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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并不是说正义一定会取胜或者德行一定会成功。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真的相信他的事业有上天的保证，并且认为历史是由上天主宰的，那么，这一定是曲解了孔子的思想。我们从未发现孔子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德行一定会受到褒奖。他只是说，道德之行有助于得到好的结果，正如统治者的暴虐行为会促使他们垮台一样。显然，这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简易的和必然的。确切来讲，德行的最大奖掖是它给德行之人带来的心灵的平静，以及由于帮助他人而获得的惬意。人之作为人而行动的理由不应该跟幸福与否直接挂上钩。“夫子说：‘一位君子，在制订他的计划时，想到的是大道；他并不是只想着如何过日子。即使去耕种土地，他有时也会挨饿；而如果他去学习，他就可能得到很高的俸禄。但君子关切的是大道的进步，他并不为财富而发愁。’”[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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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与我们通常在较早期的文献和青铜铭文（金文）中所看到的思想是非常不同的。在那里，宗教典礼和特殊的祭祀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几近乎一种物物交易。在《诗》中，因为王国被旱灾所蹂躏，一位国君就询问上天和祖先为什么这样折磨他。他说：“没有我不祭祀的神灵，没有我吝惜的牺牲。……为什么我的行为没有被承认呢？”[502]我们反复研读《诗经》和《尚书》后得出的结论是，祭祀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赐福。刻在上百件青铜祭器上的铭文相当率直地告诉我们，它们的目的就是祈福，如长寿长禄、多子多孙，等等。一座齐国的铸钟（大约铸于孔子出生时）上长篇地、详细地列举了铸造者希望从他的祖先那里得到的福祉，以求祖先回报他的孝敬。[503]生活年代稍后于孔子的墨子谴责了“供一头猪却要求一百个祝福”的行为。[504]但是，因为墨子确信神灵受到了祭祀活动的影响，所以很为这种不公平的交易所烦扰，这种交易就是，神灵根据他们所收到的供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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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与上述观念截然有别。在很早于孔子的文献中，确实偶尔有表述认为，德行和祭祀一样，都是用来取悦上天的。所以，如果要说孔子从这些著作中汲取了某些思想的话，他一定是只选择这一方面，因为他的思想着重点几乎过分讲求伦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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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反对传统宗教的某些内容，比如，传统宗教非常看重的人殉（殉葬）。在商朝，大量的活人被献祭和殉葬。[505]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周朝。《诗》中至少提到两次，《左传》中有大约11次。[506]后来的著作中也提到了人殉。孔子在世期间，这种事情在有关记载中共发生过3次，其中的一次就在鲁国。稍晚于孔子的墨子宣称，那些倡导精心操办葬礼（厚葬）的人想要杀死一大批人（有个国王要多达几百人）去陪伴死去的要人。[507]当秦朝的“始皇帝”（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下葬时，据说杀死了一大批后宫女子为他殉葬。[508]晚到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一个封王命令他的奴隶乐师为他殉葬，其中的16人在他死去时被迫自杀。[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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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并没有提到人殉。孟子引述孔子的话去谴责那种甚至是以人像殉葬的做法，大抵是因为这种做法具有怂恿人们用真人殉葬的倾向。[510]《礼记》详述了一件事，即孔子弟子子禽在他兄弟的葬礼上制止了杀人。[511]儒者总的来讲反对人祭和殉葬，并最终取得了伟大成功。实际上，上述最后的一个人殉的例子就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抨击。尽管这位迫使奴隶殉葬的封王是汉帝之后，但他的儿子却未被允许继承他的封位，他的封地也被没收。指责他犯罪的言语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生不仅迫使人殉的做法走向没落，而且对于文献中记载的这种事情也予以消除。所以，当《左传》提到人殉时，总是要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并有几次说“在古代”并未实行过这种做法，意思是说它绝不是真实的。甚至到了20世纪，一些考古学家还拒绝相信商朝有过人殉，而直到在商代墓葬中发现了几百具被斩首的牺牲品骨架时才证实了殉葬确实存在过。可以说，儒者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几乎销毁了自己所获成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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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在宗教方面的另一项重要革新几乎被忽略。在孔子之前，君主最重要的财产是他们的祖先。祖先不仅给了他们合法的统治地位，而且提供了诸神的帮助，使他们能在和平中成功，在战争中取胜。《诗》告诉我们说，周王室有“三位统治者在天上，而国王将是他们在首都的副本或变体”。[512]在一件青铜器铭文中，一个次一级的统治者把他的有名的祖先们吹嘘为“为他的后人气势磅礴地开辟了一条大路”。[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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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看不起所有这一切。在孔子看来，重要的不是世袭特权，而是一个人自身的品质。弟子冉雍的先人大概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问题，可是，孔子却宣布，这并不会妨碍他从政，[514]而且，孔子还认为冉雍是弟子当中唯一的一位适合于登上君主之位的人。[515]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显赫祖先的人来说，这一观点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完全取消了祖先在早期宗教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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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否登上王侯之位，完全要靠他的德行和才能。这种观点明显是对道德行为的极大鼓励。当然，这种从宗教礼仪到道德思想的转变在许多宗教中都发生了。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一转变是很显著的。最容易使人想起的例子是希伯来先知之所为。[516]不过，使得孔子不同寻常的地方（如果不是唯一之处的话），就是他使道德脱离任何东西而独立的程度超出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寻常理解。马克斯·韦伯说过：“儒学是如此范围广泛的理性主义，它在缺少所有形而上学和几乎所有宗教寄托的残余时，却能站立在人们有可能称之为‘宗教’伦理学的最边缘。与此同时，在缺乏和反对所有的非功利主义标准的意义上，与任何其他伦理体系相比，儒学更具理性主义、头脑更清醒；在这方面，可能只有杰·边泌（J. Bentham，1782—1832）是个例外。”[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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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韦伯所讲的是儒学而不是孔子。不过，韦伯所说的缺少“几乎所有宗教寄托的残余”的论断亦适用于孔子本人。我们已经看到，在有关“天”的观念中，孔子确实保持了一种非人格性的道德之神的意识。孔子也有一种理想的宇宙和谐的意识。比如说，“有人请教禘祭的意义。夫子回答说：‘我不知道。知道它的意义的那个人，能够像我给你显示出的那样很容易地处理天下所有的事情。’——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掌”[518]。在这一章和一些别的章节里，很可能看到这样的证据，即孔子无意识地构建起了一种与宗教有一定关联的宇宙秩序。然而，孔子并不怎么强调这一点。但是，它是（用韦伯的词语）一种残余，一种古代全能神灵层面上的暗淡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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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思想联系紧密的是“命”这个概念，英文译成“天命、天意（decree）”，通常译作“命运（fate）”。根据这种译法，“天命”即是“上天之命令”的缩写，尽管孔子很少使用后一种表示法。[519]《墨子》责怪儒家的以下说法，即：所有事情均受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的命运的决定。[520]这种批评对一些后儒来说确实是真实的，但它不是孔子的学说。孔子把“命”这个词用作“生命”或“一生”的同义词。[521]但是，他明确认为这种“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和超越任何个人控制的，因为孔子讲过，一个人“在面对危难时，即使放弃生命”（字面上是“命”），也不能抛弃原则。[522]假使一个人的一生固定不变，以至于个人无所作为，那么，孔子讲的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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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唯一的一章乍看上去似乎能使孔子成为一个宿命论者。那是在子路从政于季氏时，子路的一位朋友和同事告诉孔子说，子路的另一位同事向季孙毁谤子路。这位朋友提出利用他的影响要将毁谤者处死。但孔子告诉他说：“如果大道将要流行，那就是命该如此；如果大道要被抵制，也是命该如此。”孔子反问道，那个毁谤者又怎能奈何得了这个“命”呢？[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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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孔子要以这种方式作答呢？让我们考虑几种可能的回答。孔子可以同意处死对手，但这与他的原则相反，因为他不相信建立政治派系和策划政治阴谋是一种良策。孔子也可以拒绝说：“你提出的方法没有价值。”但这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和疏远一位好心好意的朋友。相反，孔子后退到引证那叫作“命”的普通概念，并且在没有伤害任何人之感情的前提下处理好了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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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己既不依赖命运，也不劝告别人如斯行之。相反，他一再坚持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强调完成个人应尽的道德责任，以及为此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奋斗。[524]不过，《论语》仍有另外的一章无疑促成了儒学内部某些集群之内的宿命论的发展。这一章开头部分是：“子夏说：‘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这通常被认为是子夏引述了孔子本人的话。子夏接下去说：“死和生是因为命，富和贵依靠天。君子是庄重严肃的，并且从不抛弃他的责任。他有礼貌地与他人相处，并与礼保持一致。”[525]引述这一章的人一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字上，但这样一来就会失去这一章的要点。生和死对一个人来讲是相对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们可以尽力延年益寿，但死亡真的到来时，我们毕竟只能服从，并且有时还会说：“这是命定的。”孔子就是这么做的，而我们今天也不会做得更好。为了得到富和贵，一个普通人是能去做点儿什么的，但一位君子却不能去做。作为一种努力追求的目标，荣华富贵是不配受君子注意的。“君子关切的是大道的进步；他并不担心贫穷。”[526]尽管一个人对生死富贵之类的事情终究无能为力，但也不能草草地归结为完全是“依赖上天的”。一个人要做的是（这是子夏所说的后半段文字的重要性）注意他自己的品格和他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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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才是孔子对待宗教之态度的关键。从表面上看，孔子相信宗教的作用，但他对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与超越了人的控制的强权王国打交道是出于无奈的。孔子真正感兴趣的是把一个让人不能忍受的现实生存环境改造成一个良好的世界，他不去做那些与他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他忙于真正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如何尽力利用我们所具有的实际能力，有效地做出具有实际收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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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的中心概念是“道”。我们经常提到这个概念，但却一直没有正面描述过它。在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道”逐渐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在孔子那里却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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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道”一般译为“道路（Way）”，但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出现此字。[527]在较早于孔子时代的金文中，也很少使用这个字，而在使用它的地方也只有两种意义：原意“道路”，以及用于一个专有名称。[528]在前儒家的所有文献中，这个字总共只使用了大约44次，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在《论语》中出现次数的一半。在这种较早的文献中，它多半是“道路”的意思，很少与（从“向导”中产生的）“行为”和“说道”的意义相联系。它有6次是“行动路线”的意思。[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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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道”以上述所有的意义出现，但却几乎总是偏于“行为之道”的意思；其他的意义是稀少的。在《论语》中，“道”用在坏的方面，也用在好的方面。孔子还讲到过不适宜的道。[530]至此，我们并没有得到新东西。但是，其中有一个在前儒家作品中没有的先例，就是用“道”意指高于所有其他道的“那种道”，作为区别，我们也许可称之为“大道”。只是孔子心目中的这种意义才使他说出：“一位大臣要根据大道事奉他的君主。”[531]正是这个具有新意的汉字“道”，才是《论语》中最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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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这个大道是个人、国家和世界的行动道路。如果“全天下（即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有了大道”，或者某个特定的国家“有了大道（有道）”，这就意味着它们被治理得就像它们应该是的那种状况，并且道德原则大为流行。如果某个个人“有了大道”，他就会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去行事，并且是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可是，这个概念并不像这番描述所讲的那样枯燥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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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一次说：“我的道是由一项单独的原则贯穿（“贯”，字面意义是“用线串”）起来的。”[532]这是一项什么原则，我们从未被告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论语》，那么，在大道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足够清楚地看到它。它是一种对协作社会或大同世界（cooperative world）的洞识。它的信条是，敌对和猜疑、战争和灾难，都是极其不必要的。它是一种深沉的信仰，即：人们的真正利益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为补充的，所以，诸如战争、不公正和剥削之类的行为，既伤害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更伤害那些直接受其磨难的人。实际上，这是“贯穿”整个孔子思想的一条线索。以此线索，可以用逻辑演绎推导出孔子的大部分哲学。根据大道的洞识，一个较好的社会终将变成现实，所以，“道”的概念并不是教导人们不犯错误的枯燥无味的规则，而是一个原则实体，它要求人们采取积极的并且有时是冒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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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研究中，洛兰·克里尔（Lorraine Creel[533]）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道”的思想的深远意义，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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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孔子认定的个人和国家的理想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生活之道（方式），包括了所有的德行、真诚、正义、慈爱和喜好。它全神贯注于礼和乐的原则。可是，像人的身体一样，它并不是各部分相加的总和，因为它依靠一种“突创的合成”获得了它自己的品质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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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律提供的行动标准比一个有德行的君主更稳定、更持久，但“道”所提供的行动标准却比法律还要稳定和持久。法律依赖政治实体的种种异想天开并从该实体吸取其权威。但另一方面，“道”却完全不依赖任何政府，它从自身汲取其权威。所以，在像春秋（前722—前481年）和战国（前468—前221年）这样的无序而混乱的时期，它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共通的行为标准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它之上并没有中心权威。齐国的君子和鲁国的君子都可以把“道”看作他们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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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高于法律，而法律要求的仅仅是行为的最低标准……“道”不仅禁止人们杀害或伤害邻人，也要求人们以友善和互相帮助的态度对待他人。这可能与“道”不使用强制手段发挥其作用的特点有关。如果因为不能与标准取齐就乞灵于惩罚的话，法律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标准，以至于人民群众不能与之取齐……“道”不使用强制手段的另一个事实是，它并不是依据自我的利益来激发人们的德行。因为它不是用奖赏或惩罚去鼓励个人为善，就不会使个人转而注重自身并看重自身的利与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个人设定说，他自己的利益是行动的终极目的，那么，只要好处胜过劣处，他就会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道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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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人的追求就是遵从“道”，自我及其利益便不再是注意力的焦点。他的行动准则变得与“道”而不是与自我利益相一致。与此同时，他的行动不再是孤立的，并且只有参与众人的行动中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大家现在通过对“道”的共同聚焦而联系了起来。同样，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是人群中的一员，也就能把自我置于一种历史发展之中；处在人群之中的人们可能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但他们都对“道”的进步感兴趣。[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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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讲到“有”大道的人和国家时，这看起来像是说他把大道构想成了一件东西，可能是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这种观念很适合于去做这样一种构想，而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也确实这样去做了。可是，孔子认为，“道”所要保持的是一种行动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行动的大道。其证据正如他之所说：“如果没有门，谁能走出屋子呢？为什么就没有人来遵从大道呢？”[535]孔子显然认为大道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在那著名的一章里，“夫子说：‘如果一个人在早晨听到了大道，他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在晚上死去了。’”[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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