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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派别的哲学家都被弃置不顾了。道家思想尽管到此时更缺乏哲学味道而成了种种粗陋迷信的混合体（即“黄老之学”），但在当时的社会和思想领域中仍然是重要的思想潮流，甚至在前汉时代的某些时期，这种思想还在宫廷中占据了优势。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都被朝廷所容纳。法家思想虽然从未形成一个受到广泛拥护的“学派”，但却依旧是政府的许多实际政策的思想基础。苛繁的秦律在大部分地区仍然有效，尽管高祖也曾发布命令废除这些法律。例如，禁止拥有书籍的法律，直到他死后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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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必不可免地仍旧实施着法家的治国之道，因为儒者没有治理一个大的中央帝国的经验和方法。官吏的使用和具体的管理措施不得不沿用秦朝的惯例和制度，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许多工作作风依然是秦法家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被清楚地划归为儒生或法家人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儒家哲学早已开始承受其对手的巨大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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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儒学思想的影响力在稳步增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儒生是宫廷礼仪的保存者，为此，即使是粗野的农民汉高祖，最终都认识到必须得召见他们，以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长处。更重要的是，儒生几乎是古代文献和文化的唯一的看护人，所以，他们通常会是年轻皇帝（太子）的私人导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力易于代代增长。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主张建立相对温和的甚至是相对民主的政府，反对暴虐的和专制的统治。尽管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像《论语》和《韩非子》这样的书，但他们对于温和之政与暴虐之政之间、对于轻徭薄赋与实质上的剥夺其生计之间的不同，却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就有许多儒家学者告诉他们说，在上述的不同之中，前者是古代圣人和孔子的方法，后者则是法家和秦朝的做法。另外，许多儒生出身贫贱，[288]这使得他们的言语能够被人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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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高祖之妻吕后（雉）的家族企图继承王位时，汉王室建立起来的民心所向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出来。汉高祖死后，吕后逐渐巩固了她的家族在朝廷之中的权力，并最终利用欺骗性的手段，让吕氏家族中的一个人（据说仅仅是个婴儿）做了皇帝。可是，大臣们并不认可吕氏的这个举动。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下问题：帝国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呢，还是只有得到了大臣们的同意，这种权威才能贯彻执行？当吕后在公元前180年死去时，她的家族与汉室之间立刻爆发了冲突。此时此刻，一支部队中普通士兵的忠诚成了问题的关键。士兵们被要求在吕氏和刘氏两个家族之间做出选择，结果是他们宣布忠于刘氏的汉室。[289]接下来，大臣们就全部消灭了叛乱的吕氏家族，并邀请汉高祖还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代王刘恒）来首都继承皇位。这位皇子害怕这是个阴谋，但他的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必害怕，因为有以下理由：“汉朝兴起之时，去掉了秦朝的苛刻而令人烦恼的东西，减少了一些法律和条令，并表现出了他的德行和仁慈。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并且任何力量都难于动摇他们的忠顺。”这位官员提请皇子注意这样的事实：普通士兵都宣布忠于汉室。他又劝说道：“即使大臣们想改变（汉室），普通百姓也不会答应让他们役使。……您的贤明、您的圣德、您的仁厚和您的孝顺（所有这些都是儒家的美德）是哪里都知道的。因此，大臣们是根据普天下人的愿望而自愿欢迎您并要您继位的。”这位皇子终于继承了大位，成为汉文帝。[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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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中国皇帝中，汉文帝很可能与孔子最为投缘。这并不是说汉文帝是个教条式的儒士。汉文帝不是这样的儒士（孔子也不是这样的的儒士），但是，他的治国精神却真的是孔子式的。[291]德效骞认为：“汉文帝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儒家学说，认为统治者就应该为他的臣民谋福利，并把儒家学说付诸实施。他减少税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节约个人开支，避免任何形式的好大喜功。……他请求人民对他的施政提出批评（他的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他还寻求有才能的平民帮助政府机构工作。他……对饥荒和经济萧条极其忧虑，甚至取消了耕种田地的土地税，而他的继任者则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以前的做法。”[292]汉文帝制定了由政府开支赈济饥荒的具体措施，并为上了年纪的人提供养老金。他为了这些目的而使用的方法部分仿效了《孟子》推荐的做法，他的一些诏书也引用了这本书，尽管没有直接点出书名。[293]他颁布了一个解放政府奴隶的诏书。[294]他取消了对批评政府和皇帝的人施以处罚的法律，认为这样的法律使得君主不可能“听到对他的过错的议论”。他废除了毁伤肢体的刑罚，并大力整顿司法秩序，使死刑在当时变得很少见了。他严肃认真地考虑过把王位传给他能找到的最有才干的人，而不是他的儿子。根据他颁布的遗诏，他的葬礼要精简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不希望因为他的丧葬搅扰人民，并认为他的死应该使人感到喜悦而不是忧伤，这是因为他做到了不犯严重错误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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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皇帝似乎是好得有些不太真实了，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样的场面是真实可信的。汉文帝在位期间，人民的生活无疑比过去（或不久的将来）更能过得下去了。整个国家繁荣昌盛，人口稠密。然而，如果说文帝是讲究道德的，那么，他也具有儒学的不足。尽管孔子不是绥靖主义者，但他还是更信仰道德的主动力量，而不是被迫做出的保证，而在儒生们那里，这种信仰变得很高大。汉文帝止住了国家在社会安定和经济活动两方面的衰退，而西北的匈奴则利用这种内强外弱的形势，日甚一日地展开了深入内地的武装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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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很迷信的，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半儒生相区分。在他的朝廷里，既有儒家学者，也有其他哲学派别的学者，而且他还任命了一位法家人物做太子的私人导师。[296]但这位继承人（汉景帝）在位时的表现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只有以下事实除外：在他的法家导师的鼓动下，随着帝国政府实力的大增，曾以某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存在于汉代的封建主义几乎被扫除干净，再也不是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了。可是，下一位皇帝，他在位初期却是处在强大的儒家势力的影响之下的，这位皇帝就是声名赫赫的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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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所有中国皇帝中最重要的几位之一。他在位期间对儒学的历史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他使儒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这一举动堪与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对基督教的信仰相提并论。汉武帝[297]受过很好的文学训练，他的诏书具有明显的儒家偏向。这些诏书一再讲到他对普通大众的关切，强调了礼、乐和学习的重要性，还引用了《易经》和《论语》。[298]在他的文化政策激励下，人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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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继位的头一年，汉武帝批准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提议：在一批被推荐做官（“举贤良”）的学者中，去掉了那些研究法家学说的人。他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的每一部经典都设立了“博士（博学的学者）”的官职，并为每一位博士提供了教授50名学生的生活费用，而这些学者则是朝廷中的官方学术代表。这项政策为帝国大学（太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政府中的大半低级官员都要从太学那里选拔，这个事实确保了政府能够日渐被儒学所渗透。汉武帝在位时，还利用不断考试的方法选拔有学识的人员进入政府，他还给孔子的两位后人封了官。他任命的政府宰相以前是猪倌，而现在却以其对《春秋》的精深研究而获此殊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学者都把汉武帝的在位时期确定为儒学的凯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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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秦朝以来的政府相比，汉武帝的统治也是更为集权、残暴和专制的政权之一。汉武帝反对以前的宽松统治，因为他认为，在较为宽松的政策之下，帝王不得不严重地屈服于大臣的劝谏。所以，汉武帝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把政府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既然在这种倾向明确出现的同时，儒学也逐渐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那么，就无疑会有大量的学者（包括某些最具批评精神的学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并且是一直这么认为），那种认为皇帝应该进行专制统治的理论是儒学的学说。其实，在汉武帝朝廷中，有一位并非儒生的高级官员就声称，在儒者看来，“君主定调，大臣奏乐；君主前行，大臣随后”[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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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帝时代以来，许多儒者确实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较早的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被曲解为抱有这种态度。因此，既然汉武帝的统治对于人们如何解释和理解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就必然要求我们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审视在这个时代实际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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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15岁时登基。那时，他的主要大臣都是儒生。正是在这些儒生的影响下，汉武帝去掉了被荐做官的那些法家和别的学派的学者。这些儒生大臣还把一位受人尊敬的儒者（申公）请到朝廷，而武帝则向他请教如何治国。但这位老学者有些奇怪，他曾被一个皇亲严厉惩罚过（可能是宫刑）。他简短地回答说，搞政治是行动的问题而不是多说话的问题，而这位少年人君此刻正热衷于文学研究。汉武帝虽然被这种回答给触怒了，但还是很客气地招待了这位年迈的客人。[300]不久之后，儒家集团就被皇太后剥夺了权力，而这位皇太后是道家的信徒。尽管在不久之后，特别是这位皇太后死后，儒生们又回到了朝廷的高层职位中，但汉武帝对儒学的热情却变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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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于儒学之态度的变化是有几个基本原因的。除了与宫廷政治中的争权夺利不无关系以外，儒学的一贯主张也是重要原因，那就是：君主的职责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幸福，一旦他不去这样做或不能这样做，他就不配在位。这种学说为革命者所用，并且汉王朝的缔造者也曾使用过这种思想。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学说对于当朝的皇帝肯定也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如果他想要进行专制统治的话。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的朝廷中，一位道家人物主张：古代圣王们（他们是受到儒生赞扬的历朝历代的缔造者）事实上只是弑君篡位者。一位儒生就此问道：这样一来，汉代缔造者的地位会是什么样的呢？汉景帝马上制止了这场辩论，这就强烈地暗示着，那些避开这个主题的学者会寿命长一些。一位当时的史学家写道，“从此以后，没有学者胆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尽管那位同样率直的儒者被推荐给了汉武帝，但他在汉武帝的朝廷上却并未得宠。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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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伟大的儒家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明确主张，君主应该把政府行政管理托付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大臣，而这些大臣则必须首先忠诚于原则，忠诚于大道，而不是忠实于君主个人。他们也都认为，如果君主行为不当，称职的大臣就应该站出来反对。[302]对于一个像汉武帝那样日渐表现出专横和暴虐倾向的人来讲，这种主张自然是令人厌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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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儒生们真的具有实际管理政府的能力，他们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们早已逐渐专注于纯粹的书本研究了，这与孔子的明确警告是背道而驰的。[303]这样的儒生还深深地沾染上了道家形而上学的习气，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管理政府的技能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魔法体系。儒家的敌人，有时甚至是儒家的朋友，都把这样的儒生看作是思想狭隘的学究，认为他们要么是没有经历过政治实践的训练，要么是对于管理伟大帝国所必需的政治事务缺乏理解。[304]儒生们也轻视了王国周遭蛮族大兵压境的真正危险，还把汉武帝雄心勃勃的军事策略谴责为使国家不必要地陷入穷困的纯粹的帝国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皇帝一门心思地增进他的德行，并支持和偏爱像他们这样的儒生，蛮族之人就会甘愿俯首称臣。[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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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武帝来讲，儒生们确实是让人头疼的，这种感觉与当年的秦始皇一样。但是，汉武帝很熟悉秦始皇这位专制前辈的经验，那就是，只要儒生参与了对他的王朝的破坏活动，他就镇压和处死他们。但是，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整体策略显然是更为巧妙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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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这些策略明显地表现在了他对待儒家学者董仲舒的态度和做法上。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知名学者。在上一代皇帝的统治下，汉朝廷发展出一套制度，就是让各级地方政府把学者们从全国各地推荐到朝廷做官（举贤良文学之士），有时还要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者才加以任用。汉武帝继位初年，董仲舒是几百位被推荐给朝廷并由皇帝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的学者之一。这场考试和董仲舒的答卷被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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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考试中，汉武帝开头就说，他最勤奋地专注于思考关于良好政府的问题，但当他考究以往的历史进程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是否可以说认真仔细地“效法上古之制是无益的”。他希望聚集而来的学者们就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评议，而不要有任何隐匿。[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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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在他的答卷中告诉皇帝说，他根据《春秋》的例证发现了治国的方法。他解释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唯一必须要做的是观察自然现象，并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寻求与自然现象的警示保持一致。如果政治无道，上天就用降下比如洪涝、饥荒或冰雹之类的自然灾害来警告君主。他坚持认为，《春秋》这部书就包含了关于政治哲学的深奥学说。他引述该书的话说：“在春天，第一个月（正月，‘春王正月’）是由皇家历法规定的。”[307]依靠一个双关词语——“正”，董氏解释了这类字的深刻含义。[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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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也激烈批评了政府管理，认为汉代保持了秦朝法家的做法。“现在的做法是，废除那些运用先王之德教的官员，把对人民的治理完全交给了那些使用刑法的人的手中——这就不是完全依靠刑罚治国了吗？孔子说：‘不首先教育人们就把他们处死，这是残酷虐待的行为。’”[309]尽管董氏接着就用对皇帝之德的称赞弱化了这种批评，但他还是主张，如果没有合适的教化，其他的政治作为都是无济于事的。他提出应该为此目的而建立一个国立大学（太学），并要求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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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并不十分满意这样的回答，所以，他要求把这场考试继续进行下去，并写下了一个具体的批评意见。他说，受到学者赞誉的先王们事实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治国方法。这些治国之道，有的是积极进取的，有的是宽松无为的；有的时候使用严刑峻法，而在另外的时代，监狱却是空空荡荡的。汉武帝说，他对此大惑不解。他说，学者的论文并没有给予他多少帮助。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的建议“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难于付诸实施的”。他要求他们再来一次。[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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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董仲舒还是以同样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策对。他认为，圣王之间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他再次主张，为了造福于人民，应该设立太学，以便支持学者的研究和教学。他也提出，应该建立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以便任用良好的官员。皇帝对此回答还是不满意，他说，学者博学于古，但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对当今的事务却那么糊涂呢？”[311]他再次要求他们做出回答。董仲舒重申了他的主张：过去与当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也再度抨击了政府的一些措施，谴责了暴虐的执法。董氏认为，皇帝宠信的官员靠着从事只能由政府掌握的垄断贸易而发了大财，但人民却饱受折磨。最后，他请求禁止除了儒家学说之外的其他所有学说。[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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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换了秦始皇，会因为这种批评而活埋了董仲舒。但汉武帝并不想让这样一位杰出的儒生成为殉道者。汉武帝有更好的办法，他给了董仲舒一个高的官职。但是，我们一定得问一问，这是个什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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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有一位兄长，他的封国在东南地区。这位兄长是个武夫，一个喜欢招揽刺客的狂妄自大的寻衅滋事者。要是让他待在皇帝身边，肯定会招惹出种种麻烦。汉武帝派董仲舒去做这位兄长的丞相，也许认为把这位喜欢布道的学究派到他的傲慢的兄长那里肯定是个极有趣的玩笑。另外，既然这个封国之王经常杀掉那些惹他不悦的大臣，汉武帝很可能也希望，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必见到董仲舒了。如果武帝真是这样想的，那他就错了，因为董氏最终驯服了这头“狮子”，并在他的职位上大获成功。后来，由于董仲舒的一个政治对手的怂恿，汉武帝又把董仲舒派到了另一个封国，而这个封王是汉武帝的一个更为残暴的兄长。这一次，董仲舒不久之后用辞职救了自己的性命，理由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此后，董氏以一位退休学者的身份赋闲在家。武帝倒是不断派使者来向他请教对国事的意见。可是，这位皇帝是否会按照董氏的意见行事却是令人怀疑的。[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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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免受董仲舒的执着抗争的严重打扰，同时，武帝不仅避免了使董氏成为烈士，而且还享有这位著名学者的保护人的美誉。事实上，这位皇帝还曾宽宏大度地“救了他的命”，那是因为董氏写了一部“愚”书而被判死刑，而武帝则赦免了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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