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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武帝来讲，儒生们确实是让人头疼的，这种感觉与当年的秦始皇一样。但是，汉武帝很熟悉秦始皇这位专制前辈的经验，那就是，只要儒生参与了对他的王朝的破坏活动，他就镇压和处死他们。但是，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整体策略显然是更为巧妙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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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这些策略明显地表现在了他对待儒家学者董仲舒的态度和做法上。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知名学者。在上一代皇帝的统治下，汉朝廷发展出一套制度，就是让各级地方政府把学者们从全国各地推荐到朝廷做官（举贤良文学之士），有时还要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者才加以任用。汉武帝继位初年，董仲舒是几百位被推荐给朝廷并由皇帝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的学者之一。这场考试和董仲舒的答卷被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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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考试中，汉武帝开头就说，他最勤奋地专注于思考关于良好政府的问题，但当他考究以往的历史进程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是否可以说认真仔细地“效法上古之制是无益的”。他希望聚集而来的学者们就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评议，而不要有任何隐匿。[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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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在他的答卷中告诉皇帝说，他根据《春秋》的例证发现了治国的方法。他解释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唯一必须要做的是观察自然现象，并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寻求与自然现象的警示保持一致。如果政治无道，上天就用降下比如洪涝、饥荒或冰雹之类的自然灾害来警告君主。他坚持认为，《春秋》这部书就包含了关于政治哲学的深奥学说。他引述该书的话说：“在春天，第一个月（正月，‘春王正月’）是由皇家历法规定的。”[307]依靠一个双关词语——“正”，董氏解释了这类字的深刻含义。[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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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也激烈批评了政府管理，认为汉代保持了秦朝法家的做法。“现在的做法是，废除那些运用先王之德教的官员，把对人民的治理完全交给了那些使用刑法的人的手中——这就不是完全依靠刑罚治国了吗？孔子说：‘不首先教育人们就把他们处死，这是残酷虐待的行为。’”[309]尽管董氏接着就用对皇帝之德的称赞弱化了这种批评，但他还是主张，如果没有合适的教化，其他的政治作为都是无济于事的。他提出应该为此目的而建立一个国立大学（太学），并要求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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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并不十分满意这样的回答，所以，他要求把这场考试继续进行下去，并写下了一个具体的批评意见。他说，受到学者赞誉的先王们事实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治国方法。这些治国之道，有的是积极进取的，有的是宽松无为的；有的时候使用严刑峻法，而在另外的时代，监狱却是空空荡荡的。汉武帝说，他对此大惑不解。他说，学者的论文并没有给予他多少帮助。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的建议“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难于付诸实施的”。他要求他们再来一次。[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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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董仲舒还是以同样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策对。他认为，圣王之间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他再次主张，为了造福于人民，应该设立太学，以便支持学者的研究和教学。他也提出，应该建立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以便任用良好的官员。皇帝对此回答还是不满意，他说，学者博学于古，但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对当今的事务却那么糊涂呢？”[311]他再次要求他们做出回答。董仲舒重申了他的主张：过去与当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也再度抨击了政府的一些措施，谴责了暴虐的执法。董氏认为，皇帝宠信的官员靠着从事只能由政府掌握的垄断贸易而发了大财，但人民却饱受折磨。最后，他请求禁止除了儒家学说之外的其他所有学说。[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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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换了秦始皇，会因为这种批评而活埋了董仲舒。但汉武帝并不想让这样一位杰出的儒生成为殉道者。汉武帝有更好的办法，他给了董仲舒一个高的官职。但是，我们一定得问一问，这是个什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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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有一位兄长，他的封国在东南地区。这位兄长是个武夫，一个喜欢招揽刺客的狂妄自大的寻衅滋事者。要是让他待在皇帝身边，肯定会招惹出种种麻烦。汉武帝派董仲舒去做这位兄长的丞相，也许认为把这位喜欢布道的学究派到他的傲慢的兄长那里肯定是个极有趣的玩笑。另外，既然这个封国之王经常杀掉那些惹他不悦的大臣，汉武帝很可能也希望，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必见到董仲舒了。如果武帝真是这样想的，那他就错了，因为董氏最终驯服了这头“狮子”，并在他的职位上大获成功。后来，由于董仲舒的一个政治对手的怂恿，汉武帝又把董仲舒派到了另一个封国，而这个封王是汉武帝的一个更为残暴的兄长。这一次，董仲舒不久之后用辞职救了自己的性命，理由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此后，董氏以一位退休学者的身份赋闲在家。武帝倒是不断派使者来向他请教对国事的意见。可是，这位皇帝是否会按照董氏的意见行事却是令人怀疑的。[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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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免受董仲舒的执着抗争的严重打扰，同时，武帝不仅避免了使董氏成为烈士，而且还享有这位著名学者的保护人的美誉。事实上，这位皇帝还曾宽宏大度地“救了他的命”，那是因为董氏写了一部“愚”书而被判死刑，而武帝则赦免了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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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主持的另一次考试策问也被保存下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喜欢的那种儒生。这次是对公孙弘的策问。此人年轻时是个监狱看守，但却因为某次失误而丢掉了这个职位，并且不得不去养猪。他40岁时开始研究《春秋》，60多岁时因被举荐而得到了官职。他因为轻率地不迎合汉武帝的看法而被免职，但随后又一次受到举荐，并在公元前130年得到了策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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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策对中，汉武帝虽然使用了儒家的语言，但却是明确地为学者们表达非儒家的观点开了一个头。他问道，为什么在古代圣人的治下还有灾害？而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行又如何才能付诸实施呢？[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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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以正统儒家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策对，强调的是诚信的重要性。然后他列举了“政治的八项原则”，不过，他的这些原则中的后两项——罚和赏——明显是法家的主张。由此开始，他的文章读起来像是一篇法家的文章。他也叙述了仁、义、礼、智等儒家四德，但其用词更像是法家的而不是儒家的。他使用的多数专用术语直接出自《韩非子》。他认为，为了治理好国家，国君必须立法，并使用“术”（法家词语）。君主必须“垄断控制生死的手柄”（《韩非子》第48篇中一节的意释），并严格保持君主个人对政府的控制。[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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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策对之名次的官员无疑很反感公孙弘的这篇隐藏着法家真义的文章，就把它列在了一百多篇对策文章的最后。这个排序发生在把这些文章送交汉武帝审阅之前。可是，汉武帝却很欣赏公孙弘的文章，并在审阅后把它的排名挪至首位。[317]这一做法并不令人惊讶。到那时，汉武帝实际上是越来越厉害地使用着法家之术。早在他考查董仲舒之时，汉武帝就显示出了对于《韩非子》的相当了解。[318]几年之后，在一份诏书中，汉武帝引用了法家人物李斯的奏议和《韩非子》，[319]但却并没有明确提及每次引用的来源。因为在当时，承认自己是法家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而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是很机敏的。但他在私下里却无疑越来越倾向于这个方向。如果他不想暴露自己的意图，他就不过是遵从了《韩非子》的告诫：“君主一定不要流露出他的思想。……听到了却没听到，知道了却不知道。”[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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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所以喜欢公孙弘这位前任狱吏，是因为公孙弘事实上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了法家的作为，[321]但他的真正被看重，是因为他名义上还是儒生。身在汉武帝朝廷做官的史学家司马迁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说，令汉武帝极其满意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公孙弘“能用儒家的学说装饰政府管理中的法制和官吏作风”。[322]埃森·盖尔（Esson M. Gale）在写到前汉皇帝特别是汉武帝时指出，尽管“在实际的治国之道上，他们恢复了秦朝法家政治家的令人沮丧的政策”，但为了取得声望，“他们用了一些与‘儒学’相一致的东西来装点门面”[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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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虚饰门面而言，像公孙弘这样的纯粹徒有其名的儒生是完美的材料。在某些时候，作为对汉武帝剧烈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反对，公孙弘立场坚定并在某一场合得到了汉武帝的让步。[324]可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双方看法不一致时，汉武帝则完全不理会公孙弘的意见。公孙弘小心翼翼地很少表现出这种不一致，并且从未与皇帝有过公开的争执——这确实与孔子的告诫背道而驰。在《论语·宪问十四》中，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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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可能认识公孙弘，他称公孙弘“是个多疑之人，外表上宽宏大度，内心里却诡计多端”。他假装与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很友好，但到最后总是要施以报复。[325]像董仲舒这样的耿直儒者，则称公孙弘为阿谀奉承者。据记载，某位学者就是因为对公孙弘的逢迎拍马发出了公开指责而获得了极大的名望。可是，公孙弘的行为极端小心，人们根本挑不出他的毛病。他的孝行已经无以复加，他的生活也极其俭朴，还因为用自己大部分的薪俸帮助别的学者和朋友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誉。[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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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很快便提拔了公孙弘。在几年之内，他就位居众官之首，做了丞相，还被封了侯（平津侯）。这种没有先例的提升给所有儒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公孙弘又成功地（而董仲舒则失败于）让皇帝建立了一所太学，这就意味着50多位儒生获得了生活保障。[327]这显然有利于“精明的”儒生与帝国政府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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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孙弘平步青云（他周围却有许多人身首两分），并且一直担任丞相到他自然死亡，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政府中发挥过任何有效的作用。相反，他显然是汉武帝个人专制统治的合宜的“儒家”装饰。[328]在汉武帝的手下，另有一些人帮助其建立和贯彻他的实际的治国计划，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占据着政府的高位。汉武帝真正能听得进去的谋士是那些精通财政、刑法和军事的人，亦即熟知皇帝的政治利益领域的人。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位是桑弘羊。桑弘羊是个公认的法家人物，他称赞秦始皇，瞧不起儒生，甚至轻视孔子本人。[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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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桑弘羊这样的官员们的辅佐下，汉武帝推行了以下的治国之道：帝国主义式的征服，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以及对人民的法家式的压制。汉武帝的军事措施起初以蛮族的威胁作辩解，后来则扩张为好大喜功的开拓疆土。这样的南征北战耗尽了国库。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建立了对生活必需品（如盐和铁）的经营垄断权，货币也被贬值。为维持“纪律”，法令和惩罚成倍地增加；为充实国库，就提高地租并增加新的政府奴隶。官员们因得不到薪俸而无法生活，这种状况逐渐习以为常，以至于没有什么人再想做官了。汉武帝后来又建立了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一个已经被任命做官的人，为避免其清白受到怀疑，就得付钱给政府。[330]这些给国家带来了权力和光荣的措施，意味着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是，对政府政策的任何批评或“妨碍”，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331]到了汉武帝长期统治的末期，对政府的不满引发了暴乱。有趣的是，这种暴乱在孔子家乡一带很盛行，而事实上这是当时的中国最儒家化的地区。当政府对这种暴乱予以镇压时，通常都会处死上千人。[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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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汉武帝像秦始皇那样仅仅依靠武力并且不在乎公众意见的话，很怀疑他还能维持他的权力。不，他不是的。汉武帝制造了极大的仁慈的借口，把他的意在巩固自己之权力的种种行为说成是有着最大的利他主义动机。他的最精明的消除公众怨恨的做法就是对大批儒生的支持和资助，这些儒生中既有政府官员，又有享受国家津贴的学者。秦始皇活埋儒生，汉武帝则尽力用糖浆糊住儒生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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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从此时起，研究儒家经典的人数骤增。一位汉代史学家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因为现在这无疑是升官发财之道。”[333]然而，在这种动机下，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的新加入者，都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对当局的顺从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转向了“安全”的研究和主张，远离对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危险”的批评，这种表现成了那个时代的儒学的特征。汉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擢至第一名的行动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通过这样的例子，政府显示出了它是如何看重正确观点的。所以，儒学内部早就在很好地进行着的专注于古书的研究是个相对无害的追求，政府则利用在策对中强调文献之重要性而对这种研究加以鼓励。沙畹写道，正是从汉武帝时代起，“中国思想界开始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在古典文献中寻求所有的智慧原则”[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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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研究非儒家经典的学者倒是没有得到官方的任用和提拔，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起到维持儒学纯洁性的作用，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有大批的学者，虽然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别处，却想方设法变成了专业儒生，接着就用他们原初的道家、法家或其他哲学的立场来解释儒学。还不仅仅是这些。正如胡适所指出的，汉武帝统治下所产生的这种儒学事实上是“一种合成的宗教，其中混杂了无数的民间迷信和礼仪崇拜的因素……上面薄薄地覆盖着儒家和早期儒家经典的伪装，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显得受人尊敬并具有权威性”。但是，“这种儒学根本不是孔子所教导的或被孟子哲学化了的学说……”[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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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断无疑是真实可信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流行在汉代的孔子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此后千百年间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甚至在当今时代，人们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影响。实际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思想界的一切事情都受到了当局的左右，包括那张隔在我们与任何对孔子的真正理解之间的不透明的幔布。我们在此不必在意那些包括超自然事物在内的传奇的丰富发展，比如那些声称孔子出生时有龙和精灵在天空盘旋的故事，这些传说本身就是不可信的。但是，出现在汉代著作中的孔子的其他故事，尽管它们事实上简直是不能相信的，却仍然为人们所接受。作为例证，我们现在只考察两部书，《史记》和《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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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大部头的儒家经典之一，由若干篇主要是讲述礼仪之用法的文章组成。它由汉代儒生集成，其中无疑包含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较早的文献记录。某些人有意图地想把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的产生时期归之于早至接近孔子的时代，因此，《礼记》中的某些部分一般被认为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材料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是书中的最好的那些部分，至少在后来也有过很多的重新编订和增补插入，这就使得它们值得大受怀疑。比如说，篇名叫作《中庸》的那篇文章包含有法家的思想，而根据另外的一些理由，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庸》之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后世的作品。[336]然而，从宋朝开始，《中庸》就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家“四书”之一，其他三部“书”是《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另一篇叫作《大学》的文章。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大学》是完成于很早时期的作品。[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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