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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引自林赛，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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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论语·颜渊十二》：“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参见《为政第二》“道之以政”章和《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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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论语·里仁第四》：“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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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论语·雍也第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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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林赛，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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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伯恩（2），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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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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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例如，《墨子·耕柱》：“墨子对骆滑厘说：‘我听说你喜爱勇猛（之士）。’骆回答说：‘是的。不论何时，我只要听说某个地方有个勇士，就一定得去杀了他。’”（“吾闻子好勇”，“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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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国语》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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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董安于曰：“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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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论语·颜渊十二》“子贡问政”章，《子路十三》“善人教民”章、“以不教民战”章，《宪问十四》“陈成子弑简公”章以及《左传·哀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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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关于“儒”的原意，胡适和冯友兰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详见胡（5）第3—81页和冯（3）第1—61页的长篇之论。我自己的结论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与他们每个人相一致。胡氏和冯氏都同意汉字“儒”有“懦弱”之意，而冯氏认为，它指的是学者们，因为他们不喜欢战争。说“儒”曾经是贬义词，这可能只有少量的证据，但是，自从它不久就变成社会中最体面阶层的名称之后，这种贬义就不太受人注意了。有多少基督徒还知道罗马帝国的十字形是恐怖和堕落的象征呢？在《左传·哀公二十一年》中，“儒”曾被用为非难之词（“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而韦利（第239页）认为“儒”是给傲慢不恭的鲁国人所起的诨名，因为他们有“绥靖”的特性。《礼记》（卷二，第409—410页）引述孔子的话说，“儒”这个词被错误地用于污辱人，而鲁哀公则告诉孔子：“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把它用作贬义词。”（《礼记·儒行》记鲁哀公语曰：“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这次谈话是完全不足凭信的。但是，对于这样的表述，有一种不太充分的解释是：之所以在像《礼记》这样的可敬的儒书中出现这些说法，除非在某一时候，“儒”确实被当作贬义词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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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在《论语》中它只出现在《雍也第六》“子谓子夏”章，在《孟子》中它只出现过两次（《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章和《尽心下》“逃墨必归于杨”章），出自孟子本人口中只有一次。尽管墨子生活在孟子之前，他却更多地使用这个词并认为孔子是“儒”（《墨子·公孟》）；这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因为他对儒家集群持批判态度。可是，《墨子》的《非儒》篇却是后来的作品，见本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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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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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懦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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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懦弱者”——这个词，通常译为Confucians，即儒者或儒生，我们将遵从这个惯例。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孔子的名字（Confucius）来称谓他的学派。[1]不过，在孔子时代，对“儒家”来讲，或者说对以孔子为首的这个社会集群来说，“儒”显然并不是个流行的称谓。但是，在孔子之后不久，这个称谓就变得很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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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儒学在公元前2世纪取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是没有荣枯盛衰就达到了这一步，而是像任何一个经历了多次战役的老兵一样，伤痕累累。另一方面，它的3个世纪的奋斗结果也并不是它当初的追求。同样地，流传下来的孔子思想也经历了极大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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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去世后的3个世纪，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这3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历史时期。这是个经历了最彻底的变化的时代，几乎每一样东西都从它的旧的依附处逃逸出来。人们的社会地位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升降起落。交通状况极大地改善，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四处旅行。货币已经流通，商业发展到了可观的程度，而私人对土地的占有逐渐取代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形式。战争达到了新的规模和新的恐怖程度。从政治上讲，在孔子时代近乎达到其高潮的分权的潮流逆转而下。强国以一种逐渐增加的速度征服和蚕食他们的邻国。某些已经篡夺了国君实权的大家族，接着又夺取了君位。这些家族一旦登上君位，就更着意于发展强大的政府机构，以预防别人取代他们。新上台的贵族们发现，稳固其权力的较妥帖的办法是，不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亲戚和其他有势力的贵族，而是去大胆地任用那些出身相对贫贱的人，通过训练，让这些人掌握管理政府的才能，处理大大小小的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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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即使是孔子，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去取代周天子[2]（这个凄惨的傀儡）来统治全中国。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新的王朝一定会到来。而唯一的问题是，谁来建立这个新朝代？几乎所有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的君主都用贪婪的目光盯着尊贵的王座，并且为这场大较量而组织他们的国家、训练他们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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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会有时间光顾哲学。但情况恰好相反。各国君主四处寻找哲学家，并对他们殷勤招待，以至于显得哲学家们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得。甚至是秦始皇这位极权君主，尽管曾下令焚烧书籍并力图在除了他的官员以外的所有人中禁止学习哲学，但是，根据记载，却在读了哲学家韩非子的两篇文章之后说：“啊呀！如果我能见到此人，并与他结识，我将死而无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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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们之所以具有这种兴趣，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想要进行纯文化的追求。中国哲学的传统是，首先关切人类的实际需求，全身心地考虑伦理的和政治的问题。哲学家们坚持不懈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君主掌握了适当的哲学，就能控制整个中国。比如说，孟子和荀子这两位最著名的早期儒生都曾断言，一个把儒家原理付诸实施并任用儒者管理其政府的君主，肯定会统治全国。[4]他们的对手否认这一点，但同时却也宣称，只有他们的哲学才真正具有这样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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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哲学“学派”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这种分法对于帮助人们区分不同的思想流派是有用处的，但是，正如许多学者认识到的，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即容易使人认为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牢固的和有组织的集团。在汉代以前，只有墨家才形成了这样的集团。人并不是可以分别归档的文件。尽管多半人无疑把自己看作是显著地属于某种思想传统或另一种，但事实却是，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受到了所有其他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便在那些被认为是纯儒学的著作中发现了大量的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反过来讲，儒学也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学派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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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各种思想流派的思想相互混杂，并不仅仅是由于全部思想流派的思想对思想家个人思想的影响所致。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从内容上进行渗透和破坏的形式，其方法是：直接把外来章节插入到某一书中，以期影响或改变某一学派的思想形态。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且将要更多地看到的是，在《论语》中就有许多被窜改过的痕迹和非儒家的思想观点的插入。胡适指出，被称作《墨子》的这部书的开头三章“没有任何墨家精神”，[5]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是儒生对其原文的增补。这种外来物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出现在每个学派的代表作中。此种状况显然造成了一些复杂的情形。然而，尽管要把各个学派作一基本区分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每个学派毕竟还都有其确定的主要原则，围绕着这种原则，每一派哲学就可以被系统地组织起来。同时，对于各个学派的原典，尽管人们从未能完全予以澄清，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可能发现其中的附加物或外来的异物，因为，这些附加物或异物与它们所攀附的著作的主导原则是不相同的。可以说，即使我们只是想理解这300年间各派思想发展的概貌，也非常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即使我们只想探究儒学的发展和孔子思想的蜕变，我们也必须了解其中的种种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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