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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170209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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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九章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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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出现过数目大得惊人的论述孔子思想的著作。可能没有其他哲学家能得到比孔子更多的讨论了。然而，我们可以依赖的关于孔子哲学的知识却是令人遗憾地贫乏。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不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孔子的思想类型是一种稍现即逝、极其难以把握的现象。实际上，它几乎是必然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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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孔子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固守着旧的宗教信仰与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但是，在西周封建政治模式逐渐被打破时，其他领域都受到了影响。长期把人们束缚在一起的绳索被抛弃了，给个人带来了相对的自由，而社会则近乎混乱一片。与此极其相似的一次危机也出现在了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古埃及。[473]而在古希腊发生的某些事情亦可在此作一比较。正如温德尔班德（Windelband）所描述的：“个性的过度发展越要松弛公众意识、信仰、道德的旧的束缚，无政府的危险越是危及新生的希腊文明，那些因生活地位、思想和性格而出众的人物就越会感受到拯救即将殒灭的他们心目中的生活准则的紧迫性。”[474]在希腊，这样的社会状况给了我们苏格拉底哲学；在中国，则是给了我们孔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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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道德和政治危机的时代，人们倒退到了他们基本的人的属性的水平。仅仅去祈求旧的神灵和引用旧的权威再也不够了，因为他们都是令人生疑的。要紧的是开始认真考虑基本原理，并去处理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那些在这种时代敢于做先驱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使他们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他们需要不断地与怀疑论者的批评进行斗争，以保持他们的哲学的倾向性和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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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它们可能使用一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词汇。孔子可以把“天”说成是他的使命的保证人，苏格拉底把“美”称作是本身与美的对象相分离的存在物。[475]我们可能不会接受这些观点。然而，尽管有时代和文化的不同，他们却都讲述着我们的语言。我们觉得他们正在处理着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他们之所说都对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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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不可能是持久不变的。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它们的真正成功导致了对它们的滥用。那些继承它们的人对它们的概念的阐释远远超出了它们原初的形式。危机过去了，社会安定了。新机制取代了旧机制，哲学与现存秩序达到了一致。根据约翰·威尔逊（John A. Wilson）的看法，在古埃及，伴随着古王国崩溃之后出现的危机，带来了中王国治下的“社会——道德进步”，而这种进步，又在帝国（Empire）的治下逐渐消失了。这样一来，较早的个人主义被一种“人的无助意识”所代替，并且变成了“全体一致的和形式主义的”模式。[476]由柏拉图作了详尽阐述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最终产生了普洛蒂诺斯（Plotinus）和波尔费里（Porphyry）的复杂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同样的，孔子所阐述的道德和理性占优势的学说在300多年内被大加改变，以至于到了汉代的时候，著名儒生董仲舒给皇帝宣讲了一种原理，在这个原理中，道德修养与一种阐释技术纠缠混合在一起，而这种技术所阐释的是在宇宙范围内出现的预兆和魔法实践。在每种这样的情形之下，后来形成的哲学总是会光耀几个世纪，在时间上也比较接近于我们的时代。然而，从理性上讲，后来的哲学却比它所要接续的早期哲学距离我们更加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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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哲学，我们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方面是《论语》，此书非孔子所著，但其主要部分编撰于接近孔子的时代，并且是以他的弟子们所保持的传统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我们有种种后来的著作（某些人错误地把它们的著作权归于孔子本人），这些著作从后期儒学的角度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对于苏格拉底的思想传统来说，其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孔子哲学相比较。因为，一方面有柏拉图和色诺芬（Xenophon，他们认识苏格拉底）的著作，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新苏格拉底主义对苏格拉底所缔造的哲学体系的详尽阐释。然而，很少有人会返回到新柏拉图主义那里，以期重建苏格拉底哲学。通常的做法是，人们更愿意去直接研究柏拉图和色诺芬提供的证据，以决定这些证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可是，关于孔子，通常的做法刚好相反，绝大部分的努力是用在了如何使孔子的思想与后儒的形而上学相一致。为了扭转这种方向，并把我们的研究单独限制在早期资料上，我们必须先让自己做好相对来讲收获贫乏的思想准备。尽管我们的研究范围不甚广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解释在我们所限定的范围之内的材料的话，收获将会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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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个难题是关于孔子思想来源的问题。许多人经常认为孔子仅仅是力图复兴真实的或虚假的上古黄金时代的光荣。孔子弟子子贡宣称，孔子不需要普通意义上的老师，因为他能够知晓周朝前期统治者们（文王和武王）的学说。[477]孟子则说，孔子传递的是从神秘的早期帝王——尧和舜——传承下来的思想学说。[478]一位当代中国学者断言，孔子不仅是个保守派，而且事实上是个“反革命派”，因为（在这位学者看来）孔子的所有愿望就是取消发生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种种变革，并复辟过去。[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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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一章对孔子独立于古人的程度作一个全面的探究。在此，我们则要预先说明，在我们考究了有关证据之后，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孔子确实谈论古代文明，并从此资源中汲取了一些重要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并未妄想要努力复古，并且他也未在古人的思想之中找到构成他的思想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事实上，在一些重要方面，孔子是一位革命家，审慎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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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出生在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对于这一时代背景，尽管近些年来各个领域里的中国学者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讲，我们对此仍然知之甚少。在这个时代里，甚至艺术方面都发生着变革。如同孔子一样，艺术也在审视着过去的伟大日子，要从那里得到某种灵感。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指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进步得足以发生一场有意识的艺术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吸收了古已有之的和受人尊敬的因素……”[480]艺术上的旧的东西被完全改变，以至于最终产生了全新性质的艺术作品，这与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事情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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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孔子的特殊作用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孔子并不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因为这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力量所导致的一场剧变，并且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某些学者认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碰巧因为某些观念而出名，而这些观念事实上是被他的时代之前的更有才能的人所创发的。在各种著作中，特别是在《左传》中所引述的几位生活在孔子之前不久的政治家的观点，正表达了酷似于孔子的思想。事实上，他们的语言有时与我们在《论语》中所看到的实质上是一样的。[481]很久以前，一些中国学者就指出了这个事实，[482]其中的一个人还大力称赞这些政治家，认为他们的思想远比孔子更进步。此人不无羡慕地指出，在《左传》（好似真正的处世大百科）中，这些政治家在每个论题上都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可是，此人却没有附加上这样的意见，这些政治家的知识太广博了，（根据《左传》）以至于他们能够以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精确度预言即使是在未来一个世纪后发生的政治事件。[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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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这种预见显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写下的，而并不是那些预言家在当初讲出来的。许多纯粹的“儒者”之言（《左传》让它们从各种人物的口中道出）是在写《左传》时写下的，而《左传》问世时，孔子已去世良久，这些思想也已经变得很常见很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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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左传》之中的人物本身是不存在的。他们确实存在过，并且无疑也是有才能和有智慧的。他们可能有一些酷似孔子思想的观念，并且大大地影响了孔子的思想，这些都是相当有可能的。但我们并不能肯定这种相互关联是否在每个层面上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我们没有在早期的和无可怀疑的著作中找到对他们的思想的说明。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孔子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他的某些近代前辈的思想的话，《论语》就应该有所揭示，甚至在他的对手的著述中也应该有所提及，但是，事实却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相反，传统说法强调了孔子思想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中，孔子的作用是将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革加以条理化和理性化，并以自己的意愿尽力抑制可能出现在这些变革中的那种他所不能赞同的东西。同时，孔子又力图指导中国文化走上他所相信的合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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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孔子哲学的背景，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他的宗教观。宗教通常是保守的，并且直到我们能讲到的时间上限为止，中国古代的宗教在几个世纪之内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公元前1122年以前，商朝的国王，可能还有别的人，都要劳心费神地祭祀他们的祖先和其他神灵，特别重要的是被称作“帝”的有权力的神灵。当时的人们相信，这些神灵，特别是他们的祖先，一同监管着世人的命运。他们在高兴时就赐予世人成功，不高兴时就以种种灾祸重责人类，这些灾难包括从战争的失败到牙疼。[484]商朝人的祭礼是为了避灾得福，并且他们不断地通过占卜查考他们的上帝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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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了商朝的周朝继承了商朝宗教的某些方面，并把商朝的宗教与他们的宗教相结合。周朝的主要神被称作“天”，这个汉字的早期形式是（金文），明显是个高大的因而也就是个重要的人物。依靠种种证据，我们可以重建它的大概的历史。在周人看来，所有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去世的国王们，全都住进了上天。作为“上帝的顾问”，他们控制了人的命运。因为中国人不区分单数和复数，“天”就逐渐变成了单数，成为一个居住在天空中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同样的一个“天”字，也用来指物质的天，天空。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相当非人格的理性化的“天”的概念。周朝征服商朝之后，把他们的“天”与“帝”（商朝的神）相合并，就如同罗马人把他们的神与希腊诸神相合并一样。[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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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国王被称作“天的儿子（天子）”，并依靠他们的德行进行统治，而这种德行的获得，据说是受了他的伟大祖先们的帮助。较低级的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就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祖先。祭祀这些先人和其他有力量的神灵是国家的庆典。要想得到好收成，举行这样的祭祀比锄草更重要；同样，为了保证战争胜利，举行祭祀也比操练部队更重要。可是，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世故，怀疑主义的出现势在难免。改进了的交通使人们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和习俗相接触。那些被认为由神灵作过保证的协定不断地签订，又不断地被撕毁。但是，受灾受难的通常并不是毁约者，而是武备缺乏者。贵族世家陷入了失宠和贫穷，使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祖先神灵的力量。我们对怀疑主义之所以出现的细节知之甚少，因为毕竟没有稍早于孔子时代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但是，这种思潮的出现是显然的。孔子去世时出生的墨子责备儒家的如下说法：“天是没有理智的，死人的灵魂是没有意识的。”[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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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本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复杂的。对于他所赞成的传统宗教的某些方面，他会进行强调；但是，对于他所不赞成的另一些方面，他会努力予以改变或者加以抑制。总的来讲，孔子回避了已经出现的基本的宗教问题。这可以被解释为怯懦，或者被解释为睿智。事实上，孔子竭力去做的是进行他认为生死攸关的政治和社会本质的改革，这种改革的基础大半不是形而上学的。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争论不休，既不合时宜也有碍于实现孔子的主要目的。孔子没有那样去做，而我们有时对他仅仅在言语上予以认定的东西也得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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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显然对于盛行的种种宗教仪式表现出了几乎是孩子般的率直喜爱。[487]但这并不能表明他的信仰。其实，许多持有怀疑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喜欢“高教会派（High Church）”的仪式。孔子强调孩子有义务为他们的双亲守丧三年。[488]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过度的奉献。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能结论性地证明，这就是孔子对死后生命的信仰。事实上，孔子仅仅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家庭团结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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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孔子并没有正面讲过关于神灵的言论。事实上，有记载特别指出，“夫子不讲关于怪异现象（比如预兆）、强力的功绩、无序的政治和有关神灵的事情”。[489]孔子确实称赞了神秘的统治者大禹，因为大禹“向神灵表示了极端的孝敬”。[490]可是，当子路问他如何侍奉神灵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你还不能侍奉人，又怎么能侍奉神灵呢？”子路接着问到了死，得到的答复是：“你还不理解生，又怎么能理解死呢？”[491]弟子樊迟请教智慧，孔子告诉他说：“认真对待那些适合于人民的东西，还要尊敬神灵并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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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孔子的最后一句话也被译作：“在尊敬精神存在的同时，要避开它们。”一些人认为，这正是孔子宣扬不可知论的清晰证据。但是，这种解释与多数中国注释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493]这些注释家把它用作怀疑论的证据。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指出过，那些遵循相互尊重之原则的人们“彼此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我们不能说这种看法不应该适用于与神灵的关系。孔子的观点大抵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适度地尊敬神灵，但不要过度奉承他们，正如对待国君或在上位者一样。[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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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几章讲到了祭祀，但它们并没有（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孔子是否相信礼仪有实际功效，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有其价值。[495]可是，在孔子积极倡导的医治社会疾病的种种行动中，既不包含祭祀，也不包含其他宗教行为，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孔子曾经自称是祷告者，但这说的是依靠行动而不是言语来进行祷告。所以，甚至在病重时孔子都拒绝别人为他向神灵祷告，并宣称自己（用行动）“做祷告已经很久了”。[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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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去找寻孔子以确定而坦率的言语道出的部分地与宗教有关的信念，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孔子的“天”的观念。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在《论语》中，孔子没有提过“帝”这个字，这是个更具人格化的神的名称。[497]可是，孔子却把上天（“天”）看成是他的力量的来源。上天托付给他一项神圣的使命，要求他去做一个中国文化的卫士。在危难中，孔子击退了在面对上天时无力反对他的敌人。在消沉时，孔子至少以上天对他的理解来自我安慰。当因过失而受到责难时，孔子请求上天来证明他的无辜。在他的得意弟子颜回去世时，孔子宣称“天正在毁灭我（天丧予）”。[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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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的最后一句最好应被理解为仅仅是痛苦的呼喊，而并非意味着孔子以为上天针对他而采取了特别的和有恶意的行动。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以这种方式表述过“天”，而在古代却有过这样的表述。在《书》、《诗》和早期金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认为上天监管着王朝的更替，用消灭压迫性的国君家系来处罚罪恶，用更立良善之人作为被灭亡的国王的继承人来褒奖德行。这种著作认为，上天“等待五年”去察看一个罪恶的国王是否会浪子回头，并且还会“降下灭顶之灾”和变得“发怒”。周成王是周朝缔造者（周武王）的儿子，人们引述周成王临终时的话说：“天给我降下了疾病。”[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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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说法大抵又回到了“天”的原意，即“天”是伟大祖先们的合名，他们生活在上苍，无时不在监察后代的行为，并且随他们的意愿进行奖惩。可是，对孔子来说，“天”是没有人格的。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天”到底是什么，弟子子贡说夫子不谈论“天道”。[500]然而，孔子显然是把“天”看成是一种非人格的道德力量，一种人的道德意识的宇宙副本，或者说是一种保证，即在一定程度上从真正的宇宙特性的角度肯定了人的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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