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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孔子在世时，弟子间就产生了许多显著的思想分歧，尽管还不至于说是争吵不休。但是，一旦孔子的权威因为他本人的去世而有所变动，这些分歧就一定会变得非常突出了。孟子说，孔子弟子们有过让弟子有若做孔子继承人的意图，但并没有成功。[6]韩非子说，儒家逐渐分为8派，并且“每一派都坚持认为独自继承了真正的儒家传统”。[7]《史记》记述道：“孔子去世后，他的70位弟子四散周游到诸侯中间。其中最有成就的成了（国君的）教师或大臣；差一些的做了官员们的朋友和教师，或者隐而退之，再也不为世人所见。”有4位子夏的弟子据说“都成了君王的导师”。子夏自己则是魏君（文侯）的私人教师。[8]孟子又说，有两位早期的儒生是国家的大臣，其中的一位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他大抵先后做过两个国家的大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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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引述孔子的这位孙子（子思）的话说，他告诉鲁穆公，国君只能服侍学者们而不能自以为是地跟他们交朋友。显然，学者们已经开始了扭转世袭贵族政治地位的发展进程，并要求“把他们安置在各自的位置上”。孟子说：“学者们劝说那些大人物，但却藐视他们。”[10]荀子宣称，真正的君子“是与天地平等的”；并且还说，尽管一位大儒可能会相当穷困，然而，“王公大人却无法和他争夺名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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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相信，如果是根据德行来决定的话，他自己就应当成为天子。[12]但是，既然没有这个机会，孟子就发展出一种酸葡萄哲学，硬要说真君子从中可以取乐的东西“是世间的君王没地方去找的”。[13]于是，孟子就与其他儒者一道，倡导另一种观念，即：他们是属于至高无上的那类人。虽说他们倒是可以通过做官而屈尊就驾地帮助君主，但最惬意的还是去做一个仅仅是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顾问，用他们的忠告收取报酬，而只担负些无关痛痒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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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者来说，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很愉快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统治者为什么要忍耐儒生的这种行为呢？为什么那些为所欲为、一时兴起就可以把人碾为齑粉的暴君，不仅允许儒者宣讲革命，[14]接受他们的致命攻击，还得请求他们不要离去呢？有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些君主们希望儒生能有助于他们进行一统天下的斗争。而且，时代正在变革，在当时中国的东北部（大部分儒生是在那里进行活动的），至少人民正在变得日益有教养和思想开放了。从理论上讲，无论君主拥有怎样的专横权力，他们都不能安稳地压迫臣民而不顾及超过某种极限。同时，儒生们则认为，政府即使不是民主的，至少也应该是仁慈的。这是一种可以指导实际运作的政治哲学。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的原因，那就是，儒者，并且显然只有他们，拥有为政府机构训练人员的成套规则。当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标准相比，这样的规则可能是初步的，但它显然要比什么都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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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由于什么原因，相互竞争的君主们最终获得了儒生的服务或忠告。事实上，各个派别的多种多样的学者和哲学家都被统治阶层殷勤以待，有吃有喝。据说，孟子“有几十辆车和几百人跟随他周游列国，诸侯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招待他”。孟子住在宫殿里，还得到了君主们大量的金钱馈赠。[15]人们特别指出，公元前322—前314年在位的齐宣王（到那时，有一些国君已经自称为王）就是哲学的赞助者。一位汉代的作者说，齐宣王集聚起了1000多位学者，而像孟子那样的人“得到的是高级官员的薪俸，不承担官职上的责任，却可以参议国家事务”。[16]《史记》补充说，齐宣王为这些哲学家建造了巍峨的公馆，给他们以最高的待遇，以此来吸引他们。[17]在随后的世纪里，法家的韩非子宣称，君主们把财富和地位过度慷慨地给予了毫无实用价值的学者，以至于没有人想去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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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显然对人的品格有良好的判断，并对他的弟子提出了很高的道德品质标准。然而，即使在孔子弟子中也有懒惰者、不诚实者和贪图金钱者。在孔子死后的几个世纪里，整个儒家集团的才智和品格的平均水平一定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孔子之前，要达到高层社会地位几乎只有唯一的一条途径，即出身于那个阶层。但现在却不同了，一个出身最卑贱的人，如果具备了广博的学识和伶牙俐齿，就有希望居宫室、衣狐裘、拥美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最高的生活待遇。即使他不能做国君，也可以成为宰相；如果他是充分有才能的人，至少还可以获得不受处罚地轻视和攻讦国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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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问道，如果依靠一定的学识和机敏的谈话，人们就可以不用劳苦、不冒风险地得到财富和荣耀，“那么，还有谁会不愿意得到呢”？[19]到底是谁呢？有一本书告诉我们，人们毫不犹豫地乘车或步行几百里去跟随那些出了名的老师学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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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如下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许多可以被称为儒生的人是孔子为之自豪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但也有许多儒生对物质享乐和贪图名利更感兴趣。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必只看儒家敌手的书，即使是儒家的书籍就告诉了我们许多。孟子说，在他的时代，人们修养品格只是为达于高位，而一旦取得成功，他们便抛弃了自己的原则，因为不再需要了。[21]自己也是儒者的荀子，却对那些被他称作“俗儒（庸俗的儒生）”的人物进行了刻薄的谴责。荀子说，他们讲究的是穿着特别的衣帽，他们的学识是肤浅和混乱的，在衣着和行为上“与世俗流行的相一致”，他们“谈论先王以便欺骗蠢人并得到衣食”，他们活得就像君主的宠臣和家臣们的食客。[22]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在一章中这样讲：“现在有许多称为‘儒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儒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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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的敌手非常严厉地谴责全体儒生，但是，这种攻击通常是出自明显的恶意，很难让人信服。可是，的确也有那么一大批儒生，他们的令人吃惊的表现却不能使人为之自豪。那些类似于“俗儒”的人并不在少数。当任何职业变得容易得到并有利可图之时，它就会吸引一些像“叼腐肉的兀鹰”一般的渣滓。那么，他们是怎样过活的呢？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做一个成功的教师或政治家的素质。《墨子》中有一章确实是晚于墨子本人的资料，[24]但却没有人不对它感兴趣。它是这样描写一个儒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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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吃喝很贪婪但却懒于工作，在寒冷和饥饿的危险中忍饥挨冻。……在春天和夏天，他去乞食麦子。收获之后，就专心于丧礼。儿孙们和他在一起，吃喝都能满足。他只需要去主持一些丧礼……当他听到富人家死了人的消息，就大喜过望地说：“这可是得到衣服和食物的机会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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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一段颇有恶意的讽刺文章，然而，其中无疑也透露出一些真情。我们已经看到，孔子本人和某些弟子对于适宜的礼仪演示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还探讨过这种礼仪过程中的细微之处。在《礼记》中，特别是称作《檀弓》的那部分，有大量的关于如何举行丧葬之礼的细枝末节的记录，有人就此认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孔子和弟子们的陈述。这种认定当然是很可疑的，但这些著述确实反映了儒者的利益。因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职业祭司，而儒者却精通礼仪，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许多能力较差而又需要辛辛苦苦地维持生计的儒生，就得依靠为人家主持丧礼而得到一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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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根本不是孔子当初的意图。孔子特别告诫人们，不要只是注意礼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精神实质。孔子还谴责了这样的人：他们借口专心于大道，但真正关心的却是个人的享乐和幸福。[26]不过，对于他的众多后继者的堕落，孔子不能完全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只因为孔子坚持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教育而责怪他，这可能也是不公正的。孔子仅仅是在倡导自由的受教育渠道。但毫无疑问的是，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使得后儒难于彻底实行挑选合适学生的“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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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这种教育体制的确从未造就出另一个孔子，这使得有人认为，孔子的这种新的教育体制是他的一项更为严重的失误。孔子自己年轻时不得不去努力奋争，从头做起，这样的经历无疑是对他的造就。孔子在卑贱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并且从未丧失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柏拉图指出，波斯人大流士（Darius）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不是国王之子，并且没有受过奢华的高等教育”。[27]而在古代中国，人们也经常做出这种有益的评论。孟子就说：“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总是要经历磨难和度过艰苦的生活。”[28]可是，孔子并不欣赏这种观点。孔子认为，自己早年的奋争并不重要，不值一提。孔子所倡导的教育过分地关注于政治技能和政治哲学以及从政的生活，并努力要把他的学生从像他那样生活的人们之中拉出来。[29]也就是说，一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在适宜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并深信自己注定要成大器，这才能使自己避免成为小人。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教师，孔子能够使他的学生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孔子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像孔子那样严格地按照他制定的原则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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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所有的儒者或者一定程度上像儒者的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徒有其表的和追逐私利的，那将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异常豪放、有学识和大公无私的。但是，这种人从来都不是任何较大的人类集群的主体。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像孟子和荀子所认为的那样）伟大的儒者并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普通儒者的话，就会限制我们深入到儒学内部对儒学进行理解。大量的寻常儒生既无智慧亦无能力著书立说，而当他们要去著书时，所写出的书也不会比《礼记》和《易》“十翼”中的粗俗乏味的那些部分更高明。我们读到的这些后来写成的著述在数量上是《孟子》和《荀子》的十倍或者百倍，[30]但是，它们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些后来的东西与真正的儒家思想明显相反。尽管一个单独的寻常之人不如一个单个的天才人物有影响，但是，如果把许多寻常之人的影响力聚合起来，却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这些寻常之辈所营造的文化环境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们时代里的精神巨匠，同时，他们还不断地改变和曲解孔子的原则，使它成为被那些理解力有限的人更容易接受和更便于使用的东西。他们对于真正的孔子知之甚少，而更多的是用有意创制的和精心装饰的传统说法弥补他们的这种缺陷。当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把孔子描绘得很像他们自己，或者像他们所钦佩的那种人，即：有权力的、受人奉承的、赶时髦的、有时更是狡诈的人。我们一定要简略地探索一下这个传统的发展线索。为此，我们也将不得不考虑与儒学相对立的那些思想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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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二章 从人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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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出生在孔子刚去世之后，他创立的哲学是著名的墨学，创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是众所周知的墨家。在那时，墨学和墨家团体都是重要的力量，但是，到了汉代，它们却彻底崩溃，并最终消失了。像孔子一样，墨子确实被由于贫穷、无序和战争所引起的普遍的灾难震惊，他也四处周游，传布他的纠正这种状况的方法。近年来有一种相当常见的看法是，中国人的严重缺陷是在于更偏爱孔子的而不是墨子的学说。虽然我们眼下的任务不是详细描述或再次评判墨子的思想，可我们还是得说，墨子传给我们的学说显示出严重的理性上的或者学理上的不足。墨子对儒生和其他人的批评通常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反对宿命论的主张，比如“命运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曾听到或见到过命运”等说法，却简直没有哲学家的风范。他的消除战争的办法是，“当诸侯们互相喜爱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这并不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为了让一个年轻人成为他的学生，墨子先向这个人许诺，说可以让他得到像样的社会地位，但后来又告诉人家，他之所以许此诺言，仅仅是一种骗人的手段，以便让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跟他学习，这种做法从道德上讲也是令人怀疑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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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墨子》的这部书包含了一些出自后人之手的材料，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都不是墨者，但是，人们可能有一定的把握分离出这些外来的东西。[32]留下来的部分也许可以为我们当代人描绘出孔子刚去世后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的情形。据说墨子曾经是一位儒生，[33]但后来与儒家决裂并创建了自己的团体。为强调他的独立性，墨子激烈地批评儒生。但是，在构成墨子学说的广阔基础中，事实上大部分是他那个时代的儒学。从墨子所攻击的观点以及他所能接受的那些观点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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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谴责宿命论，断定这是儒家的学说。[34]如前所述，我们很难确切地说孔子是个宿命论者，但是，这种学说可能在孔子死后的儒家集群中得到了发展。墨子也抨击厚葬的做法，认为厚葬的结果是，“普通人的死会耗尽一家的财产，诸侯之死将用光一国的财富”。[35]在这一点上，孔子显然与墨子是一致的。但是，根据墨子对厚葬的批评，在墨子的时代，儒生之间已经产生了思想分化。[36]可是，如果“俗儒”靠主持葬礼过活的做法真的是可以理解的话，他们就会赞成奢华的丧葬费用，而到了荀子的时代，大力抨击“俗儒”的荀子也为厚葬进行辩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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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墨子》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时的儒生特别着意于模仿某种古代的风格，这表现在衣着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以至于使他们成为对过去的奴性效仿者。在一个国君的宫廷里，一位儒生“只是在问他的观点时才讲话”。[38]我们并不希望身为儒家敌对派别领袖的墨子会选择最好的儒生来描述儒家，但无可怀疑的是，此时的儒家内部恰恰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真正的儒家原则缺乏了解或不太关心，但却渴望获得美好的政治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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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非儒》（反对儒生）。这篇文章谴责了整个儒家集群，并包含了对孔子的粗暴攻击。例如，它把孔子在世前的某个时期发生的盗窃案记在了孔子某位弟子的名下，表现出了最显眼的历史舛误，而整个这篇文章在文笔和内容上又不同于《墨子》一书的其余部分。正如梅贻宝所认为的，它无疑是“写成于很晚的时期”，[39]并被增补进了《墨子》原初部分之中。在《墨子》中比较可靠的篇章里，墨子很少提及孔子本人。在几乎是唯一的描述性的一节中，墨子把孔子归在愚人之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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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相信，在如何医治世界之疾病的问题上，他比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多。因此，墨子与孔子不一样，不情愿留下任何让其他人自己进行选择或判断的余地。引述墨子的话就是：“我的学说是有效的。要舍弃我的学说而企图去想他自己的，就是抛弃整个收成而去捡几粒谷子。”[41]墨子进而认为，没有别的人可以驳倒他的学说。因此，在他的学派中，墨子把学生置于铁的纪律之下，并要求他们毕生从命。有人认为，墨家团体的领袖（其职位是传承的）掌握着对其成员的生死之权。[42]墨子相信，这个世界的种种灾病，包括贫穷、无序和战争，可以由严格的独裁主义式的组织去医治。在每个团体或阶层中，所有成员都应该“与领袖保持一致”，而每个次一级的团体或阶层的领袖必须依次与他的上司保持一致，直到天子为止。“在上者认为是对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对的；在上者认为是错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错的。”那些不遵从上司的人应该受到惩罚。[43]把这一观点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声称的主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要想使整个国家机制能够成立，其原则必须是：每个领导人对下行使其权威、对上尽到其责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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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才能保证那至高无上的领袖、天子具有正当的原则和纯洁的动机呢？答案是，天子一定得依次与上天保持一致。但又怎能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呢？叫墨子来说，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天子不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那么，“天就会无节制地降下冷冻和炎热，还会伴有不合时令的雪、霜、雨和露。五谷不会成熟，六畜也不发育；疾病、瘟疫和灾祸就会流行。不断的飓风和水灾的祸害是上天对那些不与它保持一致的在下之人的惩罚”。根据墨子的说法，上天不高兴时的表现有时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像下雨一样下三天血，龙也出现在庙堂里”，以及其他等。[45]墨子引用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来支撑他的主张，并声称这种事件是有历史根据的。这类奇异之事可能并不是墨子杜撰的，而是墨子利用了大批受公众欢迎的民间传说或其他的有关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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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之人来说，上面的那些说法听上去颇为滑稽，而很可能对孔子来讲更是这样。墨子本人谴责了儒家对于鬼神之存在的否定，而他则是虔诚地相信鬼神的。[46]不过，墨子的关于自然灾害的出现乃是天罚并指示出存在着一个邪恶政府的思想，以近乎同样（尽管更精致）的形式出现在汉朝的所谓正统儒学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墨子直接影响了儒学，那是令人怀疑的。所以，更可能的历史脉络是：先是墨学，接着还有儒学，两者都受到了大量世俗迷信的影响。这些迷信思想远比孔子的理性哲学更受普通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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