灵受到了祭祀活动的影响，所以很为这种不公平的交易所烦扰，这种交易就是，神灵根据他们所收到的供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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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与上述观念截然有别。在很早于孔子的文献中，确实偶尔有表述认为，德行和祭祀一样，都是用来取悦上天的。所以，如果要说孔子从这些著作中汲取了某些思想的话，他一定是只选择这一方面，因为他的思想着重点几乎过分讲求伦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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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反对传统宗教的某些内容，比如，传统宗教非常看重的人殉（殉葬）。在商朝，大量的活人被献祭和殉葬。[505]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周朝。《诗》中至少提到两次，《左传》中有大约11次。[506]后来的著作中也提到了人殉。孔子在世期间，这种事情在有关记载中共发生过3次，其中的一次就在鲁国。稍晚于孔子的墨子宣称，那些倡导精心操办葬礼（厚葬）的人想要杀死一大批人（有个国王要多达几百人）去陪伴死去的要人。[507]当秦朝的“始皇帝”（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下葬时，据说杀死了一大批后宫女子为他殉葬。[508]晚到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一个封王命令他的奴隶乐师为他殉葬，其中的16人在他死去时被迫自杀。[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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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并没有提到人殉。孟子引述孔子的话去谴责那种甚至是以人像殉葬的做法，大抵是因为这种做法具有怂恿人们用真人殉葬的倾向。[510]《礼记》详述了一件事，即孔子弟子子禽在他兄弟的葬礼上制止了杀人。[511]儒者总的来讲反对人祭和殉葬，并最终取得了伟大成功。实际上，上述最后的一个人殉的例子就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抨击。尽管这位迫使奴隶殉葬的封王是汉帝之后，但他的儿子却未被允许继承他的封位，他的封地也被没收。指责他犯罪的言语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生不仅迫使人殉的做法走向没落，而且对于文献中记载的这种事情也予以消除。所以，当《左传》提到人殉时，总是要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并有几次说“在古代”并未实行过这种做法，意思是说它绝不是真实的。甚至到了20世纪，一些考古学家还拒绝相信商朝有过人殉，而直到在商代墓葬中发现了几百具被斩首的牺牲品骨架时才证实了殉葬确实存在过。可以说，儒者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几乎销毁了自己所获成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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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在宗教方面的另一项重要革新几乎被忽略。在孔子之前，君主最重要的财产是他们的祖先。祖先不仅给了他们合法的统治地位，而且提供了诸神的帮助，使他们能在和平中成功，在战争中取胜。《诗》告诉我们说，周王室有“三位统治者在天上，而国王将是他们在首都的副本或变体”。[512]在一件青铜器铭文中，一个次一级的统治者把他的有名的祖先们吹嘘为“为他的后人气势磅礴地开辟了一条大路”。[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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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看不起所有这一切。在孔子看来，重要的不是世袭特权，而是一个人自身的品质。弟子冉雍的先人大概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问题，可是，孔子却宣布，这并不会妨碍他从政，[514]而且，孔子还认为冉雍是弟子当中唯一的一位适合于登上君主之位的人。[515]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显赫祖先的人来说，这一观点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完全取消了祖先在早期宗教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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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否登上王侯之位，完全要靠他的德行和才能。这种观点明显是对道德行为的极大鼓励。当然，这种从宗教礼仪到道德思想的转变在许多宗教中都发生了。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一转变是很显著的。最容易使人想起的例子是希伯来先知之所为。[516]不过，使得孔子不同寻常的地方（如果不是唯一之处的话），就是他使道德脱离任何东西而独立的程度超出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寻常理解。马克斯·韦伯说过：“儒学是如此范围广泛的理性主义，它在缺少所有形而上学和几乎所有宗教寄托的残余时，却能站立在人们有可能称之为‘宗教’伦理学的最边缘。与此同时，在缺乏和反对所有的非功利主义标准的意义上，与任何其他伦理体系相比，儒学更具理性主义、头脑更清醒；在这方面，可能只有杰·边泌（J. Bentham，1782—1832）是个例外。”[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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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韦伯所讲的是儒学而不是孔子。不过，韦伯所说的缺少“几乎所有宗教寄托的残余”的论断亦适用于孔子本人。我们已经看到，在有关“天”的观念中，孔子确实保持了一种非人格性的道德之神的意识。孔子也有一种理想的宇宙和谐的意识。比如说，“有人请教禘祭的意义。夫子回答说：‘我不知道。知道它的意义的那个人，能够像我给你显示出的那样很容易地处理天下所有的事情。’——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掌”[518]。在这一章和一些别的章节里，很可能看到这样的证据，即孔子无意识地构建起了一种与宗教有一定关联的宇宙秩序。然而，孔子并不怎么强调这一点。但是，它是（用韦伯的词语）一种残余，一种古代全能神灵层面上的暗淡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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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思想联系紧密的是“命”这个概念，英文译成“天命、天意（decree）”，通常译作“命运（fate）”。根据这种译法，“天命”即是“上天之命令”的缩写，尽管孔子很少使用后一种表示法。[519]《墨子》责怪儒家的以下说法，即：所有事情均受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的命运的决定。[520]这种批评对一些后儒来说确实是真实的，但它不是孔子的学说。孔子把“命”这个词用作“生命”或“一生”的同义词。[521]但是，他明确认为这种“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和超越任何个人控制的，因为孔子讲过，一个人“在面对危难时，即使放弃生命”（字面上是“命”），也不能抛弃原则。[522]假使一个人的一生固定不变，以至于个人无所作为，那么，孔子讲的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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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唯一的一章乍看上去似乎能使孔子成为一个宿命论者。那是在子路从政于季氏时，子路的一位朋友和同事告诉孔子说，子路的另一位同事向季孙毁谤子路。这位朋友提出利用他的影响要将毁谤者处死。但孔子告诉他说：“如果大道将要流行，那就是命该如此；如果大道要被抵制，也是命该如此。”孔子反问道，那个毁谤者又怎能奈何得了这个“命”呢？[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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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孔子要以这种方式作答呢？让我们考虑几种可能的回答。孔子可以同意处死对手，但这与他的原则相反，因为他不相信建立政治派系和策划政治阴谋是一种良策。孔子也可以拒绝说：“你提出的方法没有价值。”但这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和疏远一位好心好意的朋友。相反，孔子后退到引证那叫作“命”的普通概念，并且在没有伤害任何人之感情的前提下处理好了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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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己既不依赖命运，也不劝告别人如斯行之。相反，他一再坚持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强调完成个人应尽的道德责任，以及为此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奋斗。[524]不过，《论语》仍有另外的一章无疑促成了儒学内部某些集群之内的宿命论的发展。这一章开头部分是：“子夏说：‘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这通常被认为是子夏引述了孔子本人的话。子夏接下去说：“死和生是因为命，富和贵依靠天。君子是庄重严肃的，并且从不抛弃他的责任。他有礼貌地与他人相处，并与礼保持一致。”[525]引述这一章的人一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字上，但这样一来就会失去这一章的要点。生和死对一个人来讲是相对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们可以尽力延年益寿，但死亡真的到来时，我们毕竟只能服从，并且有时还会说：“这是命定的。”孔子就是这么做的，而我们今天也不会做得更好。为了得到富和贵，一个普通人是能去做点儿什么的，但一位君子却不能去做。作为一种努力追求的目标，荣华富贵是不配受君子注意的。“君子关切的是大道的进步；他并不担心贫穷。”[526]尽管一个人对生死富贵之类的事情终究无能为力，但也不能草草地归结为完全是“依赖上天的”。一个人要做的是（这是子夏所说的后半段文字的重要性）注意他自己的品格和他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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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才是孔子对待宗教之态度的关键。从表面上看，孔子相信宗教的作用，但他对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与超越了人的控制的强权王国打交道是出于无奈的。孔子真正感兴趣的是把一个让人不能忍受的现实生存环境改造成一个良好的世界，他不去做那些与他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他忙于真正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如何尽力利用我们所具有的实际能力，有效地做出具有实际收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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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的中心概念是“道”。我们经常提到这个概念，但却一直没有正面描述过它。在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道”逐渐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在孔子那里却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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