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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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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子此语，讲在定公初年，此时，孔子40多岁，之后才有仕鲁为司寇之事。如上注所言，三位弟子咸仕时，孔子已是垂暮之人，别人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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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论语·子罕第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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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虽然子贡有时并不完全遵从孔子的意见，但此语似乎并不是责备孔子，而是理解孔子、关心孔子，因为他也提到了“善贾”，不是随便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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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译注：《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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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译按：如果认真研究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期的政绩，顾氏的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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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公山弗扰邀请孔子的事件大抵发生在公元前502年，这一年，阳虎发动叛乱，而公元前498年公山弗扰便不得不逃离鲁国。这个邀请发出时，孔子的确几乎不可能在官位上。孟子说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而季桓子则死于公元前492年（《孟子·万章下》：“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而且，《左传·哀公三年》说，这一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在陈国，想必是他已经开始周游列国了。另外一个不太可靠的记载说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从仕。就是在这一年，被编入《左传·定公十年》的一件非常可疑的轶事说，孔子协助鲁定公参加了“夹谷之会”。《穀梁传》卷十九则对这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公羊传》卷二十六（在一定程度上略去了这个故事，这就等于是否定了它）还认为孔子“对季氏取得了成功”（“行乎季孙”），这也许是意味着孔子先在公元前500年，然后又在公元前498年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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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阳虎和公山弗扰的图谋进行了好多年。他们二人先后邀请孔子，肯定是在其叛乱的准备阶段。如果在叛乱公开之后再邀请孔子，孔子从政的心情再急迫，也不会与他们应对。所以，不能因为公山弗扰之邀就认为孔子不可能在公元前502年之后从政。另外，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顾氏显然是把孔子50岁之后四五年的从政经历（在鲁定公时代）与孔子晚年作为鲁国的咨政者（在鲁哀公时代）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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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论语·子路十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晚）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译按：此事显然发生在鲁哀公时代孔子晚年最后归鲁以后，与鲁定公时代孔子的为官不在同一时期。顾氏本书的许多事件考证，都未能注意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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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论语·乡党第十》：“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因为这一章出现在《乡党篇》，韦利（Waley）和其他一些人就认为这讲的是“君子”的一般行为方式，而并不是专指孔子个人。但也有可能是，这一章像本篇的其他某些章节一样，一定指的是特殊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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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论语》的最早版本（一传弟子所作）相当于现在前十篇的内容，《乡党篇》居末，显然是讲述孔子的日常行为。正因为《乡党篇》的内容与此前叙述孔子言论的篇章有所不同，才采取了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若因此就认为是讲述君子的普遍行为方式，则明显是违背了弟子们编写《论语》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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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章和《论语·宪问十四》“陈成子弑简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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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从大夫后”大抵是一种委婉的自我认定身份的说法，并不表示官职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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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比较“从嬖大夫”，它被解释为“作为嬖大夫之一”，载《左传·昭公七年》及《左传注疏》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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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嬖大夫即下大夫。《左传·昭公十年》：“卿违，从大夫之位。”讲的是因罪由卿降位至大夫叫作“从大夫”。简言之，本身为大夫者，才可以称为“从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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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译按：季康子继其父季桓子执掌鲁国大权时，孔子早已周游在外。孔子被季康子请回鲁国时，已经68岁，体弱多病，且孔子弟子冉求身居季氏之宰，地位相当牢固。显然，此一时期的季康子客观上是不可实际任用孔子的。况且，也不能以这一时期孔子的不仕证明他一生无仕。传统上认为孔子的从政并担任鲁国司寇是在鲁定公和季桓子时代，即孔子50岁到55岁的五六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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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译按：其实，在传统的专制社会，某个官员权力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官职，而主要在于他与当权者的关系是疏远还是亲密。如果鲁公和季孙当时都能信任孔子，孔子的权力便不会受到职位大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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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如果我们认为，孔子首次从政是在鲁哀公时（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形并未改变。只有《论语·宪问十四》“陈成子弑简公”章能使我们把时间确定在公元前481年（《左传·哀公十年》），但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讲是太迟了。而从孔子与鲁哀公的两次谈话（《论语·为政第二》、《论语·雍也第六》“哀公问”章）中，我们显然看不出他是鲁哀公的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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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论语·八佾第三》、《论语·子路十三》“定公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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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顾氏此论，未免过拘。处在鲁定公当时的几近傀儡的地位，是不可能问孔子“患盗”、“民服”之类的不切实际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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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孟子·万章下》：“孔子之仕于鲁也……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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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孟子此处只是强调了孔子对季桓子的态度，并不是说直接仕于季氏。当然，孟子这句话也表明，孔子仕鲁之时，正是季桓子掌权的时代。季桓子是权臣，掌握着鲁国的政治资源，鲁公根本不可能独立任命大臣。换句话说，任何像孔子那样的平民，要想在鲁国得到政治职位，没有季氏的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说孔子仕于季桓子也是可以的。但令孔子稍感安慰的是，至少在名义上季桓子还算是鲁公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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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论语》未记载孔子与季桓子的任何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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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这几乎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论语》不可能记载孔子一生的所有事件，哪怕是现在认为的重大事件。在孔子仕鲁的问题上，顾氏是从结论出发找证据，而不是根据证明得出结论。顾氏首先认定孔子不可能在鲁国得到实职，然后看到《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与季桓子的交谈，就否定了孔子在季桓子时代从政的可能。但对于孔子与季桓子同时代的鲁定公的交谈，又认为交谈的内容不是君臣间的交流，从而再次否定孔子从政的可能。到了季康子和鲁哀公的时代，又认为季康子与孔子政见不同，不可能任用孔子。对于孔子与鲁哀公的交谈，又认为时间太晚，不足以说明孔子有时间从政。这些论断，都有推断性太强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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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公羊传·定公十二年》说是孔子作此劝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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