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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懦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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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懦弱者”——这个词，通常译为Confucians，即儒者或儒生，我们将遵从这个惯例。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孔子的名字（Confucius）来称谓他的学派。[1]不过，在孔子时代，对“儒家”来讲，或者说对以孔子为首的这个社会集群来说，“儒”显然并不是个流行的称谓。但是，在孔子之后不久，这个称谓就变得很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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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儒学在公元前2世纪取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是没有荣枯盛衰就达到了这一步，而是像任何一个经历了多次战役的老兵一样，伤痕累累。另一方面，它的3个世纪的奋斗结果也并不是它当初的追求。同样地，流传下来的孔子思想也经历了极大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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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去世后的3个世纪，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这3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历史时期。这是个经历了最彻底的变化的时代，几乎每一样东西都从它的旧的依附处逃逸出来。人们的社会地位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升降起落。交通状况极大地改善，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四处旅行。货币已经流通，商业发展到了可观的程度，而私人对土地的占有逐渐取代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形式。战争达到了新的规模和新的恐怖程度。从政治上讲，在孔子时代近乎达到其高潮的分权的潮流逆转而下。强国以一种逐渐增加的速度征服和蚕食他们的邻国。某些已经篡夺了国君实权的大家族，接着又夺取了君位。这些家族一旦登上君位，就更着意于发展强大的政府机构，以预防别人取代他们。新上台的贵族们发现，稳固其权力的较妥帖的办法是，不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亲戚和其他有势力的贵族，而是去大胆地任用那些出身相对贫贱的人，通过训练，让这些人掌握管理政府的才能，处理大大小小的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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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即使是孔子，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去取代周天子[2]（这个凄惨的傀儡）来统治全中国。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新的王朝一定会到来。而唯一的问题是，谁来建立这个新朝代？几乎所有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的君主都用贪婪的目光盯着尊贵的王座，并且为这场大较量而组织他们的国家、训练他们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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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会有时间光顾哲学。但情况恰好相反。各国君主四处寻找哲学家，并对他们殷勤招待，以至于显得哲学家们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得。甚至是秦始皇这位极权君主，尽管曾下令焚烧书籍并力图在除了他的官员以外的所有人中禁止学习哲学，但是，根据记载，却在读了哲学家韩非子的两篇文章之后说：“啊呀！如果我能见到此人，并与他结识，我将死而无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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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们之所以具有这种兴趣，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想要进行纯文化的追求。中国哲学的传统是，首先关切人类的实际需求，全身心地考虑伦理的和政治的问题。哲学家们坚持不懈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君主掌握了适当的哲学，就能控制整个中国。比如说，孟子和荀子这两位最著名的早期儒生都曾断言，一个把儒家原理付诸实施并任用儒者管理其政府的君主，肯定会统治全国。[4]他们的对手否认这一点，但同时却也宣称，只有他们的哲学才真正具有这样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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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哲学“学派”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这种分法对于帮助人们区分不同的思想流派是有用处的，但是，正如许多学者认识到的，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即容易使人认为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牢固的和有组织的集团。在汉代以前，只有墨家才形成了这样的集团。人并不是可以分别归档的文件。尽管多半人无疑把自己看作是显著地属于某种思想传统或另一种，但事实却是，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受到了所有其他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便在那些被认为是纯儒学的著作中发现了大量的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反过来讲，儒学也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学派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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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各种思想流派的思想相互混杂，并不仅仅是由于全部思想流派的思想对思想家个人思想的影响所致。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从内容上进行渗透和破坏的形式，其方法是：直接把外来章节插入到某一书中，以期影响或改变某一学派的思想形态。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且将要更多地看到的是，在《论语》中就有许多被窜改过的痕迹和非儒家的思想观点的插入。胡适指出，被称作《墨子》的这部书的开头三章“没有任何墨家精神”，[5]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是儒生对其原文的增补。这种外来物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出现在每个学派的代表作中。此种状况显然造成了一些复杂的情形。然而，尽管要把各个学派作一基本区分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每个学派毕竟还都有其确定的主要原则，围绕着这种原则，每一派哲学就可以被系统地组织起来。同时，对于各个学派的原典，尽管人们从未能完全予以澄清，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可能发现其中的附加物或外来的异物，因为，这些附加物或异物与它们所攀附的著作的主导原则是不相同的。可以说，即使我们只是想理解这300年间各派思想发展的概貌，也非常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即使我们只想探究儒学的发展和孔子思想的蜕变，我们也必须了解其中的种种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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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孔子在世时，弟子间就产生了许多显著的思想分歧，尽管还不至于说是争吵不休。但是，一旦孔子的权威因为他本人的去世而有所变动，这些分歧就一定会变得非常突出了。孟子说，孔子弟子们有过让弟子有若做孔子继承人的意图，但并没有成功。[6]韩非子说，儒家逐渐分为8派，并且“每一派都坚持认为独自继承了真正的儒家传统”。[7]《史记》记述道：“孔子去世后，他的70位弟子四散周游到诸侯中间。其中最有成就的成了（国君的）教师或大臣；差一些的做了官员们的朋友和教师，或者隐而退之，再也不为世人所见。”有4位子夏的弟子据说“都成了君王的导师”。子夏自己则是魏君（文侯）的私人教师。[8]孟子又说，有两位早期的儒生是国家的大臣，其中的一位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他大抵先后做过两个国家的大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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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引述孔子的这位孙子（子思）的话说，他告诉鲁穆公，国君只能服侍学者们而不能自以为是地跟他们交朋友。显然，学者们已经开始了扭转世袭贵族政治地位的发展进程，并要求“把他们安置在各自的位置上”。孟子说：“学者们劝说那些大人物，但却藐视他们。”[10]荀子宣称，真正的君子“是与天地平等的”；并且还说，尽管一位大儒可能会相当穷困，然而，“王公大人却无法和他争夺名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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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相信，如果是根据德行来决定的话，他自己就应当成为天子。[12]但是，既然没有这个机会，孟子就发展出一种酸葡萄哲学，硬要说真君子从中可以取乐的东西“是世间的君王没地方去找的”。[13]于是，孟子就与其他儒者一道，倡导另一种观念，即：他们是属于至高无上的那类人。虽说他们倒是可以通过做官而屈尊就驾地帮助君主，但最惬意的还是去做一个仅仅是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顾问，用他们的忠告收取报酬，而只担负些无关痛痒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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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者来说，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很愉快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统治者为什么要忍耐儒生的这种行为呢？为什么那些为所欲为、一时兴起就可以把人碾为齑粉的暴君，不仅允许儒者宣讲革命，[14]接受他们的致命攻击，还得请求他们不要离去呢？有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些君主们希望儒生能有助于他们进行一统天下的斗争。而且，时代正在变革，在当时中国的东北部（大部分儒生是在那里进行活动的），至少人民正在变得日益有教养和思想开放了。从理论上讲，无论君主拥有怎样的专横权力，他们都不能安稳地压迫臣民而不顾及超过某种极限。同时，儒生们则认为，政府即使不是民主的，至少也应该是仁慈的。这是一种可以指导实际运作的政治哲学。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的原因，那就是，儒者，并且显然只有他们，拥有为政府机构训练人员的成套规则。当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标准相比，这样的规则可能是初步的，但它显然要比什么都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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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由于什么原因，相互竞争的君主们最终获得了儒生的服务或忠告。事实上，各个派别的多种多样的学者和哲学家都被统治阶层殷勤以待，有吃有喝。据说，孟子“有几十辆车和几百人跟随他周游列国，诸侯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招待他”。孟子住在宫殿里，还得到了君主们大量的金钱馈赠。[15]人们特别指出，公元前322—前314年在位的齐宣王（到那时，有一些国君已经自称为王）就是哲学的赞助者。一位汉代的作者说，齐宣王集聚起了1000多位学者，而像孟子那样的人“得到的是高级官员的薪俸，不承担官职上的责任，却可以参议国家事务”。[16]《史记》补充说，齐宣王为这些哲学家建造了巍峨的公馆，给他们以最高的待遇，以此来吸引他们。[17]在随后的世纪里，法家的韩非子宣称，君主们把财富和地位过度慷慨地给予了毫无实用价值的学者，以至于没有人想去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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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显然对人的品格有良好的判断，并对他的弟子提出了很高的道德品质标准。然而，即使在孔子弟子中也有懒惰者、不诚实者和贪图金钱者。在孔子死后的几个世纪里，整个儒家集团的才智和品格的平均水平一定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孔子之前，要达到高层社会地位几乎只有唯一的一条途径，即出身于那个阶层。但现在却不同了，一个出身最卑贱的人，如果具备了广博的学识和伶牙俐齿，就有希望居宫室、衣狐裘、拥美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最高的生活待遇。即使他不能做国君，也可以成为宰相；如果他是充分有才能的人，至少还可以获得不受处罚地轻视和攻讦国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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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问道，如果依靠一定的学识和机敏的谈话，人们就可以不用劳苦、不冒风险地得到财富和荣耀，“那么，还有谁会不愿意得到呢”？[19]到底是谁呢？有一本书告诉我们，人们毫不犹豫地乘车或步行几百里去跟随那些出了名的老师学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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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如下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许多可以被称为儒生的人是孔子为之自豪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但也有许多儒生对物质享乐和贪图名利更感兴趣。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必只看儒家敌手的书，即使是儒家的书籍就告诉了我们许多。孟子说，在他的时代，人们修养品格只是为达于高位，而一旦取得成功，他们便抛弃了自己的原则，因为不再需要了。[21]自己也是儒者的荀子，却对那些被他称作“俗儒（庸俗的儒生）”的人物进行了刻薄的谴责。荀子说，他们讲究的是穿着特别的衣帽，他们的学识是肤浅和混乱的，在衣着和行为上“与世俗流行的相一致”，他们“谈论先王以便欺骗蠢人并得到衣食”，他们活得就像君主的宠臣和家臣们的食客。[22]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在一章中这样讲：“现在有许多称为‘儒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儒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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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的敌手非常严厉地谴责全体儒生，但是，这种攻击通常是出自明显的恶意，很难让人信服。可是，的确也有那么一大批儒生，他们的令人吃惊的表现却不能使人为之自豪。那些类似于“俗儒”的人并不在少数。当任何职业变得容易得到并有利可图之时，它就会吸引一些像“叼腐肉的兀鹰”一般的渣滓。那么，他们是怎样过活的呢？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做一个成功的教师或政治家的素质。《墨子》中有一章确实是晚于墨子本人的资料，[24]但却没有人不对它感兴趣。它是这样描写一个儒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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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吃喝很贪婪但却懒于工作，在寒冷和饥饿的危险中忍饥挨冻。……在春天和夏天，他去乞食麦子。收获之后，就专心于丧礼。儿孙们和他在一起，吃喝都能满足。他只需要去主持一些丧礼……当他听到富人家死了人的消息，就大喜过望地说：“这可是得到衣服和食物的机会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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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一段颇有恶意的讽刺文章，然而，其中无疑也透露出一些真情。我们已经看到，孔子本人和某些弟子对于适宜的礼仪演示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还探讨过这种礼仪过程中的细微之处。在《礼记》中，特别是称作《檀弓》的那部分，有大量的关于如何举行丧葬之礼的细枝末节的记录，有人就此认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孔子和弟子们的陈述。这种认定当然是很可疑的，但这些著述确实反映了儒者的利益。因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职业祭司，而儒者却精通礼仪，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许多能力较差而又需要辛辛苦苦地维持生计的儒生，就得依靠为人家主持丧礼而得到一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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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根本不是孔子当初的意图。孔子特别告诫人们，不要只是注意礼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精神实质。孔子还谴责了这样的人：他们借口专心于大道，但真正关心的却是个人的享乐和幸福。[26]不过，对于他的众多后继者的堕落，孔子不能完全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只因为孔子坚持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教育而责怪他，这可能也是不公正的。孔子仅仅是在倡导自由的受教育渠道。但毫无疑问的是，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使得后儒难于彻底实行挑选合适学生的“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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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这种教育体制的确从未造就出另一个孔子，这使得有人认为，孔子的这种新的教育体制是他的一项更为严重的失误。孔子自己年轻时不得不去努力奋争，从头做起，这样的经历无疑是对他的造就。孔子在卑贱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并且从未丧失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柏拉图指出，波斯人大流士（Darius）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不是国王之子，并且没有受过奢华的高等教育”。[27]而在古代中国，人们也经常做出这种有益的评论。孟子就说：“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总是要经历磨难和度过艰苦的生活。”[28]可是，孔子并不欣赏这种观点。孔子认为，自己早年的奋争并不重要，不值一提。孔子所倡导的教育过分地关注于政治技能和政治哲学以及从政的生活，并努力要把他的学生从像他那样生活的人们之中拉出来。[29]也就是说，一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在适宜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并深信自己注定要成大器，这才能使自己避免成为小人。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教师，孔子能够使他的学生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孔子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像孔子那样严格地按照他制定的原则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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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所有的儒者或者一定程度上像儒者的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徒有其表的和追逐私利的，那将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异常豪放、有学识和大公无私的。但是，这种人从来都不是任何较大的人类集群的主体。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像孟子和荀子所认为的那样）伟大的儒者并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普通儒者的话，就会限制我们深入到儒学内部对儒学进行理解。大量的寻常儒生既无智慧亦无能力著书立说，而当他们要去著书时，所写出的书也不会比《礼记》和《易》“十翼”中的粗俗乏味的那些部分更高明。我们读到的这些后来写成的著述在数量上是《孟子》和《荀子》的十倍或者百倍，[30]但是，它们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些后来的东西与真正的儒家思想明显相反。尽管一个单独的寻常之人不如一个单个的天才人物有影响，但是，如果把许多寻常之人的影响力聚合起来，却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这些寻常之辈所营造的文化环境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们时代里的精神巨匠，同时，他们还不断地改变和曲解孔子的原则，使它成为被那些理解力有限的人更容易接受和更便于使用的东西。他们对于真正的孔子知之甚少，而更多的是用有意创制的和精心装饰的传统说法弥补他们的这种缺陷。当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把孔子描绘得很像他们自己，或者像他们所钦佩的那种人，即：有权力的、受人奉承的、赶时髦的、有时更是狡诈的人。我们一定要简略地探索一下这个传统的发展线索。为此，我们也将不得不考虑与儒学相对立的那些思想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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