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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书,以及其他晚出的和虚构的关于孔子的故事和传说,与《论语》相比,在描绘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总体上的孔子形象方面更有影响力。这样的结果是很令人痛惜的。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荀子的抱怨。荀子认为,在他的时代,太多的儒生是贵族的食客和走狗,《孔子家语》恰当地反映了他们的谄上傲下,并借孔子之口肯定了严重的阶级差别。[178]孔子还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人物:策划大规模的阴谋,使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陷入血腥的战争之中,以避免鲁国受到单独的进攻。[179]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历史时代上的错误。它也使孔子赞成“欺骗野蛮人”,并建议对一些罪行,包括“发明奇怪的衣服”处以死刑。在这两个方面,它与《论语》的记载截然相反。[180]诸如此类的情形还有很多,但是,若要一一列举它们,将是件单调乏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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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家语》的伪造部分中,我们很难确定它们到底对孔子有多大程度的心存恶意。可是,这部书无疑是在强烈的道家影响下写成的。《孔子家语》说孔子整理了占卜之书并用《易经》问卦。[181]它至少有一次把《老子》中的语句塞入孔子口中。[182]《孔子家语》还说孔子找到了老子以便跟他学习,这与某些别的晚出之书之所为如出一辙。它让孔子甚至在见到老子之前就称他为“我的老师(吾师)”,还认为孔子只是在受到道家圣人的启迪之后,才开始获得巨大名望。[183]在仔细核实了那个关于孔子和老子之间进行对话的故事之后,人们只能同意沙畹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故事是“道家人物的发明。……他们进行了最自由的想象,并且大言不惭地肯定了它的准确性……”[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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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书讲到了孔子的祖先,这些书(尽管其中的一些伪称很古老)经过批判性的研究之后,成书日期被定在了公元前3世纪或更晚的一些时候。我们不可能弄清所有的这些故事。总而言之,《孔子家语》讲述的有关内容与这些书中所说的孔子祖先的大部分情形都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要寻求了解真孔子的人们是不能没有任何保证地去使用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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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早期硕儒是荀子。他的生卒日期无法确定,但他显然是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整个前50年当中。[185]荀子出生在北方的赵国。他旅行到了齐国,并在那里得到了一个官职。后来,他到了南方大国楚国,并且也曾任职。另外,他访问过秦国。所以,荀子的经历很可能比孔子和孟子更广泛、更多样。这个事实反映在了他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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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世界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大部分思想是那种令人钦佩的、我们喜欢用我们俗气的乡土观念称作“现代”的那种东西。仅是他的《正名》篇就有比某些哲学家的全部作品具有更透彻的分析和更深邃的智慧。[186]他的很多思想是儒学高度理性的传统向着新的明晰阶段的逻辑发展。尽管(其原因我们马上就会考虑)他在后儒中不太被欣赏,但是,后世儒学中的大部分精彩篇章都留下了荀子思想的清晰印记。他极大地发展了“礼”在教育中所起作用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孔子那里仅仅是提了出来。事实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经典——《礼记》——中的一大部分一字不变地抄自那本叫作《荀子》的书。荀子率直地谴责他那个时代光芒四射的迷信思想。他把天解释为自然秩序,并宣称,与其害怕预兆和鬼怪,还不如害怕腐败的政府和混乱无序的政治。有人问他为什么祈雨之后就下了雨,他回答说,无论祈雨者是否祈求,天都会下雨的。[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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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荀子的思想标志着早期儒学的高峰。但是,中国人有句格言说,最伟大的成功时刻也是衰败开始的时刻(“盛极必衰”)。在某些方面,荀子毋庸置疑地扭转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发展方向。其基本的原因是,荀子对人性缺乏信心。孔子思想的基础是相信协作社会的可能性,在此社会中,人们将彼此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地在一起工作,也就是说,组成社会的人们不仅仅像群聚的羊那样需要被驱使,而且应该在选择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可是,荀子认为,人们必须被严格地指挥着进入他们应走的道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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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他的几乎是出于情感上的对人性本善的坚持中,已经超越了孔子说过的任何东西。可能是因为荀子具有不同文化环境的较广泛的经验,以至于坚持认为不能依赖人性使人成为善人。荀子看到,同一种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逐渐变得非常不同,为此,他强调了后天训练的突出作用。[188]他还宣称,“人性是恶的,他的善性只是后天接受训练的结果”。[189]我们见到过墨子传布极权主义。荀子的思想则是,除非经过适宜的训练,否则人们将永远会被“自私、不道德和不公正”所促动,顺着这样的方向一直走下去。[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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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本来就是恶的,就得有某种外来的东西加诸人身,使人变善。荀子告诉我们:“所以,先前的(圣)王为人们发明了礼和义。”[191]在荀子看来,智慧和道德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真理,人们可以学习它,但却不能给它添加什么。实际上,没有合格的教师,人们甚至都不能学习它;而对于这样的教师,人们必定是从不敢表示异议。“一个人不认为他的教师所拟定的规则是正确的,而偏爱他自己的方法,这好比是让盲人辨别颜色,让聋子辨别声音;他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混乱和错误之途。”[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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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逃脱他的天生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所以,荀子着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在荀子看来,学习,并不是如孔子所主张的,是一个“听到和看到更多东西(多闻多见)”,进而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智力进行理解的进程。[193]而在荀子这里,必须把学习限定在明确划定的论题之内。在此,荀子可能受到了道家学说的影响。可是,荀子并没有像许多儒生那样被道家学说弄得昏头昏脑。他率直地反对道家思想中粗俗的迷信观念和神秘主义,还点名批评了老子和庄子。[194]不过,道家思想在他的时代是那样地盛行,以至于他很难避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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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极其严厉的学生的监工,他要求学生们不懈地探求真理。道家人物嘲笑这一点,宣称这种努力是无益的和危险的。道家的这种立场是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欲望,而不能说是懒惰的表现。《庄子》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去寻求无限,的确是危险的。”[195]荀子用不同的字眼明确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96]因此,荀子责难所有的学习和研究,除非这样的学习和研究不超出他所划定的范围,因为他认为他所规定的范围才符合真正的思想传统,[197]他甚至还特地为此开列了一个学习经典著作的清单。他说,学习“开始于诵读经典,结束于学习礼”。[198]正如德效骞所说:“荀子把儒学发展成为一个权威主义体系,在其中,所有真理都来自圣人的说教。”[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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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威主义并未止步于知识领域。既然荀子认为过去的圣王创制了约束人民的礼和义,那么,有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就是,荀子对某些所谓的异端思想感到痛惜,并宣称当今明智的国君应该“以独裁对待人民,用大道指导他们。……并用刑罚去约束他们”。[200]冯友兰认为,荀子的这种思想之所以应该受到指责,部分地是因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在稍后不久便处在了法家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了。[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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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孟子讲了所有的人一样地性本善,荀子就反过来说人性本恶。根据双方的观点,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水平上。但荀子比孟子走得更远,坚持认为人应该根据才能而不是世袭特权而获得社会地位。[202]然而,无论其根据是什么,荀子强烈地相信阶级的区分,还宣称这对于良好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与孔子想望的“富民”不同,荀子主张,为了各阶层的利益,应该由圣王把人们分成“穷人和富人,贵族和平民”。[203]那些处在贵族阶层的人将“受到礼和乐的节制”,而普通人则应该受到严刑峻法的控制。[204]在此,荀子又一次与孔子分道扬镳,并预示了将在以后出现的那些有才能的新儒家贵族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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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这本书所提及的孔子的大部分言论与《论语》中的孔子的言语相比是极其不同的。这部书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故事。它们不仅说孔子是鲁国的司寇,还说孔子因此就使人民的面貌焕然一新。[205]然而,这部书总的来说并没有多少不可思议和不能令人相信的内容。可是,《荀子》的最后六篇就不那么可靠了。其中包含了一些怪异的轶闻,并把孔子提拔到了鲁国“代理宰相”的位置上。可是,这些篇章无疑是后来加入到书中的。[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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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三章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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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之前后,古代中国政治分权化的进程已经臻至顶点。天下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了进行补救和纠正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就有许多人试图利用不同的方法从事重新统一中国的事业。孔子希望出现一个由受过教育启蒙的人们志愿组成的联盟。他的理想酷似现代民主的理想,但是,因为教育还不普及,而且他在当时也设计不出把民主政治付诸实施的机制,所以,这个希望也就未能实现。而墨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更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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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另外一些人提出了更为实际一些的计划,他们就是著名的法家人物。之所以称之为法家,是因为他们强调了法律在治世中的作用。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称呼可能是把他们称为极权主义者,因为他们倡导最强有力的集权管理,并希望使个人完全从属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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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法家的思想家们实际上并未组成一个学派,相反,他们也相互批评,在一次有名的场合,他们甚至相互消灭。[207]某些被认为是法家的书籍在成书日期和作者归属上都是可疑的,并且内容也很驳杂,以至于在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中包含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甚至有儒家的)。从这些书中挑选出各种材料,就可能得到不同的法家思想。在此,我们首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法家思想,它在公元前3世纪逐渐体现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它的这个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将把以法家哲学家韩非子名字命名的那部书的真实部分(就它们能被确定的而言)作为我们主要的材料依据。[208]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帝国的建立者及其主要法家谋士都深受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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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确实有一些基本的主旨和动机。法家思想家们声称,他们为产生一种有益于人民的政治秩序和一个有纪律的社会而忧心忡忡。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的此类动机无疑是相当真诚的。在位的君主被以下事实所吸引:法家思想给他们提供了进行绝对的专制控制的理由和方法。在法家思想中,道家的思想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可能是法家人物中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就经常引述老子的话,而《史记》则认为,韩非子的思想是立足于道家思想的。[209]道家和法家思想都是儒学的大敌。我们已经看到,尽管道家思想从逻辑上讲应该拥护无政府主义,但事实上它却在放纵统治者。根据道家思想,只要君主是个道家式的圣人,就可以发挥肆无忌惮的暴君式的上帝的作用。道家思想中的一些狂热而神秘的文词暗含的正是这种极权主义倾向(这也可以在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见到)。法家人物在道家的此类主张中找到了那种他们翘首以待的语言。在后来中国人的“皇帝”的概念中,就认为皇帝是握有令人敬畏的权力的神秘圣人,并占据着“龙”位等,这些观念并非来源于儒学,而是来自经由法家传递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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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道家和法家思想的联姻与人们长期以来寻求以简易之道行事的倾向是一致的。法家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极其讲求实际和现实主义的,但法家人物并不是不喜欢把他们的原则呈现为形而上学的权威并使它们具有近乎魔力般的效应。中国历史上最堪称为法家人物的秦始皇,就埋头于道家的迷信和魔法之中。[210]这种人不可能不被法家的主张所吸引,因为法家宣称,君主一旦使用了他们的方法,就可以“躺在床上,听着丝竹之乐,而帝国却治理得很好”。[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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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是有着复兴古道之愿望的思想派别,而儒家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自己也这样认为。相反,自称为果敢的创制者的法家却具有新时代的新措施。[212]这种观点部分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家的许多措施的确是新颖的。它们的某些经济政策,诸如允许买卖土地等,倾向于给予平民个人较大的行动自由。[213]不过,关于平民个人总体上的自由,法家的态度明显是反动保守的。正是儒者才是个人新自由的卫士,而这种自由在封建主义臻至顶峰时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晓。另一方面,法家则认为,儒家倡导的这种自由是具有政治颠覆性的。韩非子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反对持有这种自由观的学者。韩非子特别提到了儒者,他认为,儒者“通过修养仁义而得到信任,并得到了政治地位;他们通过修养文学知识而成为著名的教师,因为具有威望而受到提拔;可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成就。但结果却是,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长处却得到了官职,没有贵族爵位却得到了提拔;政府遵循这种政策治国的时候,国家一定会陷入混乱,而国君也就处在危险之中了”。[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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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希望取消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因为在这种封建制下不可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过,法家人物为君主们寻求的这种极权主义者的权力事实上最近似于封建诸侯使用在他们的无依无靠的和愚昧无知的农奴头上的权力。因此,像道家人物一样,法家人物也希望“削弱人民”,并使他们保持在一种简朴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中。[215]从这一点上来看,当《老子》讲“人民难于治理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得太多”时,它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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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当时的思想启蒙(道家和法家将此相当正确地归罪于儒者)的毒害却使得中国较文明的地区被完全彻底地摧毁了。然而,尽管法家竭尽全力,日历并不能永远地倒着翻下去。约略地看一下历史就可发现,极权主义很难有真正的光芒四射,除非人民会长期地对无情的纪律和暴虐的统治俯首贴耳。所以,法家思想未能在中国最有文化素养的地区(这里已有了新自由思想的发展)兴盛起来,这并非出自偶然。三位最著名的法家人物中,韩非子的出生地虽然是中原地区的韩国,但韩国却位于孔子学说的作用范围以外的西方,而商鞅的许多思想据说也是得自于这样的中原国家。[217]第三位法家人物李斯的出生地则是在部分地仍处于野蛮状态的楚国。但是,只有在边远的西部国家秦国,他们的学说才完全被赏识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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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证据表明,正如戴闻达(Duyvendak)所认为的,秦国在文化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大部分地方原本都是‘野蛮人’”。[218]不过,正是与这些邻近的野蛮部落的不断战斗,才使得秦国的人民好战尚武,也没有闲暇进行文化活动。就个人而言,这个国家的人们都能够严守纪律并服从权威。当儒家哲学家荀子访问秦国时,就怀着极大的钦佩之心指出,这里的每个人都严格从事于国家规定的职业,也“没有个人的兴趣和愿望”。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描述一个蚂蚁窝。他还非常喜欢以下事实:人民“非常惧怕政府官员,完全俯首听命”(对于这种状况,孔子定会有不同的评价)。不过,荀子在这里也发现了他认为的唯一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秦国没有多少儒生。[219]像许多现代人一样,荀子既喜欢民主政治的自由,又喜欢极权主义的所谓效力,并认为没有理由去问为什么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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