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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译按：这种结论稍嫌片面。事实上，孔子的收徒设教开始于30岁左右（详见拙作《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16—18页）。只是到了晚年，当客观上从政无望时，孔子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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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译按：在孔子之前和同时，郑国的邓析、晋国的叔向和鲁国的少正卯等人，都以收授弟子而闻名，但他们或是为了个人生计，或是为了表现个人才能，或是为了与某个当政者做政治抗衡，而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把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和行业，更没有像孔子一样为教育本身规定社会责任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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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孔子33岁时，临终的孟氏首领孟僖子吩咐他的嗣子和另一个儿子求学于孔子，而他们后来也照此吩咐去做了。他们有时被认为是孔子的首批弟子。但这个故事有几方面的疑点。孟僖子吩咐之前，先讲述了孔子的高尚品质并概括了孔子的家世，说他是未继嗣的商朝天子（微子）的后代。而且，如果这兄弟二人（其中一人是后来有权势的孟氏家族的首领）早年做过孔子弟子，就应大力支持孔子，我们也盼望《论语》对此有记录。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是孔子弟子。（《论语·为政第二》、《论语·宪问十四》，南宫括和南容的身份最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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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左传·昭公七年》所言二人是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不过，顾氏的怀疑并不有力。据《左传》，此二人只是向孔子学礼，并没有像颜回等弟子那样长期求学于孔子，更谈不上是同道。孔子弟子如冉求等尚且不能在实际政治上全力支持孔子，遑论政治实权人物会有如此举动。另外，对于早期典籍，顾氏的态度也有问题。比如，对于《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记载，不能随心所欲地此时相信这一处，彼时又怀疑另一处。对于《论语》，其中记载的事实固然大多可信，但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凡是《论语》中没有记载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可信；《论语》并不是孔子的“起居注”，而是在不断的散佚和增补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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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据《左传·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作为季氏家宰的子路，在当时的鲁国内政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此时，孔子53岁。传统说法（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认为，子路比孔子小9岁，此时44岁，这与周遭情形是一致的。另一位弟子曾皙，即弟子曾参的父亲（《孟子·离娄上》）也一定属于这个较早的集群。在《孟子·尽心下》中与曾皙一起被提到的另两位弟子（琴张和牧皮）在《论语》中未出现，而曾皙自己也只出现过一次（《论语·先进十一》）。很可能是《论语》无意中遗漏了一些孔子的早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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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这可能是因为《论语》乃孔子后期弟子以及后期弟子集辑而成，所以，前期弟子中之名微者、早逝者或离门者均少有记载。如上所言，《论语》的史料和思想价值虽然无可比拟，但它既不是孔子的“起居注”，也不是“孔门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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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钱穆，第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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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左传·哀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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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详见《左传·哀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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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论语·颜渊十二》：“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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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论语·雍也第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子哭之恸。……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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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论语·雍也第六》：“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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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墨子》（2），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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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墨子·公孟》：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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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论语·里仁第四》：“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宪问十四》：“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泰伯第八》：“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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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论语·为政第二》：“子张学干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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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干禄”只是从政的同义语，重点在于单纯地求取俸禄。大抵顾氏从译成英文的《论语》中看到“求取俸禄”之类译文，所以才把“干禄”的意义理解得较为狭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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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论语·泰伯第八》：“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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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此处“三年”，原非实指，乃泛言数年、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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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有证据说明，一个特定家族的家“宰”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见《左传·成公十七年》“施氏卜宰”、《左传·昭公八年》“立子良氏之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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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子路、冉求和公西华同时在孔子门下，他们未被任用时自认为他们的才能没有被赏识（详见《论语·先进十一》“侍坐”章）。孔子把子路和冉求推荐给季氏（《论语·雍也第六》“季康子问”章），此二人（非常可能是相继）得到了季氏家宰的职位。公西华曾出使齐国（《论语·雍也第六》“子华使于齐”章）。冉雍出生在一个有瑕疵的家庭，这妨碍了他的仕途（《论语·雍也第六》“子谓仲弓”章）。不过，孔子高度评价了他的才能（《论语·雍也第六》“雍也可使南面”章），而据说他也当上了季氏家宰（《论语·子路十三》“仲弓为季氏宰”）。没有孔子的帮助，他很难得到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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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吉本，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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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左传·定公九年》。根据《论语·阳货十七》首章，马伯乐认为孔子接受了“阳虎给的一个职位，并在（阳虎的夺权）阴谋失败后被认为做了有损名誉之事”（马伯乐，第456—457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论语》此章以及《孟子·滕文公下》讲的都是阳货而不是阳虎；他们可能是同一人，但并不确实。其次，《孟子》没有提到孔子任职的问题，而《论语》此章也仅仅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吾将仕矣。”这根本没有说他已经做了，而是说在阳虎手下什么都还没做。最后，《左传》所述阳虎之所为明显不是孔子个人所喜欢的那类事情。阳虎是个以暴力恃强凌弱的阴谋家，《论语》和《孟子》都明示了孔子不想与阳货产生任何瓜葛。所以，孔子根本不可能是阳虎的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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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一般认为，阳货和阳虎是同一个人，阳虎与孔子有过交往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没有政治上的往来是不可想象的。阳虎是篡权者，孔子是文化名人，阳虎想利用孔子也在情理之中。孔子虽然反对政治阴谋，反对僭越和篡权，但在政治上有时不免有幻想，甚至有幼稚的表现。在阳虎专权的情况下，孔子一时产生利用阳虎的想法也不奇怪。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幻想和幼稚表现，孔子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把握住自己。所以，否定阳货和阳虎为一人，或否定孔子根本不会与阳虎相往来，并不见得是理解和描述孔子的恰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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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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