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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自我满足，在理性的范围之内是善的。但如果它走得太远，就会隔绝一个人与他的同胞的所有联系。那么，一个人如果放松了他的原则，变成大众中的一员，就会成为“好人”了吗？不！孔子说：“不要在那些比你（道德水平）低的人们中间选择朋友。”[568]这就提出了一个常见的难题，即：道德品质上的成就是依靠把每个人都降低到普通水准上来取得，还是靠提高大众的水准去获得。孔子坚定地支持后者的路线。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将自己完全与众人隔离；事实上，在他的人际交往中，与他的某些受人欢迎的弟子相比，孔子更为自如一些。在这方面，孔子的主张与康德的自述很相似。康德写道：“人的义务就是……为自我建构一个坚定的原则的中心，还要以这个自我为中心画个圆圈，而此圆圈亦是一个囊括一切的世界性共鸣圈中的一部分。”[569]孔子认为，人应该“善待每一个人，但只与有德行之人相亲近”。[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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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怀有善意是不够的。要是我们真有德行，就必须为他人做些什么。弟子曾参有一次陈述道，老师的学说除了“诚实和互惠（忠、恕）”[571]之外再无别物。理雅格很自由地（但却是对其真意的敏锐感觉）把这一句译为“要忠实于我们本性中的诸种原则并将它们仁慈地施之于他人”。孔子所说的“恕”是一种应该时刻实践的原则，他自己把它解释为“不想让别人对自己做的事，就不要做给别人”。[572]这一原则有时被批评为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观念。无论这个原则是非如何，孔子的确没有把人的义务构想为仅仅是消极的。他说：“真正的德行之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得寻求成就他人；要想使自己成功，就得努力帮助他人成功。真正地实现德行的方法是，要寻求一个自己内心的愿望，并以此作为对待他人的行动准则。”[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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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马上就会想起康德所阐述的著名的绝对命令：“假如依照你的意志去行动，你的行动准则将会成为普遍的自然律。”[574]虽然这个断言在表达形式上更精到一些，但却与孔子的原则具有相同的原理。从个人的角度看去，作为个人主义者的康德和孔子都把世界看成是由自我和外界这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人的自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他的责任，对自己来说终究都是无限的。所以，他必须以坚持不懈的努力陶冶他的品格。在自己这样做的同时（并获得了什么是善的知识），他必须竭尽全力地帮助所有其他人实现这个善。因此，康德断言，我们的道德义务要争取两个目的：“我们自己的完善、他人的幸福。”[575]这一断言完全可以用来概括《论语》中的道德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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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严格的和理性的学说，但却对人性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乐观主义。如果一个人有义务“恕”以待人，就会得到人们的回报。实际上，这是协作社会的必要条件。孔子的确相信人们具有这种回报的能力。他认为，真君子的典范影响是那样地有力，以至于即使是身处野蛮人之中时，他们也不会受到粗暴无礼的待遇，因为那些不文明的表现都由于他们的出现而消失了。[576]孔子告诉鲁国的季孙不要使用死刑，理由是：如果他的愿望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自然会从善如流。[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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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不必太死板地看待这些微妙的句子。后一个表述的重点是讲求社会秩序，因为它是讲给一个专制统治者的，此人刚刚提议用杀戮的政策去除所有那些“错误”思想。但孔子知道，社会完善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事实上，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孔子同意以下观点：如果让善人去治理一国，也得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除去死刑。[578]同样，我们也不能太看重以下表述：“夫子说：‘一个具有真正的生命价值的人是正直的；如果失去了正直，他只是侥幸偷生罢了。’”[579]其实，孔子也深知，如果他所说的这项原则是不可动摇的，那么，在他的时代，世上便满是侥幸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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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显然认为，人具有某种向善的趋势和受教育之影响的巨大能力。他说：“只有最聪明的和最愚蠢的人才不能被改变。”[580]他也认为，有些人是那样地恶劣，以至于不值得为他们而浪费时间。[581]尽管孔子说过：“人的本性非常相似，但在实际活动中就逐渐变得非常不同了。”[582]但他似乎并没有解决人是否天生就是善或者是恶的问题。可是，有些人却认定，孔子相信某些人“生来聪明”，一出生就禀赋有知识。事实上这是极其不可能的。[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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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是怎样获得知识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获得知识之后，又怎样对知识做出评价？如何去伪存真呢？还有，什么才是德行呢？据说人们应该实践大道，但人们又是如何识别出什么是大道呢？衡量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呢？这些可能是可以向任何哲学发问的最具探索性的问题。而当我们请教孔子时，我们大大地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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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没有这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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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没有说一个人只需要遵从古人，诸如神秘的尧、舜二帝就够了。孟子这样说过，[584]并且被认为是由孔子首肯了的。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诸如此类的表述。孔子并没有说真理的标准就在某一部书或某一类书中。孔子自己并不把书籍依赖为他的思想的单独源泉，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劝告别人去如斯行事。尽管儒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对某些书籍（经典）表现出绝对的尊崇，但有证据表明，这一倾向也只是后来才出现的，是现实的思想发展中从孔子本人的学说之基础往后倒退的一部分。[585]最后一点，孔子并没有要求人们把他自己的话语当成终极权威。相反，他没有自称一贯正确，而是允许他的弟子们与他的意见相左，并认为这种不同的看法是无可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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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未在《论语》中说过，古人或某些书籍提供了真理的终极基础。不过，仅凭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没有这样想过。确切讲来，这方面的有关证明来自以下事实：甚至在辩论中处境窘迫时，孔子也从来没有向任何古人或任何书籍发出过求助的呼吁。[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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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孔子一再声明他没有这样的真理标准。“夫子完全摆脱了以下四种做法：他不下定论，不过分独断，不顽固，以及从未仅仅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事情。”[587]孔子自称他痛恨冥顽不化。[588]他有颇具柔韧性的名声，他的行动总是依据着对有关情状所作的仔细考虑。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伟大，以至于孟子在一百年后详细讨论了它们，并称孔子是“适时的圣人（圣之时者）”。[589]孔子自己对此一原则的最佳表述是：“人世间真正的君子，既不预先倾向于任何东西，也不预先反对任何东西。他将站在符合道义的任何东西一边。”[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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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遇到了孔子思想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义”。这个概念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正义”或“公正”之类的普通意义。[591]它的意义毋宁是适当和合适。当弟子有若说“如果一个人所做的诺言接近于义，他的话语才可以被履践”时，[592]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在同意做某件事情之前，他应该考虑所有的情形，并且只能做出合适的和恰当的允诺。正是在与此相似的意义之下，孔子才赞成人的这种行为，即：当他“看到一个有所获得的机会时，要想到义”。[593]如果一个人为了得到可能的利益，根本不顾及他会因此而破坏信义、伤害到其他人，或者一意孤行地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不适当的方式行事，他终究会蒙受耻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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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义”的概念所体现的显然是极其重要的道德力量。与“礼”和“道”相似，“义”也是一种行为标准，并且不断地把一个人自身的责任直接放在这个人的面前。大道是总体性的。一个人也可能指望在有关大道的问题上得到别人的某种指导，但是，在每种具体的情形下，怎么做才是适宜的呢？这却是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出决断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即孔子接受了这种适宜性的准则的指导。[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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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仍然追迫着我们：人们怎样决定什么是适宜的呢？依靠沉思默想吗？“夫子说：‘我曾经一整天不吃饭，一整夜不睡觉，以便于沉思。但那没有什么用处。最好还是去学习。’”[595]但是，单纯的学习也不是答案。“夫子说：‘学习而不思索是徒劳的，思索而不学习是危险的。’”[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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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几项陈述描绘出了孔子认定的可以获得真理的方法。“夫子说：‘我不是那种生来就有知识的人。确切来讲，我喜欢过去，并勤奋地求取知识。’”[597]探求过去仍旧是我们主要的知识源泉之一，但这必须是讲究方式方法地去做。“夫子说：‘我能讲一些关于夏朝之礼的事情，但杞国（一个据说是被夏朝国王的后裔统治着的小国）没有关于它的适当证据。我能讲一些关于商朝之礼的事情，但宋国（商朝后裔的封国）同样缺乏这种证据。……如果证据充足的话，我就能用可靠的证据对它们进行描述。’”[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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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并不是每样东西都是同等可信的证据。对于一个想知道在实际政治中如何行事的学生来讲，孔子说：“多多地去听，但要把有疑问的搁在一边，并要小心谨慎地讲说其余的，依此而行则很少招致责难。多多地去看，但要把弄不清楚的搁在一边，并且仔细地履行其余的，这样就不会有后悔的时候。”[599]我们一定要总是睁大眼睛，从经验中学习能学到的一切。然而，我们不能期望理解每样东西。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能理解的，而对余下的则保持着有保留的判断。因此，孔子称赞那样的古书誊写者，当原文字迹不清时不是去猜测，而是“在文本中留下空档”。[600]孔子用如下言语描述他自己的求知之道：“去听大量的东西，选择其中的好的，并遵从它；去看大量的东西，并记住它们。这些是获得知识（或智慧）的几个阶段。”[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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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孔子听上去很像是那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完全依赖经验获得知识。可是，孔子也曾问弟子子贡说：“你认为我的求知之道仅仅是学习许多东西并记住它们吗？”“是的，”子贡回答，“难道不是吗？”孔子的答复是：“不是。我有一条原理，它像是一条绳子，我用它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起来。”[602]在此，孔子听起来又像是个理性主义者，根据自己内心的原则，设法整理现实世界的种种事物和现象。事实上，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孔子部分地是经验主义者，部分地是理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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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仍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的标准？而我们从孔子那里根本得不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去当面征求孔子的意见，他无疑会回答说，每个人一定得自己去寻找这样的答案。在一个真正的协作社会中，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一架机器可以被操作，但却不能进行协作。在一个有着固定的真理和权威标准的社会里，个人的作用不会比一架机器更有创发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不论是拒绝整齐划一，还是接受整齐划一，他都不可能做出真正的贡献。如果人们对社会的成就负有责任，他们一定得要有机会去帮助社会选择其目的，也就是发现（不仅仅是揭示）真理。因此，康德清楚地看到，任何人要想达到完全的个性发展，“他就得有权利根据他自己的义务观决定自己的目的”。[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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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又返回到了个人。那么，我们能做出决定说，任何人都具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判断正义与真理的能力吗？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我们在此正在面对的是一种思想类型，一种与科学相类似的思想类型。像孔子一样，科学家之所以看重经验，是因为他们在经验中获得的资料和进行的试验都与某种普遍性的假说或假说系列有关联。科学家也相信，一个正常人基本上具有与别人一样好的潜在的真理判断力。在科学家看来，高贵的出身和拥有一千万美元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尊严。会增加其尊严的唯一的东西是受教育、拥有经验和被证明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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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出了相似的判断。他相信所有的人潜在地来讲都是平等的。他既不畏惧权贵，又不藐视贫贱。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要想让人尊重，他们就得靠学习知识和修养道德来实现他们的潜能。这就是说，一个有知识的人的见解要比大批没有思想的民众的看法更重要。[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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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误解，必须清楚声明，我们在此并无以下意图，即认为孔子“预测到了现代科学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孔子的思想相当缺乏科学观念，[605]这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孔子的某些思想特征，比如说，对教条和定论的反对，对保留性判断的必要性所具有的清醒认识，以及对理性民主的拥护，等等，都说明他率直地接受了科学思想的最低哲学条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来，人们可能会问，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在很早以前就发展出科学方法呢？这可能或不可能是实情，但正如我们所述，孔子思想的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很快就从儒学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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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孔子思想一样，科学并没有不变的真理标准。科学是在寻求真理，并不是从一个预定的公式中推断真理。然而，这并不是说科学对我们寻求真理一无帮助。它并未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而是给了我们大量的如何寻求真理的忠告。孔子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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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有多少哲学家，或者是没有多少比例的前科学时代的哲学家，能像孔子那样地如此强调灵活性。在西方，我们倾向于认为真理是一成不变的，并认为一位神灵或一位真正的智者一定拥有绝对真理。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通过希伯莱人，他们成为西方世界的理性祖先中的一员）认为不变性是敬神的标志，“如同神的言辞一样，国王的话是正确的，是不能改变的”。[606]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改变他的想法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会有损于他的尊严。如果有人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他还没有拥有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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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孔子却有不同的主张：“犯了错误，还不去改正它，这才是真正的过错。”“如果你犯了错误，不要害怕承认这个事实，而是要改过自新。”他反复地强调这个主题。弟子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可以比作日蚀和月蚀。当他犯错之时，人人都能看得见；当他改正之时，人人都仰望他。”[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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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一个允许有保留性判断的国家里，这种随时改变的准备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必要方面。可是，同样是在这种国度里，做一个贵族可能就不很舒坦了。比如说，某个人每天都在一所住宅前的人行道上行走，并希望这条路不要有什么变故。然而，有一天早晨，如果这条人行道上明显出现了一个裂开的洞，这个人将会（让我们希望！）对新的情形做出回应并远离险境。可是，事实上，在某种情势下，人行道的下面可能会被掏成空洞，尽管这条路看上去仍很结实，但实际上却成了个陷阱，只是等着某个人上去把它踩塌。虑及这种可能性时，这个人需要改走大街——而大街上的危险可能会更大吗？当然，如果他对此过分惧怕，他甚至会因噎废食的。没有人（除了一些精神错乱者）会做出任何诸如此类之事。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评估在任何特定情势下的成功或失败、安全或危险的可能性，并以此判断而行事。我们随时这样去做，这是我们的生活之道。这些判断是个人的，所根据的都是我们先前的训练和经验，而且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人们可以搬出他所知道的全部理论，但归根到底，在某个时候他不得不在两种或更多的可能路线中做出选择，并希望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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