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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外在表征而言，秦始皇的政治事业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从他在公元前221年完全征服中国算起，到他公元前210年死去时为止，全天下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武装叛乱。只是在一个受宦官（赵高）控制的软弱无能的少年（秦二世）的统治下，秦帝国的分崩离析才接踵而至。不过，即使秦始皇还活着，大规模的叛乱也迟早都会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当和平在多少年无休止的战争之后来到时，确实是有过普天欢庆的时刻，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任何和平似乎都好于战争。战争结束后，始皇帝没收了天下人手中的武器，并把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或者有能力造反的人迁徙到首都附近，以便于监视和约束。然而，即使是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和最残暴的镇压手段，也保证不了完全的平安无事。在他极其残酷的政治压制之下，相当多的人逃到深山老林，变成了亡命之徒。[261]那些因为害怕杀头而蛰伏不动的人们，以及因为等待机会而保持缄默的人们，都在积蓄着他们的仇恨。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以儒家传说中的“真王（真命天子）”反对他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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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因为秦始皇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人物，他也就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反儒者。他确实是杀戮了一些儒生，那是因为他要消灭那些有批评他之嫌疑的人。但是，他在树立一块自我歌颂的石碑之前，曾就碑文的内容“与鲁地的儒家学者们进行商议”[262]。在他的种种碑文中，他把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和语句相混杂。他使用《诗经》和《尚书》的措辞，而其中一处竟婉转地提到了《论语》。[263]秦始皇把所有思想派别的学者都召来为他服务。即使在儒书被禁之后，他还继续让儒家学者待在他的朝廷里，直到他生命终结之时。[264]秦始皇并不反对儒家的学问本身，而是不赞成民众拥有这种学识，因为这样的民众会制造出使他怒火中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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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秦始皇对儒学的真实态度如何，儒生们却对秦始皇日渐厌烦起来。至少有一些儒生批评秦始皇没有分封他的亲戚、子弟。在此问题上，孔子可能会与秦始皇站在一边。因为，如果在秦代还继续实行西周封建制，就容易导致政治混乱，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这个时候的儒生却远比他们的孔夫子更保守。秦始皇可能更注意这样的事实：某些儒生具有足够的勇气批评他的整个政策，并“在普通百姓中煽动怀疑和混乱”。这导致他下令禁止普通人拥有儒家的书籍和禁绝儒生宣传儒家的学说。[265]另一方面，儒生的影响之所以受到各方的重视，可能是源于这样的事实：据记载，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经警告他的父亲说，对孔子追随者的迫害会“使帝国动荡不安”。[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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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惩罚，扶苏最终被他的父亲流放到了北方。不久之后，秦始皇去世，宦官赵高就与法家人物李斯共谋，伪造了一封秦始皇的书信，迫使公子扶苏自尽了。他们接着扶植起了扶苏的软弱的兄弟做皇帝，这就是秦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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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举起造反大旗的是一位农民，他的名字叫陈涉（胜）。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陈涉被朝廷征用去服劳役，但在路上被大雨所阻，从而耽误了时间。根据秦朝的法律，陈涉本人，以及与他一起被征用之人因此就得被处死。陈涉说服了他的同伴，既然他们无论如何只能一死，就要尽量以昂贵的价格付出他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燃烧起造反的熊熊大火。陈涉他们揭竿而起，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东部地区。人们踊跃加入陈涉的队伍，而陈涉马上就得到了“楚王”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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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涉只是个农民，但他却是野心勃勃和聪明能干的。他深知，以他的出身，要想赢得领袖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甚至想方设法地利用迷信手段争取他的追随者的思想共鸣。一方面，陈涉竭力让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他受到了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他拥护的是被谋杀的公子扶苏的事业。[267]秦始皇的这个儿子之所以被人喜欢，是因为他批评了他的父亲，这也使人想起，他曾被认为替儒生作过辩护。可能是因为儒生很得人望，所以，陈涉就命令孔子的第八世孙做了他的一名顾问。[268]据说，在陈涉的义旗刚一举起时，东北地区的儒生和墨者就汇聚而来。[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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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关于儒学早期历史的资料是相当缺乏的，而如果考虑到这些资料在后来的重要性，这种缺乏就更令人惊讶了。《史记》上说，从孔子时代到秦朝，除东北地区的齐鲁之地以外，儒学在其他地方并未受到尊崇。[270]不过，儒家思想也在逐渐地传播，它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富有阶层和有权者中间了。比如，在现在江苏省北部，有一个非常卑贱的人（可能是个农夫）的儿子，在秦代就曾跟随荀子的一位弟子学习《诗》。[271]儒书被禁和儒家学者被秦始皇所镇压，可能极大地增加了儒者的知名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谁，只要是秦始皇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朋友。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加入他的造反队伍的许多儒家学者，陈涉都非常欢迎，并把孔子的一位后人当作“有广博学识的学者（博士）”官员安排在他的行政机构中。不久以后，当事实证明秦国的军队要比农民之王的力量更强大，而且陈涉也兵败被杀之时，孔子的这位后人就随他死去了。[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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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场革命还在继续。就在秦王朝极权政府陷于一片混乱之际，尽管相对来讲的可谓民主统治的首创者已经死去，然而，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并未停止。拥护它们的两个新的卫士出现了。这一次，他们每个人都身处革命者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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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死后，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应该自然地归于项羽，可是，他并没有去承继这种有名无实的统治。项羽的祖先世代是楚国的将军，并在楚国享有封地。项羽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将帅，据说由他亲自指挥的战斗从来没有失败过。项羽极其气势逼人，“当他进入军营时，没有人不用膝盖前行，也没有人敢抬头看他”。[273]我们被告知，在战斗中，他只要一眼扫过去，就足以吓倒最强大的敌军，并使马匹因恐惧而飞奔。他很喜欢屠杀，事实上，他是历史上的大屠杀者之一。有时他公开杀人，有时是暗杀，有时他成批屠杀投降了的士兵（据说有一次是20万人），而有时还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残杀占领区的全部人口。特别是那些没有对项羽表现出勇敢和忠诚的人，就会被项羽烹死或烧死。有一次，一个13岁的孩子劝止了他对一个被围城邑的人民的屠杀，这个孩子指出，这种屠杀只能加强另一个城邑的抵抗。实际上，他自己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史书的记载中，项羽似乎没有什么高尚的或无私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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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死之时，项羽宣称：“是上天毁灭了我，我没有犯过军事上的错误！”令他一直都不能理解的是：尽管他战无不胜，为什么那些支持过他的人都逐渐离他而去？但其他人却是能够理解的。在下一个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做法，其实是要用残暴的力量征服和治理天下。”[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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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个相对的民主统治的斗士，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的角色。在那个时代，这一角色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汉高祖。汉高祖本是个农家子弟，既懒惰又傲慢，是那种“不是被推上绞架就是要登上王座”的少年。因为具有领导才能，他担任了管理几个村庄的小官。不幸的是，他还是一不小心犯了“罪”，根据秦律，他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于是，他就逃到荒山野岭，成为匪首。反秦革命爆发时，他加入其中，并被推举为将领。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和项羽打了4年多的仗，以决定谁来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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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项羽占有优势，他拥有较大的权威，控制着更多的军队，也比汉高祖更有军事谋略。但是，汉高祖更为明智，这使他情愿并且急于得到别人的良好劝告，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在他的部下和普通百姓中取好。汉高祖通过多种方式使人民感觉到他是他们的朋友。项羽一直在劫掠和屠杀人民，而汉高祖则尽力约束他的士兵，要求他们善待人民。汉高祖每到一个城邑，就召集当地的老者座谈，向他们解释他的目的，以便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基础。他给他的士兵提供棺木，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家乡。他做了皇帝之后，就解放了“那些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275]并一再宣布种种大赦和免除赋税。他允许人民使用那些秦统治者对他们关闭的猎场和鱼塘。所有这些都与秦朝皇帝和项羽的做法形成最尖锐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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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能够较为令人相信地做一个“普通人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并且自己也从未忘掉这一点。他的源于普通之人的粗鲁作风明显伤害过有教养的人，但他无疑也使他的大多数臣民很快活。一位官员为他建造了一座巨大而奢华的宫殿，他反对道：“许多年来，天下充满了受苦受难者的呼号。……为什么你要建造这些超出标准的宫殿呢？”[276]这些话语中透露出了真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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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并非因此就完全成为一个可钦可佩和仁慈宽厚的人。他是个机敏的政治家，能够无情地消灭那些他认为威胁到他的权力的人。但他也有足够的精明，懂得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权威，就不要让人觉得他是专横的和暴虐的。在以前的统治者们激发恐惧的地方，他尽力制造友情；在他们惩罚不忠者的地方，他经常尽力以宽厚去化解或缓解之。[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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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高祖第一次占领包括秦朝都城咸阳在内的关中地区时，这个基调就已定下。他可能想过用利剑对待当地的居民（后来项羽就这样做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宣布他要废除秦朝的法律。他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在秦律下遭受苦难的日子已经够久的了。……我就将与你们约定一个新的法律规章，它有三项条款。”[278]在此，重要的词语是“约定”。因为是对秦朝人的重新征服，汉高祖完全可以如人们预料之中的那样制定法律，但他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们的“约定”。在此问题上，当时的民众根本没有真实发言权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汉高祖对民众的这种态度是没有先例的。在随后的日子里，汉高祖又让他的官员在每个地区挑选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让他们代表当地民众说话，并辅助行政官员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推动与项羽进行斗争的宣传。然而，不管怎么说，民众在政府中还是有了一定的发言机会。[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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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江山之后，汉高祖曾当众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谋士、大臣和将军们，并声称他自己只有判断形势的能力以及用人的才能。[280]甚至在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已经稳固之后，他还坚持这个托辞。这种说法至少是说他奉行的不是他自己的冲动而是别人的建议。当然，处在像汉高祖那样的地位，如果他要得到他想要的建议可能并不困难，但是，这种做法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政治原理（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就是，“皇帝自己不管理日常工作，但他挑选和监督他的大臣，让他们去做……”[281]在紧接着汉高祖的几个汉朝君主的统治下，这项原理从理论上限制了皇帝在实际政治中的绝对权力。当然，这种原理是相当儒家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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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效骞指出：“汉高祖的登基标志着儒家思想的胜利，这种思想是说，帝国的权威是有限的，它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其权力，并且应该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这就超越了法家的专横和绝对君权的观念。”[282]他指出，汉高祖开始时是一个轻视儒生的粗鄙的农民，但是，他最终却身处儒家影响的漫长历程之中，而儒生们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283]汉高祖可能从未克服掉某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对书呆子的猜疑。[284]然而，他的一个弟弟——一位随荀子弟子学习过的儒生（刘交），却是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而他的一些最好的谋士也是程度不同的儒家人物。他们一直以非凡的努力使他们的君主儒家化，有一位（陆贾）甚至为此目的而写了一本书（《新语》），并深得汉高祖的欣赏。[285]既然汉高祖认为纯粹的学究没有什么用，他也就不会与这样的学究相处。但是，大部分能使汉高祖接受其劝告的儒士都谙熟社会常识及其作用，能够为汉高祖出谋划策。毫无疑问，正是后一种事实才吸引了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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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项羽的长期斗争期间，有人劝告汉高祖（其用语使人骤然想起《论语》和《孟子》的语言），要宣称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对手的圣战。汉高祖马上依计而行，发布了一个公告，断定项羽是“无道”的。用这种方法，汉高祖能够为他的事业招集无数的归附者。以汉高祖的名义发布的另外一些公告也具有明显的儒家倾向。另外，这种儒家倾向还真实地表现在他的属下请求他做皇帝的话语中。对于这个请求，高祖在以贴切的自贬语言作了一番推辞之后，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接受了下来。[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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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之所以如此让步于儒学，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将是深得人心的，因而也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麻烦的时候，高祖确实认识到，儒学的这一特点已经变得特别清楚了。事情的起因是，高祖显然逐渐不喜欢他的妻子吕氏了（她后来表现为一个极端残忍和疯狂复仇的人）。而且，他也担心他的儿子太软弱（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他想改变君位继承人，但却受到了大臣们大规模的劝阻。这种劝阻的出现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某些没有被高祖本人吸引过来的儒生（“商山四皓”）现在成了太子的支持者。德效骞说：“因此，高祖最终屈服于儒学的影响力了。”[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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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派别的哲学家都被弃置不顾了。道家思想尽管到此时更缺乏哲学味道而成了种种粗陋迷信的混合体（即“黄老之学”），但在当时的社会和思想领域中仍然是重要的思想潮流，甚至在前汉时代的某些时期，这种思想还在宫廷中占据了优势。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都被朝廷所容纳。法家思想虽然从未形成一个受到广泛拥护的“学派”，但却依旧是政府的许多实际政策的思想基础。苛繁的秦律在大部分地区仍然有效，尽管高祖也曾发布命令废除这些法律。例如，禁止拥有书籍的法律，直到他死后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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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必不可免地仍旧实施着法家的治国之道，因为儒者没有治理一个大的中央帝国的经验和方法。官吏的使用和具体的管理措施不得不沿用秦朝的惯例和制度，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许多工作作风依然是秦法家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被清楚地划归为儒生或法家人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儒家哲学早已开始承受其对手的巨大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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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儒学思想的影响力在稳步增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儒生是宫廷礼仪的保存者，为此，即使是粗野的农民汉高祖，最终都认识到必须得召见他们，以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长处。更重要的是，儒生几乎是古代文献和文化的唯一的看护人，所以，他们通常会是年轻皇帝（太子）的私人导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力易于代代增长。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主张建立相对温和的甚至是相对民主的政府，反对暴虐的和专制的统治。尽管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像《论语》和《韩非子》这样的书，但他们对于温和之政与暴虐之政之间、对于轻徭薄赋与实质上的剥夺其生计之间的不同，却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就有许多儒家学者告诉他们说，在上述的不同之中，前者是古代圣人和孔子的方法，后者则是法家和秦朝的做法。另外，许多儒生出身贫贱，[288]这使得他们的言语能够被人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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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高祖之妻吕后（雉）的家族企图继承王位时，汉王室建立起来的民心所向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出来。汉高祖死后，吕后逐渐巩固了她的家族在朝廷之中的权力，并最终利用欺骗性的手段，让吕氏家族中的一个人（据说仅仅是个婴儿）做了皇帝。可是，大臣们并不认可吕氏的这个举动。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下问题：帝国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呢，还是只有得到了大臣们的同意，这种权威才能贯彻执行？当吕后在公元前180年死去时，她的家族与汉室之间立刻爆发了冲突。此时此刻，一支部队中普通士兵的忠诚成了问题的关键。士兵们被要求在吕氏和刘氏两个家族之间做出选择，结果是他们宣布忠于刘氏的汉室。[289]接下来，大臣们就全部消灭了叛乱的吕氏家族，并邀请汉高祖还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代王刘恒）来首都继承皇位。这位皇子害怕这是个阴谋，但他的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必害怕，因为有以下理由：“汉朝兴起之时，去掉了秦朝的苛刻而令人烦恼的东西，减少了一些法律和条令，并表现出了他的德行和仁慈。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并且任何力量都难于动摇他们的忠顺。”这位官员提请皇子注意这样的事实：普通士兵都宣布忠于汉室。他又劝说道：“即使大臣们想改变（汉室），普通百姓也不会答应让他们役使。……您的贤明、您的圣德、您的仁厚和您的孝顺（所有这些都是儒家的美德）是哪里都知道的。因此，大臣们是根据普天下人的愿望而自愿欢迎您并要您继位的。”这位皇子终于继承了大位，成为汉文帝。[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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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中国皇帝中，汉文帝很可能与孔子最为投缘。这并不是说汉文帝是个教条式的儒士。汉文帝不是这样的儒士（孔子也不是这样的的儒士），但是，他的治国精神却真的是孔子式的。[291]德效骞认为：“汉文帝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儒家学说，认为统治者就应该为他的臣民谋福利，并把儒家学说付诸实施。他减少税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节约个人开支，避免任何形式的好大喜功。……他请求人民对他的施政提出批评（他的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他还寻求有才能的平民帮助政府机构工作。他……对饥荒和经济萧条极其忧虑，甚至取消了耕种田地的土地税，而他的继任者则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以前的做法。”[292]汉文帝制定了由政府开支赈济饥荒的具体措施，并为上了年纪的人提供养老金。他为了这些目的而使用的方法部分仿效了《孟子》推荐的做法，他的一些诏书也引用了这本书，尽管没有直接点出书名。[293]他颁布了一个解放政府奴隶的诏书。[294]他取消了对批评政府和皇帝的人施以处罚的法律，认为这样的法律使得君主不可能“听到对他的过错的议论”。他废除了毁伤肢体的刑罚，并大力整顿司法秩序，使死刑在当时变得很少见了。他严肃认真地考虑过把王位传给他能找到的最有才干的人，而不是他的儿子。根据他颁布的遗诏，他的葬礼要精简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不希望因为他的丧葬搅扰人民，并认为他的死应该使人感到喜悦而不是忧伤，这是因为他做到了不犯严重错误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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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皇帝似乎是好得有些不太真实了，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样的场面是真实可信的。汉文帝在位期间，人民的生活无疑比过去（或不久的将来）更能过得下去了。整个国家繁荣昌盛，人口稠密。然而，如果说文帝是讲究道德的，那么，他也具有儒学的不足。尽管孔子不是绥靖主义者，但他还是更信仰道德的主动力量，而不是被迫做出的保证，而在儒生们那里，这种信仰变得很高大。汉文帝止住了国家在社会安定和经济活动两方面的衰退，而西北的匈奴则利用这种内强外弱的形势，日甚一日地展开了深入内地的武装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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