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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此事的背景和日期有很大的争议，我遵从刘恭冕的解释，认为佛肸是晋国范中行氏的下属，而不是邢昺所说的赵简子的部下。见刘宝楠（卷二十）及《论语·阳货十七》。刘氏认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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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论语·阳货十七》：“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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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崔述坚决否定有过此事，他关切的主要是孔子的荣誉。不过，他的观点是乏力的（崔，卷二，以及注）。冯友兰相信此事发生过，见冯（3），第37—38页。《墨子》提到过此事，但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形式，并出现在可疑的《非儒篇》，见《墨子》（2），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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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崔述确实是最了不起的学者之一，因为他的正直，我也最尊敬他。但是，甚至是他也被不相信《论语·阳货十七》“佛肸召”章的过分渴求所出卖了。他宣称，在孔子时代，“夫子”这个词从未被用作当面称呼一个人，而《论语》的这一章正好这么做了（崔，卷二）。可是，事实上这种称呼亦出现在《论语·先进十一》“侍坐”章、《论语·颜渊十二》“棘子成”章、《论语·宪问十四》“君子道者三”章以及《论语·阳货十七》“子之武城”章。崔氏注意到了“侍坐”章和“子之武城”章，说它们可能是伪造的，但他显然忽视了另外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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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这两章记载的事件，与孔子是否曾在鲁国做官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前一个事件发生在孔子在鲁国从政之前，后一个事件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这两个时期都是孔子政治生涯的低潮时期。《论语》记载这样的事件，只能证明孔子从政的迫切心情，而并不是说孔子只能遇到这样的不合法的从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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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左传·定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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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左传·哀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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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左传·哀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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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孟子·万章下》：“孔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但卫国历史上没有“孝公”，这一定是指卫出公，见崔，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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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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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论语·述而第七》：“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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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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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左传·哀公十一年》引述的孔子在此关键点上说的话是：“鸟儿选择树木，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儿呢（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这是暗中设定了这位周游列国的哲学家是一只移栖的鸟儿，这也是一种自傲的表现。这个声明不像是孔子所说，而是反映了后来的情状。比如，孟子就完全是这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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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顾氏的这种判断未免过分拘谨。在外流浪了十几年的老人，发出这样的慨叹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孔子也有平常人的情愫，才更值得人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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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左传·哀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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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左传·哀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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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左传·哀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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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左传·哀公十一年》：“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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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左传·哀公十一年》和《国语》（卷五）都说孔子拒绝正面答复，而只是私下让冉求知道他的看法。但从《论语》中孔子的率直表现来看，这是难以置信的。《论语》中孔子对季康子的言语是尖锐而坦率的。孔子也指责冉求，认为此事有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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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不必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而否认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此时的孔子已是近古稀之年，意识到实际的从政已然无望，影响实际政治运作的力量也非常有限。在这种背景下，选择不与当政者正面交锋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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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论语·先进十一》：“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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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论语·先进十一》：“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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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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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孔子所谓“鸣鼓而攻之”，只是发泄愤怒的情绪而已，并不是对冉求的实际驱逐。这种宣泄在《论语》中多见，更不用说增税事件本身也不可能是冉求所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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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论语·子罕第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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