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097632e+09
1702097632
1702097633 在临死之时,项羽宣称:“是上天毁灭了我,我没有犯过军事上的错误!”令他一直都不能理解的是:尽管他战无不胜,为什么那些支持过他的人都逐渐离他而去?但其他人却是能够理解的。在下一个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做法,其实是要用残暴的力量征服和治理天下。”[274]
1702097634
1702097635 要做一个相对的民主统治的斗士,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的角色。在那个时代,这一角色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汉高祖。汉高祖本是个农家子弟,既懒惰又傲慢,是那种“不是被推上绞架就是要登上王座”的少年。因为具有领导才能,他担任了管理几个村庄的小官。不幸的是,他还是一不小心犯了“罪”,根据秦律,他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于是,他就逃到荒山野岭,成为匪首。反秦革命爆发时,他加入其中,并被推举为将领。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和项羽打了4年多的仗,以决定谁来做皇帝。
1702097636
1702097637 最初,项羽占有优势,他拥有较大的权威,控制着更多的军队,也比汉高祖更有军事谋略。但是,汉高祖更为明智,这使他情愿并且急于得到别人的良好劝告,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在他的部下和普通百姓中取好。汉高祖通过多种方式使人民感觉到他是他们的朋友。项羽一直在劫掠和屠杀人民,而汉高祖则尽力约束他的士兵,要求他们善待人民。汉高祖每到一个城邑,就召集当地的老者座谈,向他们解释他的目的,以便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基础。他给他的士兵提供棺木,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家乡。他做了皇帝之后,就解放了“那些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275]并一再宣布种种大赦和免除赋税。他允许人民使用那些秦统治者对他们关闭的猎场和鱼塘。所有这些都与秦朝皇帝和项羽的做法形成最尖锐的对比。
1702097638
1702097639 汉高祖能够较为令人相信地做一个“普通人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并且自己也从未忘掉这一点。他的源于普通之人的粗鲁作风明显伤害过有教养的人,但他无疑也使他的大多数臣民很快活。一位官员为他建造了一座巨大而奢华的宫殿,他反对道:“许多年来,天下充满了受苦受难者的呼号。……为什么你要建造这些超出标准的宫殿呢?”[276]这些话语中透露出了真诚的声音。
1702097640
1702097641 汉高祖并非因此就完全成为一个可钦可佩和仁慈宽厚的人。他是个机敏的政治家,能够无情地消灭那些他认为威胁到他的权力的人。但他也有足够的精明,懂得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权威,就不要让人觉得他是专横的和暴虐的。在以前的统治者们激发恐惧的地方,他尽力制造友情;在他们惩罚不忠者的地方,他经常尽力以宽厚去化解或缓解之。[277]
1702097642
1702097643 当汉高祖第一次占领包括秦朝都城咸阳在内的关中地区时,这个基调就已定下。他可能想过用利剑对待当地的居民(后来项羽就这样做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宣布他要废除秦朝的法律。他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在秦律下遭受苦难的日子已经够久的了。……我就将与你们约定一个新的法律规章,它有三项条款。”[278]在此,重要的词语是“约定”。因为是对秦朝人的重新征服,汉高祖完全可以如人们预料之中的那样制定法律,但他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们的“约定”。在此问题上,当时的民众根本没有真实发言权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汉高祖对民众的这种态度是没有先例的。在随后的日子里,汉高祖又让他的官员在每个地区挑选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让他们代表当地民众说话,并辅助行政官员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推动与项羽进行斗争的宣传。然而,不管怎么说,民众在政府中还是有了一定的发言机会。[279]
1702097644
1702097645 在得到江山之后,汉高祖曾当众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谋士、大臣和将军们,并声称他自己只有判断形势的能力以及用人的才能。[280]甚至在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已经稳固之后,他还坚持这个托辞。这种说法至少是说他奉行的不是他自己的冲动而是别人的建议。当然,处在像汉高祖那样的地位,如果他要得到他想要的建议可能并不困难,但是,这种做法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政治原理(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就是,“皇帝自己不管理日常工作,但他挑选和监督他的大臣,让他们去做……”[281]在紧接着汉高祖的几个汉朝君主的统治下,这项原理从理论上限制了皇帝在实际政治中的绝对权力。当然,这种原理是相当儒家式的。
1702097646
1702097647 德效骞指出:“汉高祖的登基标志着儒家思想的胜利,这种思想是说,帝国的权威是有限的,它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其权力,并且应该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这就超越了法家的专横和绝对君权的观念。”[282]他指出,汉高祖开始时是一个轻视儒生的粗鄙的农民,但是,他最终却身处儒家影响的漫长历程之中,而儒生们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283]汉高祖可能从未克服掉某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对书呆子的猜疑。[284]然而,他的一个弟弟——一位随荀子弟子学习过的儒生(刘交),却是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而他的一些最好的谋士也是程度不同的儒家人物。他们一直以非凡的努力使他们的君主儒家化,有一位(陆贾)甚至为此目的而写了一本书(《新语》),并深得汉高祖的欣赏。[285]既然汉高祖认为纯粹的学究没有什么用,他也就不会与这样的学究相处。但是,大部分能使汉高祖接受其劝告的儒士都谙熟社会常识及其作用,能够为汉高祖出谋划策。毫无疑问,正是后一种事实才吸引了汉高祖。
1702097648
1702097649 在与项羽的长期斗争期间,有人劝告汉高祖(其用语使人骤然想起《论语》和《孟子》的语言),要宣称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对手的圣战。汉高祖马上依计而行,发布了一个公告,断定项羽是“无道”的。用这种方法,汉高祖能够为他的事业招集无数的归附者。以汉高祖的名义发布的另外一些公告也具有明显的儒家倾向。另外,这种儒家倾向还真实地表现在他的属下请求他做皇帝的话语中。对于这个请求,高祖在以贴切的自贬语言作了一番推辞之后,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接受了下来。[286]
1702097650
1702097651 汉高祖之所以如此让步于儒学,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将是深得人心的,因而也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麻烦的时候,高祖确实认识到,儒学的这一特点已经变得特别清楚了。事情的起因是,高祖显然逐渐不喜欢他的妻子吕氏了(她后来表现为一个极端残忍和疯狂复仇的人)。而且,他也担心他的儿子太软弱(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他想改变君位继承人,但却受到了大臣们大规模的劝阻。这种劝阻的出现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某些没有被高祖本人吸引过来的儒生(“商山四皓”)现在成了太子的支持者。德效骞说:“因此,高祖最终屈服于儒学的影响力了。”[287]
1702097652
1702097653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派别的哲学家都被弃置不顾了。道家思想尽管到此时更缺乏哲学味道而成了种种粗陋迷信的混合体(即“黄老之学”),但在当时的社会和思想领域中仍然是重要的思想潮流,甚至在前汉时代的某些时期,这种思想还在宫廷中占据了优势。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都被朝廷所容纳。法家思想虽然从未形成一个受到广泛拥护的“学派”,但却依旧是政府的许多实际政策的思想基础。苛繁的秦律在大部分地区仍然有效,尽管高祖也曾发布命令废除这些法律。例如,禁止拥有书籍的法律,直到他死后才被取消。
1702097654
1702097655 实际上,政府必不可免地仍旧实施着法家的治国之道,因为儒者没有治理一个大的中央帝国的经验和方法。官吏的使用和具体的管理措施不得不沿用秦朝的惯例和制度,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许多工作作风依然是秦法家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被清楚地划归为儒生或法家人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儒家哲学早已开始承受其对手的巨大影响了。
1702097656
1702097657 不过,儒学思想的影响力在稳步增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儒生是宫廷礼仪的保存者,为此,即使是粗野的农民汉高祖,最终都认识到必须得召见他们,以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长处。更重要的是,儒生几乎是古代文献和文化的唯一的看护人,所以,他们通常会是年轻皇帝(太子)的私人导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力易于代代增长。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主张建立相对温和的甚至是相对民主的政府,反对暴虐的和专制的统治。尽管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像《论语》和《韩非子》这样的书,但他们对于温和之政与暴虐之政之间、对于轻徭薄赋与实质上的剥夺其生计之间的不同,却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就有许多儒家学者告诉他们说,在上述的不同之中,前者是古代圣人和孔子的方法,后者则是法家和秦朝的做法。另外,许多儒生出身贫贱,[288]这使得他们的言语能够被人民所接受。
1702097658
1702097659 在汉高祖之妻吕后(雉)的家族企图继承王位时,汉王室建立起来的民心所向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出来。汉高祖死后,吕后逐渐巩固了她的家族在朝廷之中的权力,并最终利用欺骗性的手段,让吕氏家族中的一个人(据说仅仅是个婴儿)做了皇帝。可是,大臣们并不认可吕氏的这个举动。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下问题:帝国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呢,还是只有得到了大臣们的同意,这种权威才能贯彻执行?当吕后在公元前180年死去时,她的家族与汉室之间立刻爆发了冲突。此时此刻,一支部队中普通士兵的忠诚成了问题的关键。士兵们被要求在吕氏和刘氏两个家族之间做出选择,结果是他们宣布忠于刘氏的汉室。[289]接下来,大臣们就全部消灭了叛乱的吕氏家族,并邀请汉高祖还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代王刘恒)来首都继承皇位。这位皇子害怕这是个阴谋,但他的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必害怕,因为有以下理由:“汉朝兴起之时,去掉了秦朝的苛刻而令人烦恼的东西,减少了一些法律和条令,并表现出了他的德行和仁慈。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并且任何力量都难于动摇他们的忠顺。”这位官员提请皇子注意这样的事实:普通士兵都宣布忠于汉室。他又劝说道:“即使大臣们想改变(汉室),普通百姓也不会答应让他们役使。……您的贤明、您的圣德、您的仁厚和您的孝顺(所有这些都是儒家的美德)是哪里都知道的。因此,大臣们是根据普天下人的愿望而自愿欢迎您并要您继位的。”这位皇子终于继承了大位,成为汉文帝。[290]
1702097660
1702097661 在所有的中国皇帝中,汉文帝很可能与孔子最为投缘。这并不是说汉文帝是个教条式的儒士。汉文帝不是这样的儒士(孔子也不是这样的的儒士),但是,他的治国精神却真的是孔子式的。[291]德效骞认为:“汉文帝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儒家学说,认为统治者就应该为他的臣民谋福利,并把儒家学说付诸实施。他减少税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节约个人开支,避免任何形式的好大喜功。……他请求人民对他的施政提出批评(他的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他还寻求有才能的平民帮助政府机构工作。他……对饥荒和经济萧条极其忧虑,甚至取消了耕种田地的土地税,而他的继任者则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以前的做法。”[292]汉文帝制定了由政府开支赈济饥荒的具体措施,并为上了年纪的人提供养老金。他为了这些目的而使用的方法部分仿效了《孟子》推荐的做法,他的一些诏书也引用了这本书,尽管没有直接点出书名。[293]他颁布了一个解放政府奴隶的诏书。[294]他取消了对批评政府和皇帝的人施以处罚的法律,认为这样的法律使得君主不可能“听到对他的过错的议论”。他废除了毁伤肢体的刑罚,并大力整顿司法秩序,使死刑在当时变得很少见了。他严肃认真地考虑过把王位传给他能找到的最有才干的人,而不是他的儿子。根据他颁布的遗诏,他的葬礼要精简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不希望因为他的丧葬搅扰人民,并认为他的死应该使人感到喜悦而不是忧伤,这是因为他做到了不犯严重错误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295]
1702097662
1702097663 这样的一个皇帝似乎是好得有些不太真实了,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样的场面是真实可信的。汉文帝在位期间,人民的生活无疑比过去(或不久的将来)更能过得下去了。整个国家繁荣昌盛,人口稠密。然而,如果说文帝是讲究道德的,那么,他也具有儒学的不足。尽管孔子不是绥靖主义者,但他还是更信仰道德的主动力量,而不是被迫做出的保证,而在儒生们那里,这种信仰变得很高大。汉文帝止住了国家在社会安定和经济活动两方面的衰退,而西北的匈奴则利用这种内强外弱的形势,日甚一日地展开了深入内地的武装袭击。
1702097664
1702097665 汉文帝是很迷信的,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半儒生相区分。在他的朝廷里,既有儒家学者,也有其他哲学派别的学者,而且他还任命了一位法家人物做太子的私人导师。[296]但这位继承人(汉景帝)在位时的表现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只有以下事实除外:在他的法家导师的鼓动下,随着帝国政府实力的大增,曾以某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存在于汉代的封建主义几乎被扫除干净,再也不是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了。可是,下一位皇帝,他在位初期却是处在强大的儒家势力的影响之下的,这位皇帝就是声名赫赫的汉武帝。
1702097666
1702097667 汉武帝是所有中国皇帝中最重要的几位之一。他在位期间对儒学的历史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他使儒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这一举动堪与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对基督教的信仰相提并论。汉武帝[297]受过很好的文学训练,他的诏书具有明显的儒家偏向。这些诏书一再讲到他对普通大众的关切,强调了礼、乐和学习的重要性,还引用了《易经》和《论语》。[298]在他的文化政策激励下,人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
1702097668
1702097669 在他继位的头一年,汉武帝批准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提议:在一批被推荐做官(“举贤良”)的学者中,去掉了那些研究法家学说的人。他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的每一部经典都设立了“博士(博学的学者)”的官职,并为每一位博士提供了教授50名学生的生活费用,而这些学者则是朝廷中的官方学术代表。这项政策为帝国大学(太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政府中的大半低级官员都要从太学那里选拔,这个事实确保了政府能够日渐被儒学所渗透。汉武帝在位时,还利用不断考试的方法选拔有学识的人员进入政府,他还给孔子的两位后人封了官。他任命的政府宰相以前是猪倌,而现在却以其对《春秋》的精深研究而获此殊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学者都把汉武帝的在位时期确定为儒学的凯旋时代。
1702097670
1702097671 然而,与秦朝以来的政府相比,汉武帝的统治也是更为集权、残暴和专制的政权之一。汉武帝反对以前的宽松统治,因为他认为,在较为宽松的政策之下,帝王不得不严重地屈服于大臣的劝谏。所以,汉武帝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把政府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既然在这种倾向明确出现的同时,儒学也逐渐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那么,就无疑会有大量的学者(包括某些最具批评精神的学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并且是一直这么认为),那种认为皇帝应该进行专制统治的理论是儒学的学说。其实,在汉武帝朝廷中,有一位并非儒生的高级官员就声称,在儒者看来,“君主定调,大臣奏乐;君主前行,大臣随后”[299]。
1702097672
1702097673 从汉武帝时代以来,许多儒者确实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较早的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被曲解为抱有这种态度。因此,既然汉武帝的统治对于人们如何解释和理解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就必然要求我们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审视在这个时代实际发生的事情。
1702097674
1702097675 汉武帝15岁时登基。那时,他的主要大臣都是儒生。正是在这些儒生的影响下,汉武帝去掉了被荐做官的那些法家和别的学派的学者。这些儒生大臣还把一位受人尊敬的儒者(申公)请到朝廷,而武帝则向他请教如何治国。但这位老学者有些奇怪,他曾被一个皇亲严厉惩罚过(可能是宫刑)。他简短地回答说,搞政治是行动的问题而不是多说话的问题,而这位少年人君此刻正热衷于文学研究。汉武帝虽然被这种回答给触怒了,但还是很客气地招待了这位年迈的客人。[300]不久之后,儒家集团就被皇太后剥夺了权力,而这位皇太后是道家的信徒。尽管在不久之后,特别是这位皇太后死后,儒生们又回到了朝廷的高层职位中,但汉武帝对儒学的热情却变冷了。
1702097676
1702097677 汉武帝对于儒学之态度的变化是有几个基本原因的。除了与宫廷政治中的争权夺利不无关系以外,儒学的一贯主张也是重要原因,那就是:君主的职责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幸福,一旦他不去这样做或不能这样做,他就不配在位。这种学说为革命者所用,并且汉王朝的缔造者也曾使用过这种思想。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学说对于当朝的皇帝肯定也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如果他想要进行专制统治的话。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的朝廷中,一位道家人物主张:古代圣王们(他们是受到儒生赞扬的历朝历代的缔造者)事实上只是弑君篡位者。一位儒生就此问道:这样一来,汉代缔造者的地位会是什么样的呢?汉景帝马上制止了这场辩论,这就强烈地暗示着,那些避开这个主题的学者会寿命长一些。一位当时的史学家写道,“从此以后,没有学者胆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尽管那位同样率直的儒者被推荐给了汉武帝,但他在汉武帝的朝廷上却并未得宠。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301]
1702097678
1702097679 所有伟大的儒家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明确主张,君主应该把政府行政管理托付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大臣,而这些大臣则必须首先忠诚于原则,忠诚于大道,而不是忠实于君主个人。他们也都认为,如果君主行为不当,称职的大臣就应该站出来反对。[302]对于一个像汉武帝那样日渐表现出专横和暴虐倾向的人来讲,这种主张自然是令人厌恶的。
1702097680
1702097681 不过,假如儒生们真的具有实际管理政府的能力,他们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们早已逐渐专注于纯粹的书本研究了,这与孔子的明确警告是背道而驰的。[303]这样的儒生还深深地沾染上了道家形而上学的习气,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管理政府的技能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魔法体系。儒家的敌人,有时甚至是儒家的朋友,都把这样的儒生看作是思想狭隘的学究,认为他们要么是没有经历过政治实践的训练,要么是对于管理伟大帝国所必需的政治事务缺乏理解。[304]儒生们也轻视了王国周遭蛮族大兵压境的真正危险,还把汉武帝雄心勃勃的军事策略谴责为使国家不必要地陷入穷困的纯粹的帝国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皇帝一门心思地增进他的德行,并支持和偏爱像他们这样的儒生,蛮族之人就会甘愿俯首称臣。[305]
[ 上一页 ]  [ :1.702097632e+09 ]  [ 下一页 ]