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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左传·定公九年》、《左传·哀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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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论语·阳货十七》：“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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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译按：根据《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参与夹谷之会，公山弗扰在公元前498年叛乱失败，逃往齐国，孔子还指挥了这场平叛。所以，《论语》所记公山弗扰召孔子，至少当在公元前500年之前，而观本书叙述顺序，似乎是在子路担任季氏宰之后。这还是因为顾氏不相信孔子这一时期会在鲁国从政，也才有了孔子“年迈无力”之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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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论语·阳货十七》：“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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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是偶发的冲动，并用大量精力试图证明这件事并未发生过。其中的一位是崔述，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时孔子为鲁国之司寇，根本不可能被叛者“召”（崔述，卷二）。这件事是真的，但是既然孔子担任过司寇一职非常值得怀疑，那么这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就变成了进一步的证据，去否定孔子曾任司寇（无论何时何地）的说法。冯友兰相信《论语·阳货十七》描述的这个事件确实发生过［冯（7），第37—38页］。钱穆认为它可能发生在公元前502年或公元前501年，这与当前的考证完全一致（钱穆，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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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如钱氏之考可被接受，则公山之召正发生在孔子仕鲁并任司寇之前。此时，孔子有从政的急迫，也与他后来担任司寇的事实不相矛盾。顾氏坚持认为孔子没有担任过鲁国的司寇，这一稍嫌独断的态度妨碍了他对孔子生平很多事情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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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左传·定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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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左传·定公十年》记载了“夹谷之会”时孔子对蛮夷之人（“莱人”）讲的一句话，“对于神灵是不吉利的（于神为不祥）”，这听上去并不像《论语》中的话语。如果说仅凭几句话就迫使强大而好战的齐国交还了它并不想交出的土地，那将是非常荒谬的。为康熙皇帝编写皇家版的《春秋》注释的学者们删去了这一节，并引述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它是失实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五卷）。令人惊讶的是，《左传》并不多载孔子一生中的某段具体情节，而像这样的传奇或这样详细的描写亦无它例。显然，这件轶事是编撰好了之后插到原典之中的，正如本书刚刚引述的那样，以便给孔子记一大功，即《春秋》所提到的收回土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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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龟阴田。”《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了孔子率众击退公山弗扰之叛军的事件，这与“夹谷之会”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并且也有细节描述。定公十三年正是公元前498年，而顾氏认定《左传》在这一年所记载的“仲由（子路）为季氏宰”是可信的。既然对子路的记载为可信，就没有理由怀疑在同一地方对孔子的记载。至于对“夹谷之会”的详细描述，类似的手法在《左传》中随处可见。不能说对其他事件的详细描述为可信，而对有关孔子的事件的如此叙述就不可信。在《左传》的记述中，以一句话使强敌退兵的故事随处可见。别人能做到的，孔子也有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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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墨子》（2），第209页。梅贻宝在《墨子·非儒》章写道：“此章结构和文体明显有别于（《墨子》的）其他章节。而历史日期和事实的混淆显示出它是较后时期写成的。”（同上，第200页）胡适也表示过对这一章的怀疑态度（胡适，第151页）。特别可疑的是提及孔子时称“孔某”（意即“某位孔先生acertain Mr. K’ ung”），这是虔诚的儒生为避免使用孔子个人的名字而用的一种称谓。然而，早在《孟子》时尚未如此使用，尽管孟子是位良好的儒者。在攻击孔子时如此使用是很奇怪，这便明示出此章是后来加入原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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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即使《墨子》中的《非儒》篇是晚出之作，也不能证明其中的内容是失实的。事实上，《非儒》篇的写作目的是贬损孔子及儒家。依常情而论，要贬损孔子，更应该把孔子的社会地位说的低一些，而不应该把孔子抬高到司寇的高位。另外，顾氏对“孔某”的解释似乎不妥。“孔某”大抵为贬称，而不是讳称。孟子以后虔诚的儒生多矣，却未有一人公然称孔子为“孔某”，因为“孔子”才是尊称。倘用现代汉语讲，“孔某”即是“姓孔的那个人”或“姓孔的那家伙”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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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左传·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鲁司寇也，沟而合诸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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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因鲁昭公生前与季氏有过公开冲突，故鲁昭公遗体自国外运回后，季氏故意把它葬在鲁公墓地的墓道之南，而鲁国其余先公均葬在墓道之北。季氏的意图是明显的，即认为鲁昭公不称其职。孔子不同意季氏的做法，所以在担任司寇之后，就用一道沟把墓道南北之墓都围了起来。《左传》之所以在此提及孔子，是由鲁昭公之下葬引起的。书中一定要强调孔子为司寇，是因为以沟围墓地不可能是普通人办得到的。而既然此处已说明了孔子做鲁国司寇，到孔子担任司寇时，也就可以不用特别说明了。这是《左传》的体例，不应该因此而怀疑其记载的确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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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孟子·告子下》：“（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脱）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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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季氏之所以对孔子“无礼”，主要是不满意孔子之政。从历史记载的角度看，对于《孟子》中记载的有关孔子生平事迹的内容，没有理由采纳这一条记载而否定另一条，否则会使一切陷入混乱之中。关于孔子做鲁国司寇的记载，主要典籍的说法是一致的，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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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译注：《孔子家语·刑政》：“造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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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这些个故事出现在《孔子家语》卷一和卷七，以及《荀子·宥坐》等。后者的材料明显出现在《荀子》中较为晚出的部分里，梁启超认为是汉代人编入的（见梁，第115页）。对于刑罚的看法，真正的儒家论述可见《论语·为政第二》“道（导）之以政”章，《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章、“季康子问政章”以及《论语·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章。对孔子处死少正卯之说法的反驳，见崔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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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左传》中并未记载类似诛杀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尽管这种事情也未必不可能发生。不能说因为后来的书籍增添了一些孔子任司寇后的所谓“政绩”，就全盘否定有关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所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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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见马伯乐，第457页注［2］。《左传》只在襄公二十一年（前552）提到一次鲁国司寇的名字——臧武仲。尽管这个家族的首领后来不得不两次外逃，但他们的继承人依然被任用，而其家族也还是显赫的（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传·哀公八年》、《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在缺乏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说这个家族的首领是继续担任司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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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左传》中记载孔子做鲁国司寇就是顾氏所说的“相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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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论语·子罕第九》：“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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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译按：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中，后人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孔子生平中的有些事件，也许在今天看来事关重大，但在编辑《论语》的时代却是常识，不必大书特书。尽管如此，《论语·乡党第十》中所记述的孔子的言行，还是证明了孔子有过很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拥有过政治权力并不意味着就有机会取得突出的政治成就。所以，顾氏否定孔子做鲁国司寇的论据总的来说并不充分，论证也欠周详，一定程度上正如认定孔子担任过此官职的看法一样。顾氏对有关孔子的许多事件的怀疑，深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界疑古之风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态度并不十分可取，尽管他对孔子思想的许多论述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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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公元前498年之前，季康子问过孔子，这三位弟子是否适合从政（《论语·雍也》“季康子问”章），结果，子路在公元前498年做了季氏宰，而子贡则在公元前495年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并随后在季氏手下担任重要官职（《左传·定公十五年》）。《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冉求在公元前484年任季氏宰。《论语·先进十一》“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章以及《论语·季氏十六》“季氏将伐颛臾”章是说子路和冉求同仕季氏，这可能在子路随孔子出游之前，不晚于公元前493年。可是，必须指出，“季氏将伐颛臾”章的真实性是不能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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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顾氏此证多牵强之处。定公十五年，子贡只是回鲁国“观礼”，原非从政。况且其时孔子正在流亡，子贡只是被孔子派回观礼，随后又回到孔子身边，向孔子讲了观礼后的感想。冉求从政是在孔子流亡末期，也就是孔子年近70岁的时候，而子路在鲁国从政是孔子50多岁时。孔子流亡期间，子路一直伴随左右，到流亡末期才去卫国从政。所以，三位弟子同时从政，只能在孔子于公元前484年归鲁之后，且不在同一国。在孔子弟子从政时间的问题上，顾氏没有严格地区分孔子周游列国前后时期的不同，造成他不得不多方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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