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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左传·哀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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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论语·先进十一》“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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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似乎不足根据此章就说明子羔中止了在孔门的受教。顾氏又根据《左传》的记载（即弟子们为孔子守丧期间，子羔仍活跃在鲁国政治舞台），断言子羔背离师门，这似乎也同样是根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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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左传·哀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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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译按：《论语·先进十一》：“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并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左传·哀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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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左传·哀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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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论语·雍也第六》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能否担当政府职位。这应早于子路担任季氏宰的时间，也就是不晚于公元前498年（《左传·定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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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论语·乡党第十》：“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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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并不是当作普通礼物，而是孔子生病了。晚年孔子多病，但他又精通药理，所以才会没有服用季康子的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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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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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论语·乡党第十》：“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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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论语·雍也第六》：“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欤）？’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欤）？’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欤）？’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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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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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译按：《左传·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子相。”这是公元前500年的记载，早于子路担任季氏宰的记载，顾氏却未予采信。同一典籍，同样明确的记载，却可以自由裁量信与不信，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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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左传·定公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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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左传·定公九年》、《左传·哀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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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论语·阳货十七》：“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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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译按：根据《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参与夹谷之会，公山弗扰在公元前498年叛乱失败，逃往齐国，孔子还指挥了这场平叛。所以，《论语》所记公山弗扰召孔子，至少当在公元前500年之前，而观本书叙述顺序，似乎是在子路担任季氏宰之后。这还是因为顾氏不相信孔子这一时期会在鲁国从政，也才有了孔子“年迈无力”之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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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论语·阳货十七》：“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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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是偶发的冲动，并用大量精力试图证明这件事并未发生过。其中的一位是崔述，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时孔子为鲁国之司寇，根本不可能被叛者“召”（崔述，卷二）。这件事是真的，但是既然孔子担任过司寇一职非常值得怀疑，那么这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就变成了进一步的证据，去否定孔子曾任司寇（无论何时何地）的说法。冯友兰相信《论语·阳货十七》描述的这个事件确实发生过［冯（7），第37—38页］。钱穆认为它可能发生在公元前502年或公元前501年，这与当前的考证完全一致（钱穆，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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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如钱氏之考可被接受，则公山之召正发生在孔子仕鲁并任司寇之前。此时，孔子有从政的急迫，也与他后来担任司寇的事实不相矛盾。顾氏坚持认为孔子没有担任过鲁国的司寇，这一稍嫌独断的态度妨碍了他对孔子生平很多事情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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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左传·定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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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左传·定公十年》记载了“夹谷之会”时孔子对蛮夷之人（“莱人”）讲的一句话，“对于神灵是不吉利的（于神为不祥）”，这听上去并不像《论语》中的话语。如果说仅凭几句话就迫使强大而好战的齐国交还了它并不想交出的土地，那将是非常荒谬的。为康熙皇帝编写皇家版的《春秋》注释的学者们删去了这一节，并引述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它是失实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五卷）。令人惊讶的是，《左传》并不多载孔子一生中的某段具体情节，而像这样的传奇或这样详细的描写亦无它例。显然，这件轶事是编撰好了之后插到原典之中的，正如本书刚刚引述的那样，以便给孔子记一大功，即《春秋》所提到的收回土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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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龟阴田。”《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了孔子率众击退公山弗扰之叛军的事件，这与“夹谷之会”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并且也有细节描述。定公十三年正是公元前498年，而顾氏认定《左传》在这一年所记载的“仲由（子路）为季氏宰”是可信的。既然对子路的记载为可信，就没有理由怀疑在同一地方对孔子的记载。至于对“夹谷之会”的详细描述，类似的手法在《左传》中随处可见。不能说对其他事件的详细描述为可信，而对有关孔子的事件的如此叙述就不可信。在《左传》的记述中，以一句话使强敌退兵的故事随处可见。别人能做到的，孔子也有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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