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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03 汉武帝主持的另一次考试策问也被保存下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喜欢的那种儒生。这次是对公孙弘的策问。此人年轻时是个监狱看守，但却因为某次失误而丢掉了这个职位，并且不得不去养猪。他40岁时开始研究《春秋》，60多岁时因被举荐而得到了官职。他因为轻率地不迎合汉武帝的看法而被免职，但随后又一次受到举荐，并在公元前130年得到了策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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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05 在这次策对中，汉武帝虽然使用了儒家的语言，但却是明确地为学者们表达非儒家的观点开了一个头。他问道，为什么在古代圣人的治下还有灾害？而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行又如何才能付诸实施呢？[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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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07 公孙弘以正统儒家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策对，强调的是诚信的重要性。然后他列举了“政治的八项原则”，不过，他的这些原则中的后两项——罚和赏——明显是法家的主张。由此开始，他的文章读起来像是一篇法家的文章。他也叙述了仁、义、礼、智等儒家四德，但其用词更像是法家的而不是儒家的。他使用的多数专用术语直接出自《韩非子》。他认为，为了治理好国家，国君必须立法，并使用“术”（法家词语）。君主必须“垄断控制生死的手柄”（《韩非子》第48篇中一节的意释），并严格保持君主个人对政府的控制。[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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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09 评定策对之名次的官员无疑很反感公孙弘的这篇隐藏着法家真义的文章，就把它列在了一百多篇对策文章的最后。这个排序发生在把这些文章送交汉武帝审阅之前。可是，汉武帝却很欣赏公孙弘的文章，并在审阅后把它的排名挪至首位。[317]这一做法并不令人惊讶。到那时，汉武帝实际上是越来越厉害地使用着法家之术。早在他考查董仲舒之时，汉武帝就显示出了对于《韩非子》的相当了解。[318]几年之后，在一份诏书中，汉武帝引用了法家人物李斯的奏议和《韩非子》，[319]但却并没有明确提及每次引用的来源。因为在当时，承认自己是法家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而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是很机敏的。但他在私下里却无疑越来越倾向于这个方向。如果他不想暴露自己的意图，他就不过是遵从了《韩非子》的告诫：“君主一定不要流露出他的思想。……听到了却没听到，知道了却不知道。”[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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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11 汉武帝之所以喜欢公孙弘这位前任狱吏，是因为公孙弘事实上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了法家的作为，[321]但他的真正被看重，是因为他名义上还是儒生。身在汉武帝朝廷做官的史学家司马迁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说，令汉武帝极其满意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公孙弘“能用儒家的学说装饰政府管理中的法制和官吏作风”。[322]埃森·盖尔（Esson M. Gale）在写到前汉皇帝特别是汉武帝时指出，尽管“在实际的治国之道上，他们恢复了秦朝法家政治家的令人沮丧的政策”，但为了取得声望，“他们用了一些与‘儒学’相一致的东西来装点门面”[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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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13 对于这样的虚饰门面而言，像公孙弘这样的纯粹徒有其名的儒生是完美的材料。在某些时候，作为对汉武帝剧烈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反对，公孙弘立场坚定并在某一场合得到了汉武帝的让步。[324]可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双方看法不一致时，汉武帝则完全不理会公孙弘的意见。公孙弘小心翼翼地很少表现出这种不一致，并且从未与皇帝有过公开的争执——这确实与孔子的告诫背道而驰。在《论语·宪问十四》中，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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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15 司马迁可能认识公孙弘，他称公孙弘“是个多疑之人，外表上宽宏大度，内心里却诡计多端”。他假装与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很友好，但到最后总是要施以报复。[325]像董仲舒这样的耿直儒者，则称公孙弘为阿谀奉承者。据记载，某位学者就是因为对公孙弘的逢迎拍马发出了公开指责而获得了极大的名望。可是，公孙弘的行为极端小心，人们根本挑不出他的毛病。他的孝行已经无以复加，他的生活也极其俭朴，还因为用自己大部分的薪俸帮助别的学者和朋友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誉。[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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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17 皇帝很快便提拔了公孙弘。在几年之内，他就位居众官之首，做了丞相，还被封了侯（平津侯）。这种没有先例的提升给所有儒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公孙弘又成功地（而董仲舒则失败于）让皇帝建立了一所太学，这就意味着50多位儒生获得了生活保障。[327]这显然有利于“精明的”儒生与帝国政府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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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19 尽管公孙弘平步青云（他周围却有许多人身首两分），并且一直担任丞相到他自然死亡，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政府中发挥过任何有效的作用。相反，他显然是汉武帝个人专制统治的合宜的“儒家”装饰。[328]在汉武帝的手下，另有一些人帮助其建立和贯彻他的实际的治国计划，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占据着政府的高位。汉武帝真正能听得进去的谋士是那些精通财政、刑法和军事的人，亦即熟知皇帝的政治利益领域的人。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位是桑弘羊。桑弘羊是个公认的法家人物，他称赞秦始皇，瞧不起儒生，甚至轻视孔子本人。[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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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21 在像桑弘羊这样的官员们的辅佐下，汉武帝推行了以下的治国之道：帝国主义式的征服，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以及对人民的法家式的压制。汉武帝的军事措施起初以蛮族的威胁作辩解，后来则扩张为好大喜功的开拓疆土。这样的南征北战耗尽了国库。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建立了对生活必需品（如盐和铁）的经营垄断权，货币也被贬值。为维持“纪律”，法令和惩罚成倍地增加；为充实国库，就提高地租并增加新的政府奴隶。官员们因得不到薪俸而无法生活，这种状况逐渐习以为常，以至于没有什么人再想做官了。汉武帝后来又建立了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一个已经被任命做官的人，为避免其清白受到怀疑，就得付钱给政府。[330]这些给国家带来了权力和光荣的措施，意味着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是，对政府政策的任何批评或“妨碍”，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331]到了汉武帝长期统治的末期，对政府的不满引发了暴乱。有趣的是，这种暴乱在孔子家乡一带很盛行，而事实上这是当时的中国最儒家化的地区。当政府对这种暴乱予以镇压时，通常都会处死上千人。[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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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23 不过，如果汉武帝像秦始皇那样仅仅依靠武力并且不在乎公众意见的话，很怀疑他还能维持他的权力。不，他不是的。汉武帝制造了极大的仁慈的借口，把他的意在巩固自己之权力的种种行为说成是有着最大的利他主义动机。他的最精明的消除公众怨恨的做法就是对大批儒生的支持和资助，这些儒生中既有政府官员，又有享受国家津贴的学者。秦始皇活埋儒生，汉武帝则尽力用糖浆糊住儒生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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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25 儒学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从此时起，研究儒家经典的人数骤增。一位汉代史学家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因为现在这无疑是升官发财之道。”[333]然而，在这种动机下，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的新加入者，都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对当局的顺从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转向了“安全”的研究和主张，远离对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危险”的批评，这种表现成了那个时代的儒学的特征。汉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擢至第一名的行动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通过这样的例子，政府显示出了它是如何看重正确观点的。所以，儒学内部早就在很好地进行着的专注于古书的研究是个相对无害的追求，政府则利用在策对中强调文献之重要性而对这种研究加以鼓励。沙畹写道，正是从汉武帝时代起，“中国思想界开始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在古典文献中寻求所有的智慧原则”[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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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27 那些研究非儒家经典的学者倒是没有得到官方的任用和提拔，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起到维持儒学纯洁性的作用，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有大批的学者，虽然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别处，却想方设法变成了专业儒生，接着就用他们原初的道家、法家或其他哲学的立场来解释儒学。还不仅仅是这些。正如胡适所指出的，汉武帝统治下所产生的这种儒学事实上是“一种合成的宗教，其中混杂了无数的民间迷信和礼仪崇拜的因素……上面薄薄地覆盖着儒家和早期儒家经典的伪装，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显得受人尊敬并具有权威性”。但是，“这种儒学根本不是孔子所教导的或被孟子哲学化了的学说……”[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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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29 这个论断无疑是真实可信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流行在汉代的孔子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此后千百年间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甚至在当今时代，人们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影响。实际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思想界的一切事情都受到了当局的左右，包括那张隔在我们与任何对孔子的真正理解之间的不透明的幔布。我们在此不必在意那些包括超自然事物在内的传奇的丰富发展，比如那些声称孔子出生时有龙和精灵在天空盘旋的故事，这些传说本身就是不可信的。但是，出现在汉代著作中的孔子的其他故事，尽管它们事实上简直是不能相信的，却仍然为人们所接受。作为例证，我们现在只考察两部书，《史记》和《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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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31 《礼记》是大部头的儒家经典之一，由若干篇主要是讲述礼仪之用法的文章组成。它由汉代儒生集成，其中无疑包含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较早的文献记录。某些人有意图地想把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的产生时期归之于早至接近孔子的时代，因此，《礼记》中的某些部分一般被认为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材料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是书中的最好的那些部分，至少在后来也有过很多的重新编订和增补插入，这就使得它们值得大受怀疑。比如说，篇名叫作《中庸》的那篇文章包含有法家的思想，而根据另外的一些理由，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庸》之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后世的作品。[336]然而，从宋朝开始，《中庸》就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家“四书”之一，其他三部“书”是《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另一篇叫作《大学》的文章。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大学》是完成于很早时期的作品。[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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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33 《礼记》的其他部分也提到了孔子，但并未给人以多少的可信度。其中的一些有关孔子的观点可能是依据了真实的传统说法，可是，它们经过了那么多人之手，使得现存的表述形式颇为令人怀疑。其余的则是相当明显的纯粹杜撰。[338]《礼记》的那个长篇文章《檀弓》经常被作为有关孔子的可靠资料来使用，然而，尽管其中包含了一些颇为真实的资料，但整篇文章却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其中有太多不可靠的东西。比如说，其中所描写的孔子在其最后日子里的行为是一个牢骚满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讲迷信的老人的表现，这与《论语》相关篇章中所记载的身患重病时的孔子的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339]根据这篇文献的记载，孔子完全是按照汉代儒家君子的颇具贵族气派的准则而行事的。正如中国的批评家所指出的，这也是与《论语》中的孔子的行为相冲突的。[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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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35 出现在《礼记》中的许多地方的孔子并不是生活在鲁国的普通人，确切来讲，这本书里的孔子是在几个世纪的传统说法中被精细制作而成的圣人，以及儒家轶话中的英雄和神人。这样一来，《礼记》中孔子的一举一动当然也就像因循守旧的汉代儒生那样了。孔子先前被改宗道家和法家思想，现在则被改信了汉代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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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37 在这些著作的作用下，汉朝诸如此类的关于孔子的说法被后世之人认为就是孔子当年的真实情况。而在这些汉代著作中，没有一本能比《史记·孔子世家》编撰的孔子传记更有影响力。多半的中国及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个传记尽管有某些缺陷，但还是不失为我们现在理解孔子生平的基础。[341]这样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史记》中的这篇传记的首要企图，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把孔子的生平事件缀联为编年顺序。《史记》是由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共同完成的，他们两人都是汉武帝的廷臣，而这部书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并且正因如此，它“在中国传统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占据的位置仅次于正统的儒家经典”[342]。《史记》中的一些传记篇章无疑是文学佳品，在这些作品中，各种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行为动机，人物性格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偶然事件被津津有味地联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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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39 然而，与《史记》中的那些上乘作品相比，孔子的传记却是粗糙而杂乱的。在这篇传记中，并没有什么人物的动机，也几乎没有首尾一致的孔子性格的发展。事实上，它包含了一系列集自儒家、道家和法家资料来源的事件。对于这些不同来源的事件，作者既没有进行认真的批判考证，也没有把它们理顺为和谐一致的发展过程，而是以所谓的编年顺序杂凑在一起的。结果是，在整篇传记描述中，孔子像木偶一样地活动。时间和时代的错误并不是例外，而几乎是通则。孔子被描绘成与死去很久（有一次是100年）的人们交谈。有两个人（被认为是他的第一批弟子）据说是受人劝导而跟随孔子学习的，然而，他们却在尚未出生时就在孔门实际求学了，这显然有悖史实。作者似乎没有能力记住故事中的孔子到底身在何处。他说孔子离开了某国，然而却继续讲述他在这个国家的行动，随后又突然讲述了孔子在另一个国家参与了某件事情，但却没有提过孔子已经到了那个国家。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在《孔子世家》中发生的事件的年代又经常不同于《史记》其他篇章的记载。[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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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41 这个孔子传记也充满了荒唐之事。一位负责军事的大臣（宋国的司马）想杀死孔子，但却使用了一种新奇的方法：他砍倒了这位圣人在下面讲过学的一棵树。但是，尽管发生了这种危险事情，孔子还是悠然而去，而这个阴谋策划也就这样被挫败了。虽然这篇传记中有上述的这些不足之处，但是，如果它所描绘的是关于孔子的一幅前后一致的、可以令人相信的人物图画，并且能与像《论语》和《孟子》这样的较早作品合理地保持一致的话，这可能还是一个让人基本可以接受的传记。但它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它所表现的孔子是一位明察秋毫的圣人，并且经常是冗长地讨论超自然的东西，这当然就与《论语》的记述发生了直接的冲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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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43 《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多半故事肯定是采自其他著作。作者把这些故事合在了一处，并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是根据某种既定的手法编辑而成的。根据这种编辑手法，作者巧妙地并且几乎是难以让人觉察地有意破坏了作为一个可钦可佩的个人的孔子的品格。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传记中，孔子被描绘成了说谎者。作者先引述孔子说的两段话，肯定了孔子对于军事活动一无所知，但在这两段之间，作者却又引述孔子弟子冉求的话说，孔子教授过冉求军事谋略。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被描述为公然毁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当子路对此感到震惊并表示反对时，孔子被认为是这样作答的：“那是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言；神灵对此并不在意。”[345]然而，一些学者的考证结果是，这个事件是没有历史依据的。[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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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45 这部传记中的许多事情显示出了隐含的但却确实是对孔子含有敌意的看法。这一点在它转引《论语》章节的选择上是非常清楚的。这些章节的内容都是与历史事实相抵触的，比如它作为精华地引用了《乡党第十》中的一节：“如果席子不摆正，他就不坐下（席不正，不坐）。”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使孔子在2500年中受人爱戴的那些亲切、真诚和有人情味的章节。可以说，这部传记中所引《论语》的章节中几乎没有一条是这样的。[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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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47 为什么这个传记的品质如此低劣呢？钱穆力图用归咎于后人对原初文本的改变和插入来解释它的不足之处。[348]这个传记的原文肯定被窜改过，[349]但这并不适合于解释如下事实：它甚至没有一本良好传记的痕迹。当崔述说这个传记“十之七八是诋毁”之时，[350]他非常突出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这本传记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确是贬损了孔子的名誉。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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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49 《史记》的两位作者都是汉武帝的朝臣。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人物，在收入《史记》的一篇论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儒学。[351]至于他的儿子司马迁是否也是道家人物，学者们是有意见分歧的。不过，有证据表明，司马迁至少是有这方面的思想倾向的。[352]然而，我们无法区分这部书的哪些部分是父亲写的，哪些部分是儿子写的，这个无法逾越的困难使得批评家们各取所需地来证明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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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97751 尽管不能确定究竟是父亲还是儿子主笔撰写的《孔子世家》[353]，但是，从它选取的事件和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传记大量吸收了道家著作并体现出了许多道家思想。它记述说，孔子找到了道家圣人老子，并受到老子的训导。这个事件并不是历史事实，它的首创者可能是道家著作《庄子》的某一篇章的作者，其目的是提高道家的声望，损害儒者的声誉。[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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