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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了不起的长处就是他能够激发这样的热情。孔子允许他的追随者们保持他们的良知，并且坚持认为他们在良知面前一定不要让步，同时，孔子也要求他们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要为人类服务。不论是财富，还是世俗的荣誉，甚至生命本身，如果它们不能与大道保持一致，就不应该被享有。以下这个信条具有一种宗教的热诚：“如果一个人在早晨听到了大道，他可以毫无遗憾地在晚上死去。”[740]对于大道，仅仅有理智上的默认是不够的。孔子说：“仅仅知道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而喜爱它的人又不如能够从中得到快乐的人。”[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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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孔子的思想并不是宗教，这是它的长处。一旦人类的知识获得长足发展，那么，这些信仰——致力于特殊的形而上学理论，严格的信条，或者关于人性和宇宙的反思——的基础就一定会受到冲击。但是，孔子的思想中并没有多少绝对主义的东西，同时，孔子思想也力求接近普通人的需求和人类的同情心。这一事实使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在经历了文化体系的一系列整体革命之后依然能够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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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教会的存在和威望使得社会免遭极权主义之害，阻止了极权国家的产生，并保护了自由。……而教会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在社会中维持一个与国家相抗衡的组织”。[742]德莱尔·伯恩甚至认为，在今天，“可能在某个地方有某种带有‘宗教命令’性质的东西，这种东西与某些人相结合，这些人对以下事情更有热情，即：倡导普遍之善，或者是为了普遍之善而工作。……这是一种非强迫性地传播思想和新习俗的群体”。[743]儒学在中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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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儒家却从未被组织起来过。它没有首领，没有行动纲领，也没有组织机构；它从未被摧毁，也未被完全控制。历史上是有过对孔子的祭祀，但那是国家行为，不是儒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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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表上看去，儒学的最初形成和发展是孔子弟子们对孔子的个人魅力所做出的自发的反应。孔子希望弟子们忠实于大道，但他们对他个人的敬服从来都不是纪律约束所致，用孟子的话来说，弟子们是因为“内心的一种喜悦而真诚地服从（中心悦而诚服）”孔子的。[744]即使是在政府管理方面，孔子也相信自愿的合作胜过规则的规定。所以，孔子虽然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组织，但却有意识地发起了一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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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是要制造一种力量，用以抗衡世袭的并且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们掌握了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像中世纪欧洲的“武侠”骑士一样，许多这样的贵族视战争为儿戏，看重匹夫之勇，把杀人当作他们的人生目的。[745]孔子并不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一个这样去做的人，即：谴责贵族所看重的毁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成就。《国语》记载了一位官员愤怒的讲话，他告诉他的主人说，他对国家一生忠心耿耿，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可是，他从未因此而受到赏识；但他现在却被赏识了，原因就是他在战斗中杀了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仅在一刹那间我就变成了你所说的‘我一定得奖赏你’的那种疯子了。”[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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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是个绥靖主义者，他并没有完全取消贵族的习惯或传统。他自己还射箭，并称赞身体锻炼的好处。晚到汉代，儒家学者们还都是射手。但是，孔子确实在努力寻求改变贵族政体。他的最终目标是，使这种政体的存在以美德而不是以继承权为基础，还要使其中的成员献身于工作而不是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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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孔子还是明确认为这是一种罪恶。孔子并不关注军旅之事，除非它能用于正义之事。同时，孔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身体之勇远在道德勇气之下。总的来说，孔子不考虑勇力的功绩和武力的使用，他把赞誉留给了那些能够真正地造福于人类的人们。[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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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这种情感必然招致那些恃强凌弱的贵族们的侮弄。在儒学发展的最早时期，很可能正是这些贵族不无嘲弄地把那些依靠学识而不是勇力的人们称之为“儒”，即“懦弱之人”。[748]孔子只在《论语》的一章中使用过“儒”这个字，但它似乎只是慢慢地才被后来所称谓的“儒”者集群本身所接受，尽管这个集群之外的人早就在用这个字来称呼这个集群了。[749]可是，直到公元前3世纪，儒生才引以为荣地使用它，而它的原意却可能已被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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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群“懦弱者”才是孔子的希望所在。在自己的时代，孔子为他们做了很多，点燃了他们心中热情的火焰；这团火焰沿着一条不断的路线，直至传递到了我们手中。孔子不能使弟子们得到世袭的权力位置，但他却巧妙地使他们适合于“君子”之名，从此以后，“君子”之名更通常地是指饱学而文雅之人而不是指贵族出身之人。孔子称他们为“士”并要求他们（以令人惊异的成功的标准）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并献身于普遍之善。为了长远的和平目的，人们通常要保留战争的争斗，但孔子给予他们的武器是笔，盾牌是书。孔子也给了他们一种使命：勇往直前并取代权力中心的强权色彩，以人类的名义和利益掌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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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孔子去世之时，成功的希望对他来讲是渺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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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1]《左传·昭公七年》。《左传》这段记载在开头处有确切的编年，但《史记·孔子世家》却给弄错了。讲到孔子家系的这次对话发生在孔子30岁时，此时的孔子尚未成名，然而，这个对话却预言了孔子未来的远大前程。崔述认为这个世系有一些疑点（崔述，卷一）。此世系把孔子说成是宋公的后人，而宋公的上世是被废黜的商朝天子的继承人——微子。这可能是有根据的，但根据的不是事实，而是这样一种观念：孔子应该做天子。早在《墨子》中，一位儒生就断言，在孔子的有生之年，如果有一位圣人在位的话，孔子就会登上王位（《墨子·公孟》）；而孟子则应人请求，解释了孔子为什么没有登上王位（《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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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根据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孔子确实是商王帝乙的法定继承人微子的后人。虽然某些儒生据此事实而故意神化孔子，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一事实是不存在的。参阅拙著《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5页；《先师孔子》（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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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春秋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上的日期是公元前552年，《史记》则是公元前551年。学者们为此曾长期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公元前551年更常用，所以本书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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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乐（Henri Maspero）认为，孔子的生卒日期可能比现在普遍接受的公元前551—前479年要晚25年（马伯乐，455n.1）。但这是不可能的。孔子的生年可能有些疑问，但既然孔子弟子接续了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就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卒年。事实上，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的记载至少是接近了实际。比照《论语·宪问十四》及《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一生最后的事件可以确定在公元前481年。在与他一生有关的任何确实的材料中，再没有什么事件和人物可以把他的寿数延长到公元前479年以后。《孟子·滕文公上》说，孔子去世后，部分弟子在墓地守丧3年。而颇得季氏赏识的弟子冉求，在公元前481年后就未被提到参与公务，直到公元前472年（详见《左传》）。子贡（孟子说他守丧6年）直到公元前480年都是鲁国的主要外交官。此后，他就未被提及参与公务，尽管他在外交方面显然还有很高的声望，并且人们也很希望他去完成外交使命（详见《左传》）。这些事实都支持公元前479年的说法。如果说《左传》已被窜改，删去了弟子服丧期间参与公务的事例，那么，相反的证据也有，那就是弟子子羔（高柴）参加了公元前479年的一次外交会议（《左传·哀公十七年》）。下文还要提到，子羔并不是一位很被孔子看重的弟子（《论语·先进十一》“柴也愚”章和“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也不是一位很彻底的儒者（《左传·哀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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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生于公元前551年，他便活了72岁（译按：应该是73岁）。根据种种理由，孔子很可能活到了这么大年纪。早在公元前498年，他的弟子子路就担任季氏宰的要职（《左传·定公十二年》）。《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自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认为孔子至少已活到了70岁（这可能不是确数），而总的来讲《论语》是把孔子刻画成了一位可尊敬的老人。所以，他可能就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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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子家语》（卷九）和《世家》都认定孔子之父名叫叔梁纥，这显然是认为这位叔梁纥与《左传·襄公十年》、《左传·襄公十七年》中的叔纥是同一人。可是，在这两个场合，《左传》（通常是以微不足道的借口提起孔子的名字）显然并没有明示叔纥就是孔子的父亲。那么，为什么在后来才认定了呢？原因可能简单得近乎荒唐。《论语·八佾第三》只把孔子之父记为“鄹（地之）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而《左传》提到的唯一的“鄹人”就是叔纥。对那些在早期文献中仔细搜寻有关孔子的片断材料的人来说，这无疑已是足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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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论语·公冶长》首章，《论语·先进十一》“南容三复白圭”章、“颜渊死”章和《论语·季氏十六》“陈亢问于伯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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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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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仅是我们不知道叔纥是孔子的父亲（见注），就是认为叔纥是鄹地大夫——大抵说他是邑宰的《孔子家语》（卷九）显然也没有适当的根据。唐朝的注释家孔颖达解释说，既然《左传》称“叔纥鄹人”，这就是说他是鄹地大夫（《左传注疏》卷三十一），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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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颖达之说依据的是《左传》记事体例。另外，《左传》是记年体史书，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是接续不断的，而都是散记在诸多年份和事件之中，有关孔子的记载也无例外。所以，以《左传》中关于孔子生平的记载缺乏连续性而质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不值得肯定的。而在这个问题上，顾氏显然失之于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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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语·子罕第九》“大宰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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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语·颜渊十二》“颜渊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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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语》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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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论语·子张十九》。《左传·昭公十七年》讲的一个故事说，孔子26岁时曾求教于郯子，但这并不值得重视。《论语》和《孟子》均未谈到郯子，而我们很希望在这两部书中出现孔子的老师。《左传》的这项记载把郯子与玄鸟、龙，各种“云官”、“火官”和“鸟官”，还有“五雉”和“九扈”等联系起来，这都具有后世神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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