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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孟子·离娄下》：“从先生者七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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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详见《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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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曾子的行为确实与怯懦无关。曾子信奉传统的行为准则，即当某人客居一国时，对于该国的政治事务多半不具体参与，以避免嫌疑。如果他不在该国担任官职，更没有责任过问该国之事。但是，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曾子究竟不如孔子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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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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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又：“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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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孝经》的原作者被经常地但却错误地归之于曾子。见顾立雅（5），卷一，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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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论语·学而第一》“曾子曰”章、《论语·子张十九》“曾子曰吾闻诸夫子”章，以及《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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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这种怀疑由一位有才能的法国汉学家在一个世纪前作了表述，见毕瓯，第1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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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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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见郭，第166—176页。理雅格翻译的《竹书纪年》中的一章说，一所帝国学校建于周朝初年，但事实上这就是青铜铭文上所谓的“习箭厅”之类的场所。某些后来的著作认为那里也教其他艺术，但对此并没有早期的证据。见上述引文；《书》“序”，第140页以及《诗》第458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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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论语·为政第二》：“君子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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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论语·宪问十四》“子路问成人”章：“知、不欲、勇、艺、文之以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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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论语·子路十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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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天子衣朱衣。季夏行秋令，则秋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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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马伯乐认为这是孔子的思想，并说是孔子得之于《尚书·洪范》，见马伯乐，第463页注［2］。但是，《尚书·洪范》包含了通常引证的所谓“五行”的说法，并穿插着神秘数字的使用。无论是这些，还是整篇文字的编撰，都没有与孔子思想同样早的特征（见本书注），说明它们确实是晚出的。阿瑟·韦利也把一种魔法思想归之于孔子，但他却认识到，上述那种宇宙论的魔法（天人感应论）“不属于《论语》中的孔子学说”，见韦利，第18页和第6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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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见顾立雅：《中国特色：中国世界观进化之研究》（芝加哥，1929年），第65页。这本书的主要前提是，汉代的形而上学体系有其相当早的根源，当然，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不过，尽管这本书写于20年前，但其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主张到现在我还是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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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一些早期文献，如《诗》、《书》之中，就有非常清楚的例子说明了榜样的作用。见《诗》和《诗》（2）书中各处，以及《书》的第498页。当然，《论语》的许多章节可以被解释为是在言说魔法般的影响，如《论语·为政第二》“为政以德”章、《论语·子路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章以及《论语·卫灵公十五》“无为而治”章。但是，它们也可以被解释为依靠榜样之力；而当我们全盘审察孔子的思想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时，便更可能是这样的了。详见《论语·里仁第四》首章、《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子贱”章和《论语·卫灵公十五》“子贡问为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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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详见《诗》，第260—261页；《诗》（2），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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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如《诗经》中的《采薇》：“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节南山》：“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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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这个表述是以对《书》、《诗》和《易》的仔细考察为基础的。在一些章节中，“君子”这个词的意思据上下文不太好确定。例如，有个意思可能接近于孔子对此词的用法，那就是《书·秦誓》“俾君子易辞”中“君子”的用法，这个词表面上看去可以认为不太早于孔子时期。很可能这个意思也出现在《易经》（第106页、第130页的《剥》和《大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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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译按：这种例外是意义深远的，有可能是表现了孔子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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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论语·述而第七》：“自行束修以上者，吾未尝无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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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孟子·尽心下》：“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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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论语·述而第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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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论语·里仁第四》：“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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